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先发展公共卫生“新基建”或是优先培育新时代公共卫生人才

观点之一：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与改革应该加大力度

有没有可能从根本上杜绝重大疫情发生、把疫情消灭在萌芽阶段？大疫倒逼人类社会的对全球公共卫生安全的深刻反思。

观点之二：GDP占比过低

40年改革开放，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消费潜力不断释放，GDP从1978年的3679亿元增长到2018年的90万亿元。2010年，消费、投资、净出口在GDP中的比重大致各占1/3，但最近5到10年，通过供给侧结构性调整，消费已占GDP的60%左右（2019年），而投资和净出口仅占40%左右。可以肯定，要保持经济长久增长，就必须保持并扩大消费的拉动力。

观点之三：公共消费体制改革余地大

消费包括个人和政府公共消费两部分，总体看，个人消费虽有一定上升空间，但已有限，而政府公共消费——包含教育、卫生和文化等却存在巨大潜力。以往，政府基建投资比重较大，但公共设施投资和公共消费比重较低。比如全国医院数量，从1978年的9293个增长到2018年的33009个，扩大3.55倍，但同期GDP增长240倍。二者增幅落差明显，这说明我国公共卫生投资明显不足。2018年，中国公共卫生领域的财政支出1.6万亿元，仅占GDP的1.7%。

观点之四：公共卫生服务基础设施建设规划设计应该加大投入力度

为此建议，疫情之后，财政应把计划投资项目上的钱，转移一部分到公共卫生等公共设施领域，提高国家公共卫生供给质量，并以此政府消费促进中国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经验表明，财政投资铁路、公路的基础设施，其只有30%左右转化为当年的GDP；但投资教育、卫生、文化等公共服务及设施，大致60%到70%可以转化为当年的GDP。因此，同样是财政投入，对公共卫生领域的投资效率更高，对GDP的拉动作用更大。同时，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即在公共卫生服务的满意度。

观点之五：均衡发展空间大

此次疫情表现出我国现有医疗与公共卫生系统不充足、不合理、不平衡的问题。实际情况是，除北上广深杭等发达城市外，许多大城市三甲医院数量不足、设施配置不到位，而中小城市各级医疗资源配置更是不齐全、不合理，医疗设施、医治水平参差不齐。这就是大城市、大医院往往应接不暇的原因，中、小城市已有的各级医疗机构设施差别太大，小医院整体上普遍存在各种医疗设施还不够健全的情况，所以老百姓就都往大医院跑了。

观点之六：我们有能力把公共卫生服务基础设施建设成为全球一流、各种主要指标世界第一。

国家要像修铁路、高速公路一样，修建中国公共卫生领域的基础设施，中国33000多家医疗机构可能会变成5万家、6万家，而政府主导的医疗机构的高质量设备投入就是一个巨大的增量市场，能够极大带动经济的发展。

观点之七：软件编制问题

除了硬件配置不到位以外，医护人员的配置也远远不够。现在很多医院，医生和护士普遍缺员，一般医院里的编外的医生和护士相当于编内的50%，也就是说一座医院里面医护人员三分之二是编内的、三分之一是编外的。那我们为什么不增加十万、二十万个编制，让这些编外的医生护士进入编内呢？需要改变，理应改变。

政府给予的编制补贴，有一个杠杆效应，要知道医护人员并不是完全吃皇粮的，现在的医生在医院里面给人看病，政府在编制上的投入往往只占医院实际收入的五分之一，所以从总体上看，政府这个编制投入是理所应当的公共投入，更何况它还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效益。

观点之八：它山之石

全国2000多个县（旗）、287个地市州、655县级市大都存在着各级医院等医疗体系不健全、人数也不到位的现象，如果我们健全体系、扩大编制，通过财政对公共卫生服务的支出，不仅可以大大缓解14亿中国人医生护士不足的现象，同时还可以拉动政府消费，比基础设施投资更高效率地带动了GDP增长。到2018年末，我国卫生人员总数有1230万人，参考成熟经济体相关数据指标，如按照美国1900万卫生人员总数与人口规模比来看，我们国家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如果通过政府投入让卫生人员总数达到6000万—8000万人，将会极大推动我国未来GDP的提升，综合效益显著提高。

观点之九：投入理念需要改变

从社会系统治理的角度来看，中国各个城市目前都还缺少一套完善的公共卫生体系、传染病防范体系、ICU重症隔离资源管理体系。这三个概念你可以说每个常规医院里都可以有，但是常规医院毕竟是常规医院，它往往不具备控制传染的基础设施。为什么2003年的非典、现在的新冠肺炎，大量感染人员常规医院无法收治，就是因为他们的基础设施，比如空调、排污等，没有办法控制传染，也就没办法收治传染病人了。

所以一个国家、一座城市需要一个独立的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包括按照收治传染病标准来设置的具有足够床位数的各种医院，也包括与控制传染相关的其他基础设施。这些投资很多人看起来，可能是一种浪费，因为可能有一些设施我们十年都不会用。但对一个国家、一座城市来说，有了这些设施就能够避免百年一遇的对城市毁灭性的打击。

就像是上海黄浦江的防洪大堤，我们必须要按300年一遇、500年一遇的洪水标准来建，否则一旦真有了大洪水，是数以千万计的老百姓的生死问题。所以建立这样一个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就是要做到防患于未然，你就得把百年一遇的事情当做现实的事情，把这套系统高质量建设好，搞好以后宁可有部分闲置浪费，比如花掉了1000亿元，它的折旧利息都很高，但这是社会整体运营质量的提高，是社会公共保障能力的提升。

观台之十：科技赋能公共服务平台

以人工智能、机器人、物联网、生命科学产业为标志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方兴未艾，我们正在步入智能化时代。“新基建”之所以迅速成为各界关注的热点，被视为对冲疫情影响的重要政策措施，原因就在于：能不能抓住“新基建”的机遇，一定程度上关乎我们能否抢占产业先机，从而步入创新发展的快车道，实现事关发展全局的结构性转型升级。

观点之十一：建议共公卫生大学和高校院系设置及相关专业学科

所以第一个建议，就是教育部要鼓励双一流大学（原来的985、211大学）设立高质量的公共卫生学院，而不是只有医学院校来设置这一专业。财政部要有专门的投资来建设这种类型的公共卫生学院，这样才能快速培养一批既懂得公共卫生，又懂得系统防疫、应急响应的人才队伍。

第二个建议是应该建设一所国家重点的单体公共卫生与防疫大学，比如叫做“中国公共卫生大学”，类似于美国的“卫生与公众服务大学”和“国立卫生研究院NIH”。该所大学要教学与科研并重，为国家培养高端的公共卫生与防疫人才，同时集中力量建立公共卫生与防疫的研究体系、实验室体系，汇集全球高端科技人才，承担中国乃至全球的公共卫生领域的前沿研究工作。

建设公共卫生学院与公共卫生大学，要打开大门、加强国际合作，可以跟国际知名机构合资、合作建设整个学院或大学，也可以在一个公共卫生学院里面某个实验室跟国外公共卫生学院或研究机构合作。也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要开放，一切瘟疫是人类共同的敌人，必须站在全人类的角度来研究和解决这一问题。这方面不要格局太小，而是要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破除阴谋论，真正发挥中国在全球公共卫生与防疫领域的引领作用。

《独立经济访谈》节目组参考了公开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