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胶东半岛鲜有水稻种植，从南方来的移民只能适应吃麦子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大凡来说，南方种稻，以吃米为主；而北方种麦，以面食居多（盛产稻米的东北平原除外）。

现如今，商品流通发达，不论天南海北，米、面都可吃到，即便身处异地，也可保持故乡的饮食风俗。

不过，在生产力低下、运输条件落后的古代，情况却并非如此。很多时候，来到陌生地方定居的人们只能入乡随俗，改变原有的饮食习惯。明初从南方迁到胶东半岛的移民们，可能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明初移民说”在胶东民间流传甚广，查考如今青烟威三市的村志族谱，“洪武、永乐建村”，“云南、四川迁来”的例子不胜枚举。虽然不少研究者对“云南、四川”这两大来源存有疑问，但不可否认的是，明初迁到胶东半岛的移民当中，的确有很多是来自种稻吃米的南方地区，比如卫所军户这个群体。

明代实行军民分治，与民户籍贯的相对混乱不同，军户们的原籍信息因为有官档记载，就要精确很多。从史志资料的记载情况来看，明朝之初，尤其是洪武一朝，到胶东半岛卫所任职的军户，籍贯多在南直隶一带。而靖难之后，虽然北直区域的从龙之士调到胶东卫所的例子也逐渐增多，但并未改变胶东半岛有大量南方军户的现实。

民以食为天，从南方迁到地处北方的胶东半岛之后，这些军户移民们首先要解决的也是吃饭问题。

按照明代的制度，卫所实行屯田，以农养兵，自给自足，一般情况下朝廷并不从外调拨。也就是说，这些迁到胶东的南方军户，来到当地之后，只能以本土的物产作为粮食。而此时，习俗与物产之间的冲突就摆在了面前。

军户们来自南方，显然更习惯于吃稻米，但明代中前期的胶东半岛却鲜有水稻种植。因此，他们不得不去适应种麦吃面的北方生活。

关于胶东半岛水稻种植的历史，上世纪八十年代编撰的《烟台农业志》（内容涵盖后来的威海市）记载道：“水稻种植较早的是福山区，据《福山县志》，1568年（明隆庆二年），（福山显宦）郭宗皋从南京带回水车和老农，在柳行庄拦河引水改造稻田40亩。”

（海阳西沽头村的水稻田，这在胶东不多见）

而查考清乾隆版《福山县志》，当中对郭宗皋开水田（水稻）之先河记载更详，称：“邑民第种陆田，不知水利，郭康介（郭宗皋）由金陵还，携娴习者二人於柳行庄治水田数十亩，盖欲以其法开到土人，而无能从者。”

孤证不立。除了郭宗皋的记载之外，明嘉靖版《宁海州志》中的内容也可以作为胶东半岛当时鲜有稻米出产的佐证。

在志书当中，虽然没有直接提及物产情况，但赋税一章里说：“夏税小麦若干，秋粮粟米若干。”并没有提到水稻或稻米（粟米虽然带个米字，但指的是谷子）。值得一提的是，明代的宁海州管辖牟平、文登两地，范围很大。如此广的区域内都不见有成规模的稻米出产，结合《福山县志》关于郭宗皋的记载，应该可以得出明代中前期胶东半岛鲜有水稻种植的结论。

（胶莱平原上的麦田）

有的朋友或许还会提出“旱稻”的可能性。但旱稻产量远不如水稻，即便在农业科技相对发达的近现代，胶东半岛零星种植的旱稻都定位为“礼品粮”而非主粮，就更不用说明代了。《青岛市志》记载：“（稻子）多在平度、莱西、胶南、即墨等县零星种植。1949年全市种植2.7万亩， 单产47公斤，总产1281吨。”以此推论，明代中前期的胶东，即便有旱稻种植，也肯定产量很少，绝不足以成为支撑大量人口的主粮。换句话来说，那些从南方来的军户们，到了胶东之后，必须要改变自己的习惯，学会种麦子、吃面食了。

这一习惯的改变经历了几代人的工夫？具体是个什么样的过程？由于史料的缺乏，真实情况已经很难考证了。

实际上，将水稻种植引进胶东半岛（在没有发现其他新资料的情况下，姑且这么认为）的郭宗皋，本身就是南方军户之后。《资政大夫南京兵部尚书赠太子少保郭康介公宗皋墓志铭》载：“公讳宗皋，字君弼，其先江西万安人。国初编田赋兵，备倭海上。高祖福辉，籍登州之福山所，因止家焉。”

从高祖到郭宗皋，郭氏家族迁至福山已经有了五代人的时间。而郭宗皋之所以有兴趣将水稻种植技术引进胶东半岛，除了曾在南京任职的因素之外，是否还有其家族饮食传统的影响呢？这一点，暂时也不得而知了。

如果说在明代中后期胶东的南方移民后裔还多少保留了一些原籍的饮食习俗的话，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清代之后，这些习俗就更加淡化，以至近于无（福山的水稻种植并没有大规模推广）。时至今日，提及胶东的主食，大部分人第一时间想到都是“大饽饽”和“手擀面”吧。（本文作者：耳左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