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证明了两件事

王莽本来很有可能成功的。

其中原因，且让我从头说起。

中国历史上，分为两段、前后相继的大王朝，有西汉-东汉、西晋-东晋和北宋-南宋。这其中，北宋-南宋的联结最为紧密。南宋的开国皇帝宋高宗赵构，是北宋皇帝宋徽宗正经八百的儿子，本来就有资格继承皇位。

西晋-东晋之间的联结就要弱一些。建立东晋的司马睿，虽然也是皇族，但很偏。正常情况下，怎么也轮不到他做皇帝。但他幸运地先到了南方，躲过了永嘉之乱，成了司马家极少数幸存者之一，这才有机会登基坐殿。

至于西汉-东汉，虽然都叫“汉”，但严格来说，那其实是两个不同的朝代。东汉的开创者刘秀，虽然也姓刘，算宗室子弟，但到了刘秀这一代，他家实际上已经成了平民老百姓。这种宗室后代，和皇室的联系，几近于无。想要建基立业，唯有靠自己的努力奋斗。血统之类，都是糊弄人的。后来的刘备，也是这种情况。刘皇叔等等，都是他成事以后大家才承认的。如果没成事，就是“织席贩履小儿”——姓刘也没用。

虽然刘秀是白手起家，但他打着匡扶汉室的旗号，还是很有好处。这个好处是：汉朝成了延续四百多年的大王朝（公元前202年-公元220年）。其实，东汉持续了不到二百年（公元25年-220年）。

这有什么要紧么？

很要紧。

对汉末的人来说，汉朝四百多年的绵长国祚，这个事实对人心很有控制力乃至震慑力。以至于汉朝灭亡很久，“汉”的威望仍然长久存在。不仅刘备高举“复兴汉室”的大旗，很多年后，灭亡西晋的匈奴人建立了王朝，也自命为是复兴的“汉朝”——历史上称为汉赵国。

更典型的是曹操。虽然“挟天子以令诸侯”，但曹操生前就是不敢称帝。主要原因就在于，大汉王朝仍然深得人心。看上去软弱无力的汉献帝，却还是有很多人拥护和支持，甚至愿意为他拼命。在曹操一手遮天、权倾朝野的情况下，仍然发生了“衣带诏”等反曹事件。推翻汉朝，悍然称帝，曹操实在是心里没底啊。

四百年就是四百年，有两百年比不了的心理威力。

所以，虽然东汉在很多方面都远远不如西汉，但唯独在“人心”上，东汉比西汉的优势大得多。西汉灭亡时，社会上并没有多少“思汉”之心。加之王莽此前名声很好、深孚众望。大家平静地接受了新朝取代汉朝这个事实。只有极少数人挺身反抗，旋即就被王莽轻松镇压。新朝建立初期，是很稳固的。

虽然王莽的新朝不被史家承认，其实新朝前后持续了十五年。这个时间可不算短了，说明人们已经接受了这个朝代。而且，直到王莽临死那一刻，仍然有很多人追随他，情愿和他一起去死。可见，如果王莽没有像后来那样乱折腾，能持续多少年不好说，但至少他能建立起一个跻身正史的正经朝代。

王莽成功的机会，其实很大。

那么，王莽为什么会失败呢？

王莽为什么会失败。这其实是个老问题——老掉牙了。从王莽灭亡起就一直有人在讨论在研究，观点也早已众所周知，就是因为王莽简单粗暴地复古，实行很多已经不合时宜的政策，导致天下大乱，身死国灭。

把这些内容重复一遍，即使说得更生动更有趣，也没多大意思。今天我们换个角度来看这事。

对王莽的评价，历史上一直很低。但到了近代，却有所逆转。有人说他是个伟大的改革家，甚至有人说王莽是个上古社会主义者。这些说法都不无道理，但没有回答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王莽对中国历史是否有真正意义上的贡献？如果有，是什么？

王莽无疑是个失败者。失败者有很多种。秦二世胡亥也是个失败者。胡亥这种失败者，就没多大价值。但是，有一种失败者是有价值的。他探索前人没有走过的、全新的道路，最终发现“此路不通”。

这种人虽然也是失败者，但他对人类对社会是有贡献的。他实际上是在“试错”。经过他的试错及其失败，人类的知识和经验，实实在在地增加了。后世的人们，可以因此避免很多错误和歧路。

王莽就是这样的失败者。

王莽用他的亲身实践，证明了两件事。这个证明，很有价值很有意义。

第一，王莽证明了儒家学说不能直接用来治理国家。

王莽是儒家学说忠实、热烈的信徒。在他之前，儒家学说没有被应用于实际治理国家。春秋战国时期，伟大的孔夫子，惶惶然如“丧家之犬”，虽然门下弟子众多，但没有哪个政治家真正接受儒家那套主张。

秦朝更不用说了，基本上是反着来的。所以，秦始皇成为儒家最痛恨的皇帝——很可能没有之一。

西汉初期，实行的是无为而治的黄老之学，也不是儒家。到了汉武帝，虽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实际上西汉的政治是汉宣帝所说的“霸王道杂之”，外儒内法。西汉并不是用儒家学说来直接治理国家。

王莽既然是儒家学说的热烈拥趸，一朝权在手，就开始直接用儒家学说治理国家。

但是，很遗憾的是，儒家学说不能直接用来治理国家。这是王莽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甚至是主要原因。

当然，儒家学说很复杂。本文不可能一一展开详细论证。其实也正是因此，如果没有王莽的试错及其失败，儒家是否适合用来直接治理国家，这会是个永远争来争去也没有结论的问题。

经过王莽这一番“实验”，这个问题基本有共识了。后世，虽然儒家学说是历代王朝的官方意识形态，但再也没有王莽这种“天真”的儒者了。大家都知道，儒家学说很好，很重要，但不能用来直接治理国家。

这其中的原因，概括来说就是，儒家学说的核心是高度重视人和人的道德。儒家学说认为，统治者要成为道德典范，为社会以身作则；另一方面，发现、培养和选拔好人，才是政治上最重要的事情。一个好的社会，一定是好人组成的。一群坏人，不可能组成一个好社会。

儒家这种观念很好很深刻，但是缺乏实际可操作的内容。即使一群好人凑到一起，也需要很多技术性的措施和安排，才能组成一个有效运转的社会。比如，户籍要登记，解决纠纷要判案，治理水患要技术，抵抗匈奴人入侵要筹集粮草。这些具体的事务，仅靠良知和道德是不够的，还要有种种专业的知识、技巧和经验。在这些方面，法家擅长。

所以，从汉武帝到汉宣帝，都深知一个道理，意识形态要靠儒家，但真正治理国家，还得有一大批专业公务员——秦时称为刀笔吏。手里拿着笔，统计、整理、裁决、计划、部署、汇报、发号施令，总之是在竹简上写公文；如果写错了，就用刀刮一刮，重写。

所谓“百代皆行秦制”的意思也在于此。任何一个成功的王朝，都要道德、治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这样说，并不是意在否定或者贬低儒家学说的作用和价值。实际上，对任何伟大的观念和理论，只有认识到它的局限性，才能真正认识它的伟大价值。儒家学说当然不是全能的。它既有伟大的意义，也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只有走江湖的骗子，才会贩卖包治百病的大力丸。

儒家学说虽然不能用来直接治理国家，但却能提供更重要的社会基础观念。它对人和道德的重视，确保社会的水准在文明底线之上，赋予人们积极向上、追求完美的内在动力。“不谋一时而谋万世”。伟大的孔夫子，虽然在世时“惶惶然如丧家之犬”，却给中国留下无比珍贵的思想和观念遗产，永垂青史。

可以说，正是因为王莽的试错，后世王朝对儒家学说的运用更加成熟和完善。儒家学说在社会上找到了最适合的地位，可以充分发挥其价值和作用。中国人因此不但有种种具体的治国之术，也有超然于“术”之上的“道”。这种“道”，或许看上去迂阔、空泛，却有着顽强的生命力，成为支撑中国文明源远流长的强大而又极富韧性的支柱。

第二，王莽证明了，国家永远需要治理，国家不会自动地正常运转。

王莽虽然是个彻底的儒家信徒，执拗地想要在现实世界实行“纯儒”之术，但因为此前并无“纯儒”国家，王莽没有可效仿的样板。可供王莽效仿的，只有儒家想象中的周朝。

在儒家的观念中，周朝，尤其是周朝初期是完美的国家状态，周公是儒家心目中完美的政治家。但是，问题在于，真实的周朝到底是什么样子，谁也不知道。既然谁也不知道，王莽就只好展开想象的翅膀。因此，新朝实际上实行的，是王莽和他手下的儒臣们，根据儒家经典设计出来的“模型式”国家。

模型式国家的主要问题是缺乏细节。对此，有一个弥补办法，就是在实行中耐心细致地解决各种冒出来的问题，给模型填充各种细节，让模型逐渐变成切实可行的方案。不过，这样一来，就对国家的管理者，也就是各级官员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路线确定以后，干部队伍就是最重要的因素了。

但王莽正好是反着来的。

王莽执政的时候，有一个明显特征，那就是他很看不惯各级官员。对大官，他动辄打击撤换；对中小官员，他也没有啥好脸色，很不信任。

这里面，有权力斗争的原因。王莽自己是从臣子变成皇帝的，深知皇帝大权旁落的危险，所以对手下官员各种警惕防备。但还有更重要的另一个原因，那就是王莽认为，只要他按照周礼，也就是按照儒家经典把国家制度搭建好，加之自己在道德上率先垂范，社会就会自动地正常运转，长久运转，直到永远。到那时，官员就不重要了。

也就是说，在王莽看来，儒家“务实”“操作”方面的缺陷，根本就不是问题。只要制度很完善，社会是可以自动运转的，并不需要大小官员在其中摆弄来操作去。官员们只能添乱，最好没有。即使有，主要作用也是作为道德典范，而不必实际上去做什么。

“莽意以为制定则天下自平……”（《汉书·王莽传》）

实际结果当然不是这样。国家、社会是需要人去治理的。没有人的积极操作和维护，只有所谓制度，国家是一定会大问题的。

王莽的失败，让中国的后世王朝不会再犯这种低级错误。实际上可以说，从那以后，中国社会就确立起一个牢固的信念：治理优先。国家一定要保持对社会的治理，而不是放任不管。

这种信念的另一个结果是，让中国社会对种种原教旨的理念治国有了持续的免疫力。除了某些割据小政权，中国漫长的历史中，一直都是世俗政权。神权政治，为了原则不顾现实，相信地上有天国，相信一劳永逸的历史终结，在中国只会被认为是天真幼稚冒傻气。

好手艺，是磨出来的。好功夫，是练出来的。好国家，是治理出来的。

有趣的是，设计出一套好制度，然后社会就可以自动运转，人们就可以永享太平和繁荣，这种王莽以来中国人就不再相信的观念，在当今世界却还大行其道。在这方面，无政府主义和自由民主制，殊途同归，共同分享这种天真幼稚冒傻气的想法。

王莽证明的这两件事，对中国文明来说，很重要。

第一件事，经过王莽一番折腾，儒家学说从试图直接操作政治的屠龙术，变为间接的伦理学和政治哲学。这实际上是儒家学说扬长避短的一种升华，不但让儒家学说更深地扎根于中国社会，还让中国文明有了内在的自我提升力。

第二件事，王莽的失败，让中国人深刻认识到国家治理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现实主义从此成为中国政治的核心观念，吏治的极端重要性，也因此成为了历代王朝的共识。中国文明从此远离了各种神棍巫师，成为世界范围内少见的务实、世俗、理性的文明。

虽然是个失败者，但客观上，王莽对中国文明的贡献和作用，其实很大。或许撰写《汉书》的班固也感受到了这一点。虽然新朝不被承认是正式的王朝，虽然王莽不被承认是真正的皇帝，但班固在《汉书》中却给王莽写了篇幅很长的传记。

那其实就是个皇帝本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