方法论：如何牢牢把握主动权？

我们总是希望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的，大家如果注意观察和感受就会发现，一个人绝大多数的痛苦都来源于自我的失控。什么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完全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事事都失去了主动，处于完全不受控的被动之中。

你看我们生活中那些描述痛苦的词汇，无力感、沮丧感、受挫感、失败感等等，其实这些词汇的背后都指向同一个归属，就是你失去了自我的主动权。

当然，漫长的人生里，处于被动是常有的事，这就好像《毛选》里提到军事上的主动权是一样的：

“被敌逼到被动地位的事是常有的，重要的是要迅速地恢复主动地位。如果不能恢复到这种地位，下文就是失败。”——《毛选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所以，我们这篇文章就来聊一聊《毛选》里的方法论，即：如何牢牢把握主动权。

一、

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我们在某件事上处于被动地位，这种被动地位一定是伴随着在此事上的弱势地位而发生的。

比方说你做一个项目，如果说你把这个项目的特点、性质全都摸透了，然后对于做好这个项目所需要的种种资源你一样不缺，那么这就等于你在这个项目中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事情自然也就容易办了，你也不可能被迫处于被动地位。

但是现实是，处于绝对优势地位的时候是很少的，我们会在很多事情上遇到处于弱势地位的时候，或因对事物的认识不足，或因缺乏种种促成事物发展的资源和条件，这个时候就特别容易造成处处被动的局面。

这一点就连王思聪也不例外，否则他也不用自我感动到去输“想你的液”。

但是如何从这种弱势地位中挣脱出来，使得自己摆脱被动，取得主动权呢？

《毛选》里提供了最好的办法，那就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这句话的精髓就在于：把战略上的弱势，转化成战役上的优势，通过在战役中取得许多局部的压倒敌人（困难）的优势地位和主动地位，就能逐渐地造成战略的优势和战略的主动地位，战略的劣势和被动地位就能脱出了。

1965年3月，毛泽东在会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团成员的时候，提到战略指挥的艺术时，就曾经专门说到：

“打仗的办法就是两条，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什么军事道理，简单地说就这么两句话。什么叫你打你的？就是他找我打，但他又找不到，扑了个空。什么叫我打我的？我集中几个师，几个旅，把他吃掉。”

这句话理解起来其实并不复杂，其核心就在于当我们面对巨大困难的时候，当我们在这种困难面前毫无办法，只能处于被动挨打局面的时候，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去试图一次性、全面性的解决掉所有困难，而是必须学会拆解困难，实行暂时的战略退却，将困难切割成若干小块，然后集中力量，一块一块的吃下去，战胜它。

二、

制定全局计划

其实将困难进行分割，某一时间段重点解决其中一小部分，这并不是什么复杂的道理。

可是实际操作起来，很多人往往也是无从着手，就如《毛选》中说的那样：

“集中兵力看起来容易，实则颇难。人人皆知以多胜少是最好的办法，然而很多人不能做，相反的每每分散兵力，原因就在于指导者缺乏战略头脑，为复杂的环境所迷惑，因为被环境所支配，失掉了自主能力，采取了应付主义。”——《毛选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现实确实如此，要想学会把困难分割成若干小块，并最终战胜困难，最基本的就是首先得对困难有足够的了解。

就说北京买房这事，假如你大学毕业了准备做一个北漂，这种困难到底有多大？

你怎么分割，才能最后实现你的目标？

或者说，你就算割上几千块，最后实际上也战胜不了买房这事的困难，那你怎么办？

所以归根结底，其实还是绕不开《实践论》论里提到的对事物的认识规律。

集中兵力各个歼灭的首要条件，就是你得首先确定到底要集中多少兵力？而你集中的这些兵力，到底足不足以实现各个歼灭？

毕竟有很多事情，不是你想分成几块，就分成几块的，常常有可能你一块还没吃下去，另外的麻烦就接踵而至了。

因此，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除了尽快学习和掌握我们所研究的事物的规律之外，另一个重要的解决途径，就是在做每一件事的时候，必须要有一个全局的计划。

就像抗日战争打持久战一样，从战役上来讲，自然是不断地创造局部战争的胜利，但是这种局部是包含在你的整体计划中的局部，你必须对整个战争的全局有所了解，才能把局部切割好，处理好，才能保证局部战役能支撑起实现全局胜利的最终目的。

这种全局的计划，也即是我们所说的战略计划。

战略计划的本质，在于对事物运动规律的把握，这是别人替代不了的过程，但是如何制定战略计划，其实也只是《毛选》中的四个字：全局在胸。

“没有全局在胸，是不会真的投下一招好棋子的。”——《毛选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而要做到全局在胸，必须时刻注意到两个方面。

其一：

在制定第一阶段计划的时候，必须计算到往后多个阶段，至少也要计算到下一阶段。尽管往后变化难测，愈远看愈渺茫，然而大体的计算是可能的，估计前途的远景是必要的。

因为任何事物都是处于运动和变化之中，第一阶段的计划的实行，往往会引起后面阶段的种种变化。

就比如农业合作化的解体，这看起来好像只是一件关于粮食产量、互助合作的事情，好像仅仅关乎生产力的问题，但其实是这种解体一旦发生，则必然引起集体经济的瓦解，农民政治组织的瓦解，那么这会引发哪些矛盾？矛盾是否可控？

不把后面几个阶段可能出现的情形考虑进去，那么等到下一阶段困难真的来临之时，则必然处处被动。

其二：

对事物既要有质的估计，也要有量的估计。质变是由量变而来，而量变又必然引起质变，因此如果忽略了质和量的估计，就失去了对事物整体的把握。

就好像林彪在辽沈战役最初，其实他是不愿意先打锦州，进而关上东北大门的。这里面林彪的谨慎其实是很有道理的，因为锦州外围工事修建完整，而一旦林彪大军集中打锦州，则其北面有卫立煌、廖耀湘两路大军，南面有傅作义大军可随时增援锦州，如果锦州再坚守不出，则东北野战军有被四面合围歼灭的巨大危险。

作为整个东北军的统帅，林彪的任何谨慎和担忧都是应该的。

而这里，考验的就是毛泽东本人对全局质和量的精准估计了，理论上说打锦州确实有被合围的危险，但是这种危险到底有几分？值不值得冒险？蒋介石大军是否都可以统一意识，统一部署，实现合围呢？

这就必须要求统帅对质和量有精准的把握，不仅看得到被合围的概率，还能作好万一被合围的打算，否则就不可能在诸多复杂而又危险的战局中，把握战机，把握主动，最终赢取胜利。

三、

为走直路，就必须会走弯路

上面说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制定全局的计划”，只是为了保证能够把握事物的主动性，变被动为主动。

但是还是有很多时候，因为战役没打好，计划不全面，从而导致战局失利的情况发生，这也是很常见的。

别说我们，教员的军事生涯里也有这事儿，就是著名的四渡赤水的第一渡。

对四渡赤水有了解的都知道，一渡赤水并不是计划好了的，而是因为在土城战役中估计错了川军的数量和质量，结果这一仗没有实现预期的目的，最终不得不暂时放弃北渡长江的计划，改为一渡赤水，向敌人兵力薄弱的云南扎西前进。

当敌军迅速向扎西合围之时，为了能改变红军所处的被动地位，于是毛主席带着军队迂回穿插、又连续三次往返赤水河，最终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当然，这一操作还曾被指责为“尽走弓背路”。

但是，有时候，为了改变被动局面，恰恰是需要走弓背路的，毕竟人的主观认识和客观规律始终是有矛盾的，因此主观不符合客观的事情总会发生。

所以，就必然会出现《毛选》中所说那样：

“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向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是许多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现象。”——《毛选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因此，为走直路而走弯路，也是一门掌握主动权必不可少的技能。

四、

物质基础

我们上面说的，其实都是主观能力，但是不管做任何事情，总归是要主观能动性架构在客观物质基础上才起作用的。

这种主观能动性固然十分重要，但是有时候客观的物质基础也很重要。

这就好像抗日战争的持久战能打下去也是有客观基础的物质条件的，比如中国虽然当时在力量强弱上是劣势，但是在地理、人口和兵员数量上却又处于完全的优势。

这就给了主观能动性以承载的空间，否则光有主观上的策略和指挥，但是丝毫没有客观物质基础，事情也绝对办不成，那还谈什么摆脱被动地位呢？

而且，从唯物主义的角度说，主观的认识本质上也来源于客观物质基础，只不过这种客观物质基础含义更加广泛，包括环境、制度、文化、教育等等一系列社会存在。

你比方说教员写的《论持久战》，在教员写它的时候，它是属于思想意识的范畴，可是一旦它被写成，并用于客观实际中成为一种激励全民族抗战信心的文化内容，那么它立刻就归于其物质属性，成为一种客观存在的能改变人们意识形态的物质范畴了。

所以，归根结底，意识和物质最终还是统归于物质，就如马克思所说：

“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

这是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它其实是告诉我们：如果一个社会中，只是需要一部分人能完全掌握主动权，完全掌握自己命运的话，那么除了把种种物质资源集中到他们手里之外，再有就是把最好的教育、环境、制度也统统给到他们。

这样，既能培养他们的主观能动性，也能为他们施展自己的“才华”提供客观的物质基础。

但是，如果这个社会需要人人都掌握主动权，人人都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的话，那么就必须反过来，不仅从生产资料等客观物质上应该尽可能做到公平之外，还需要把教育、文化、环境、制度公平等等，也尽可能的给到每一个想掌握自己命运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