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什么接受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的家乡是德国小城特里尔。这里有马克思故居纪念馆。到德国旅游的中国人，尤其是中共党员，很多都愿意去特里尔看看。

一位朋友，是中共党员，到德国旅游，也是如此。从酒店出来，叫了一辆车，说要去马克思故居。开车的德国司机很不以为然，摇摇头说：那地方，只有你们中国人去。马克思，那是我们德国人。他那套理论要是好使，我们自己就用了，哪里轮得到你们中国人……

这位德国司机显然对中国没什么了解。他不知道，虽然马克思是德国人，虽然马克思主义是地地道道的西方理论，并且，马克思对中国也只是略略谈及而已，但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最成功的应用，毫无疑问就是在中国。

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和中国现实深度结合，这是20世纪以来中国的头等大事。一度，这种结合被认为是不成功的，甚至是失败的。但是，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在建国七十周年建党一百周年之际回头去看，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结合，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不同文明的成功融合。

因为有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并实现了国家的伟大复兴。因为有中国，马克思主义获得了巨大的理论活力，历久弥新，继续推动着全世界的解放事业。

面对如此辉煌的成就，必须深入研究和解释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这个西方理论，在其西方老家不受欢迎，甚至被妖魔化、被污名化，却在遥远的中国落地生根并结出累累硕果？

或者说，为什么中国会如此成功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何中华所著的《马克思与孔夫子：一个历史的相遇》，就是在回答和解释上述问题。把马克思和孔夫子放在一起研究，很多人肯定不赞成，认为在这两人之间找共性，无异于缘木求鱼。确实，在马克思主义和儒家学说之间，有太多的不一致甚至互相对立冲突之处。

五四时期，就有人提出“打倒孔家店”。20世纪的中国革命，伴随着激烈的反传统——主要就是反儒家。说马克思主义和儒家水火不同、势不两立，还差不多。

这种观点，就是只看到了表面，而没有去深入分析。从表面上看，马克思主义和儒家学说当然有明显的差异。可是，如果深入分析的话，却能发现，这两种理论在很多方面有内在的一致。实际上，正是因为这种高度的内在一致，中国才如此热烈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在书中，作者从多方面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和儒家学说的一致性。我做个简要复述。

同样有强烈的历史感

和其他国家和文明相比，中华文明的明显特征之一就是史学传统特别发达。中国有完善的史书系统。中国古代的历史，可以精确到每一年。中国民间，对历史也有经久不衰的兴趣。历史题材的书，常常在畅销书榜上有名。这种对历史的热衷，和儒家学说强烈的历史感，有直接关系。所谓历史感，就是强调通过对历史的把握，理解人类社会的种种规律，理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通过宗教上的“天启”或者抽象思辨来理解。

同样，马克思坚决反对那种超历史的观点。他也认为只有从人类历史中才能提炼出一般的规律。脱离了历史和现实，理论就没有价值。马克思主义强烈的批判性，很多都是针对庸俗经济学主张的“永恒必然性”——比如很多人梦想的可以传之万世的私有制。

对历史高度敏感，对人在历史中必然发生的“变”“易”坦然面对，这是中国文化的核心要素之一，所以研究变化的《易经》才成为最重要的经典。这种文化，一旦遇到同样重视动态历史、辩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当然就会引为知音。

同样推崇“大写的人”

儒家学说是一种积极入世的理论，在国家层面上，提供了一整套治理国家的目标和手段；在个体层面，也为个人品德修养的提升，提供了指引和原则。并且，这两个层面是融为一体的，也就是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换句话说，儒家学说是一种带有内在提升力的理论。儒家文化圈的人们，往往积极努力、勤劳肯干、不甘人后、力争上游。这就是因为儒家学说所具有的这种内在的提升力。“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天道酬勤”。

马克思主义也带有强烈的英雄情结。马克思从青年时代就立志要做“普罗米修斯式的”拯救者。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的传播，给很多国家带来了轰轰烈烈的革命解放运动。和儒家类似，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种积极向上、奋发进取、对人格有高度要求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天然就和怯懦、软弱、屈服、退缩绝缘。

儒家学说在中国打造出顶天立地的“大丈夫”形象。马克思主义则打造出伟大的“革命家”形象。因此，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以后，中国人从中能感受到和“大丈夫”形象类似的英雄主义召唤。

对信奉儒家学说的中国人来说，这种英雄形象，不但不陌生，反而非常熟悉和亲切，有极强的感召力和感染力。事实上，被马克思主义吸引的，正是当时中国最热血、最勇敢、最具有献身和牺牲精神的那些人。就是靠着这些人，中国革命才取得了鼓励，中国国家才实现了伟大复兴。

同样推崇实践

儒家学说，从孔夫子开始，就高度强调实践，而反对坐而论道、脱离实践的玄学式思辨。“敏于行而纳于言”“知行合一”，是中国儒家一贯强调的基本原则。儒家的那些核心概念，比如“仁”“义”“礼”都没有字面上的明确定义。要想理解这些概念，唯一的办法是积极去实践，在长期的实践中求得身心合一的理解。

王阳明说：“知而不行，只是未知”“人须在事上磨，方立得住”。儒家的这种特点，被一知半解之人讽刺为“缺乏理论性”。他们不知道，人对世界的理解，必须是身心合一的“体认”。那种“旁观者”式的抽象思辨，虽然能得出看似精巧复杂的理论，但往往因为脱离实践而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沦为精致但无用的废物。

马克思主义同样高度重视实践。“重要的不是解释世界，而是改造世界”。马克思称他自己的哲学是“实践的唯物主义”。马克思不是“说”哲学，而是“做”哲学。事实上，正是因为高度重视实践，马克思甚至拒绝人们把他称为“马克思主义者”。反教条化，是马克思终其一生就在关切的大问题。

意味深长的是，马克思进入中国，其实正是中国人重视实践的一个例子。20世纪初叶，各种各样的西方理论、思潮进入中国，马克思主义、空想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费边主义等等，名目众多，令人眼花缭乱。马克思主义只是众多流派中的一个，并且并不是最引人注目的那一个。1917年十月革命的成功，震撼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十月革命的胜利，成了马克思主义令人信服的大证据。马克思主义从此在众多西方思想流派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想之一。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才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也就是说，重视实践的中国人，根据现实的证据——十月革命的胜利，选中了同样重视实践，所以才在现实中取得了成功的马克思主义。

共同的理想

对理想社会的想象，儒家将其概括为“大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疾废者，皆有所养。”事实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出的社会主义，最初，中国人正是用“大同”社会来理解的。

确实很容易就能看出“大同”社会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一致之处。二者之间，有明显的亲和性。

二者更内在的一致性在于，和英美提倡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不同，“大同”社会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都有强烈的社会性，而非个人性。马克思主义和儒家，他们设想的理想社会，主要关注点都在于社会，在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有序，而并非单纯关注个体的自由。社会性，是这两种理想社会内在的共同点。

更强调社会性，而非个人性，这种特色一直延续到今天，并且成为当今中国社会和西方大多数国家尤其是英美国家的主要差别所在。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马克思主义在他的西方老家反而不受欢迎，而在中国，却成功地和本土的儒家结合在一起，成为强大的理论和思想武器。

马克思和孔夫子，马克思主义和儒家学说之间的共同性和一致性，还有很多。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它山之石可以攻玉，通过马克思主义看儒家，以及通过儒家看马克思主义，能看到很多以往看不到或者被忽略的理论内涵。

更重要的是，对这种两种理论的对比研究，能揭示出很多更大范围的理论问题，比如中国、欧陆、英美这三大理论方向的差异和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