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6年前的今天，1995年5月14日，非洲的扎伊尔（现为刚果民主共和国）发现罕见传染病埃博拉。埃博拉又译作伊波拉病毒，是一种能引起人类和灵长类动物产生埃博拉出血热的烈性传染病病毒，有很高的死亡率。埃博拉病毒的名称出自非洲扎伊尔的“埃博拉河”。

1995年5月，在扎伊尔的基奎特市发生由埃博拉病毒引起的罕见传染病，造成130人死亡，数千人逃离疫区。此病因1976年首次在扎伊尔埃博拉地区发现而得名。其传染途径与艾滋病相似，通过血液和体液传染，潜伏期12-21天，主要特征是突发高热、便血、吐血及全身器官出血。患者大多在10天内死亡，死亡率高达90%，迄今尚无药可医。在1981年人类确认艾滋病之前，埃博拉病毒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致命的杀手。世界卫生组织等机构已派遣专家小组赴扎，采取措施，控制埃博拉病毒蔓延。

“生物恐怖主义的工具”

2013年，销声匿迹多年后，埃博拉病毒再一次在非洲大陆上卷土重来。这一次，是它之前从未染指过的西非。

而且，这是一次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爆发，从几内亚一直蔓延到尼日利亚和塞内加尔。世卫组织的报告中总结：“西非的埃博拉病毒爆发是人类当代最严重且紧急的一次公共卫生危机。”共有两万多人被感染，共11000多宗死亡案例被证实。世卫组织专家还认为，由于客观存在的统计难度，这个统计结果或低于真实数据。

2018年，埃博拉病毒疫情又一次大爆发。这一次从刚果开始，并于2019年蔓延至乌干达。时至2020年，在世界卫生组织官网最新的数据中，感染和死亡人数仍在不断地增加。

埃博拉病毒常于非洲撒哈拉以南的地区造成间歇性爆发，是人畜共患病毒，主要的感染途径是透过患者体液传染，致死率极高。感染埃博拉，病毒会顺着人体血液复制进入各个器官，抽搐、呕吐、内外出血和血性腹泻。短短1-2周，患者就会如同“僵尸”一般。

因为埃博拉病毒的致命性，它被列为生物性危害第四级病毒，而SARS以及最新的2019新型冠状病毒均为生物性危害第三级病毒。因此，埃博拉也同时被视为是“生物恐怖主义的工具”之一。

为什么总是非洲？

从埃博拉病毒1995年第一次出现，到最近的刚果疫情，疫情主要发生在非洲，鲜有病例报告在其他地区。

按照传染病学的经典理论，病毒性传染病在自然界长期存在并持续传播的条件包括：1.存在自然宿主；2.有易于传播的途径和环境。非洲大陆这两点都符合。

非洲的地理环境独特，森林、草原与沙漠的交织，让这里成了野生动物的天堂。除埃博拉病毒外，拉萨热、艾滋病病毒等最初也都在非洲的野生动物身上发现。尽管目前还未能定论埃博拉病毒的天然宿主，但根据研究人员几十年的调查，非洲果蝠的概率最高。非洲常年高温，这给细菌和病毒的滋生提供了“非常好的环境”。

有研究表明，该病毒的人传人，主要是由于接触患者的体液所致。尽管有国际组织的介入，但非洲的公共卫生和医疗水平依然是世界上最糟糕的。缺少干净的水和食物，很多地区仍保留着割礼等陋习，这无疑成了病毒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温床。

非洲人也吃野味。但和其他地区不一样的是，在这里吃野味是为了活着。据美国CDC的报告称，2013年西非埃博拉大爆发的“0号病人”，就是食用了可能被蝙蝠叮咬过的猴子。而他，只是一个6-7岁的小男孩。你能想象难忍饥饿抓猴子吃吗？在非洲，真的会发生。

人类文明的勇气与温柔

2014年西非埃博拉大爆发最严重的国家几内亚，平均每71000人才有一个医生。国际医生组织在当地管理的几个治疗中心，来自各国的医护人员在常人无法想象的环境中艰难工作。

“戴着3副手套很难去照顾病人，我试着去安抚他们眼神中的害怕，虽然我知道害怕是不幸中的万幸，如果没有害怕，他们就只剩绝望了。”维尔德医生说。

同样是疫情严重的利比里亚，在首都蒙罗维亚的一家医院里，发生过一个令人悲伤的故事：那里本来有一个医生，但在国际援助医生抵达该医院前，这个医生已经“消失”两天，病人在床上痛苦地呻吟着。就当人们以为这个医生临阵逃脱时，新来的医护人员在厕所发现了这名医生已经死去。

中国医生邹纬于2012年加入“无国界医生”组织。邹纬也是该组织唯一一名在抗击埃博拉前线工作过的中国医生。来到埃博拉肆虐的非洲，最多的时候一天收治的病人中就会死去7个。“很多时候，我只能用‘尽人事，知天命’来安慰自己。”但医生的使命感和“被需要”，让邹纬以及其他的无国界医生义无反顾地冲向第一线。

世界发展的不平衡

来自英国的男护士普利，在几内亚医疗中心工作，不慎染上病毒。英国军方动用运输机将其运回国治疗。

来自利比里亚的霍罗肖，参加完一个葬礼后感到不适，在当地的医疗中心被确诊为埃博拉病毒感染。由于物资紧缺，不但没有适当的药物，甚至连舒缓的止痛药和安眠药都没有。

普利在英国的隔离病房里，得到了24小时专人照料，英国最好的流行病专家给他制定了治疗方案。美国的试验性药物ZMAPP在两个美国病人身上被证实有效，且成功康复。英国为普利争取到了最后一支ZMAPP。10天后，普利痊愈。

霍罗肖则躺在医疗中心简陋的病区内，没有止痛药，只能忍受着各处器官撕裂般的疼痛。当晚十点，医生驱车去另一个治疗中心为霍罗肖拿一点止痛药。但在他们回到病房时，霍罗肖已经没有了呼吸。

生物医学教授查尔斯说：“如果我是医药公司的研发总监，对公司董事说，我们应该去研发抗击埃博拉的药物，大家肯定都会觉得我疯了。这个病例即使在爆发期，每年也只有几千例，并且患者都远在非洲，十分贫困。这种投资，几乎没有回报。”同样是源自非洲的恶疾，如果制药巨头能像关注艾滋病一样关注埃博拉，那么这个1995年被发现的病毒可能早就得到了有效遏制。如今，埃博拉依然如死神一般，不定期降临非洲。

所幸的是，在ZMAPP大胆的试验有初步成效后，相关国家和药企加大了下一阶段研发的投资。 汤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