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余姚县令（二十二）——胡宗宪

胡宗宪（嘉庆二十六年）（1512—1565），字汝贞，号梅林，明代南直隶徽州府绩溪人（今安徽绩溪人），是明朝嘉靖时期的一位兵部尚书，也是一位抗倭名臣。嘉靖二十六年，受命出任余姚知县，“洁己奉公，持法正事”，平反多起冤狱，使余姚政通人和。嘉靖三十三年，受命出任浙江巡按监察御使，自此，宗宪政治生涯转至抗倭事业。在嘉靖三十四年，倭寇先后入侵杭州、严州，淳安、南京等地。此时，宗宪为浙江巡抚，在嘉靖三十五年，经过身经百战，寇渐平。

余姚城北胜归山南坡的石雕群中，有一位身着官袍的雕像，上方凿有“胡公殿”三字，当地人因此将这片神态各异的石雕群统称为胡公岩。这尊称作胡公的雕像就是四百六十多年前曾任余姚知县的胡宗宪。

胡宗宪的父亲叫胡尚仁，“生而颖异，状貌魁岸”，十岁就开始通晓《诗经》大义，端庄持重，少年老成，如果走读书的路子，捞一顶乌纱帽，应该不成问题，可胡尚仁特别孝顺，主动放弃功名，愿意一辈子留在父母身边。胡尚仁在当地声望很高，远近乡民都十分敬重他，凡有纠纷，都会请他去调解，而且调解的成功率极高。

胡宗宪的母亲是歙县磻溪方氏之女，方氏是磻溪大姓，也是有名的书香门第。方氏本人知书识礼，不仅会背诵妇道、烈女等经典故事，还懂得不少语言文字方面的“小学”知识。

胡宗宪出世时，胡家在当地已是殷实之户，加上父母都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所以在胡宗宪进入私塾之前，已经会读写《千字文》等启蒙之书了。入塾之后，胡宗宪的自尊心极强，回答先生的问题，一旦表现不佳，回家后，他就闭门哭泣。除了完成功课，他还对小说传奇、诸子兵书感兴趣。他的这一“歪门邪道”，很快让父母知道了，胡尚仁很痛心，苦口婆心地劝诫他，希望他“改邪归正”，能以举业为重，为家族争光。

胡宗宪是个懂事的孩子，他领会父亲的良苦用心。16岁时，他被补为绩溪县学庠生。嘉靖十三年（1534年），22岁的胡宗宪赴南京，参加三年一度的乡试。他不负父母的殷切希望，一举考中举人，取得了次年进京参加会试的资格。可在第二年的会试中，却名落孙山。

这对胡宗宪无疑是个打击。他回到龙川后，闭门谢客，日夜攻读，以备将来。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第二次的会试中，胡宗宪如愿以偿，高中进士。随即，他被朝廷安排在刑部“观政”，相当于现在的“见习”。刑部主要是掌管全国各地大要案件的，胡宗宪在此观政期间，勤奋虚心，很快就熟悉了一般案件的审理要点，“明习法律，老吏不及”。两年后，胡宗宪被朝廷任命为山东益都县（现是山东青州）县令，从此踏上仕途。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胡宗宪受朝廷委派，前往浙江余姚任知县。当时的余姚，是个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民事纠纷也相对繁琐，很多案件都是陈年积案。在处理一些久拖不决的案件中，胡宗宪表现出了极高的调解技巧。

余姚濒临大海，近海有一块地，名曰“三山沙田”，这里驻扎着明朝的军队若干。多年来，这些驻军为这块沙田，与余姚县民争执不休，由此而产生的纠纷，至胡宗宪到余姚，已历二十余年。其间，驻军曾屡次殴杀当地百姓，但慑于驻军的淫威，地方官员不敢干预，导致二十余年里，余姚社会治安形势异常紧张，百姓敢怒而不敢言。胡宗宪到任后，很快就关注到这块“硬骨头”。

他亲自来到三山沙田一带，与当地百姓及驻军促膝谈心，摸清了双方各自的意图，然后，求大同存小异，做了一些调解的前期工作，然后，以官府的名义，下文宣读规定的界线。最后，他亲自到现场，将军民地界划得清楚明晰，赢得了双方的共同赞赏。几十年的纠纷，被胡宗宪跑几趟就解决了。

在余姚，还有一件令胡宗宪“头痛”的事，是当地一座石头山——胜归山的权属问题。

余姚地处海滨，土质酥松，有一座石头山，作用可就大了。老百姓建房子要用它，竖牌坊也要用它，凡是需用坚硬之材的，都离不了胜归山上的石头。一些有势力的土豪见有利可图，便强行将胜归山“归为己有”，然后组织人力开采，严重损害了当地百姓的利益，以致民怨沸腾。胡宗宪之前的历任知县，对此都“望诉兴叹”——因顾及当地土豪的势力而不敢受理百姓的诉讼。

胡宗宪来余姚后，立即有百姓向他反映这件事，胡宗宪也很快掂量出这件事的“特殊分量”。胡宗宪没有立即采取什么措施，但他对反映问题的百姓表示：胜归山的问题，作为地方官员，应该是有责任的。至于他如何“负责”，胡宗宪没有明说，是再拖一拖不了了之，还是暂无具体方案？

直到第二年，余姚市面已渐趋稳定，胡宗宪突发“奇招”，将余姚的这一“历史遗留问题”解决了。

他说，与其总是动员“占山”土豪“捐输”，不如从根本上“图之”：胡宗宪首先自己掏出90两银子，将一名土豪所占的50亩石山，连产权购买下来，并“捐输”给县衙。

胡宗宪的这一举动，使其他县官看出了这位知县收回石山的决心，各位“占山”的土豪也看出了胡知县解决这一问题的力度，于是，有的县官学知县的样子，买山捐给县衙，占山土豪则“被别人拽直，不如自己伸直”——自动捐输石山给县衙。这块历届知县都无法“啃动”的硬骨头，就这么被胡宗宪解决了。

胡宗宪对政务轻重缓急条理清晰，对一些疑难案件的处理，令人折服，又加上那两年天公作美，风调雨顺，所以，民间百姓都传说称“这种和谐，是缘于天人感应，缘于治行卓异”。由于政绩优异，胡宗宪被朝廷提升为湖广道试御史。这一消息传出后，余姚的老百姓不乐意了，他们纷纷涌向县衙，“封堵”胡宗宪，不让他离开，想通过这种方式来挽留胡知县。

这时，居然有人跑到县衙，从胡宗宪的脚上，将官靴脱下来。然后，拿着这只官靴跑出来，将官靴悬挂在县衙门口，让大伙儿都行动起来，以留住这位清官老爷。

当然，这只能表示百姓对父母官“为民办事”而应得的敬意。胡宗宪离开余姚后，当地百姓又捐资修建“去思碑”，表示对离任的胡知县的思念。

而在这四年前，胡宗宪出任益都县令时，也深得益都百姓的拥戴。任期快结束时，胡宗宪突遇家事——母亲去世。胡宗宪匆忙收拾行李，要回绩溪奔丧。

益都百姓知道胡县令的任期将满，估计此番回乡丁忧——服丧，期满后就有可能被调往别处“高就”，因此纷纷“上书挽留，奔走悲号，如失父母”。胡宗宪临走时，益都百姓上万人，“持筐箧，携送百里外，哭声震野”。这么一大群人，提着筐箧扁担，相互搀扶着，跟在胡宗宪身后，一边送一边哭，行程百里，哭声惊动远近……这种场面，实在感人。

为了让这些淳朴的百姓早点回去，胡宗宪几次中断行程，劝百姓回去，可一些乡民仍恋恋不舍地跟随着，从益都一直跟到黄河边。当时正值河水泛滥，胡宗宪再次停下来，劝百姓们回家，但乡民们执意不归。当胡宗宪到达绩溪故里时，居然还有五百多名益都百姓跟在身后！

胡宗宪在余姚任期届满后，被朝廷任命为北边宣府、大同巡按。巡按的官品不高，但权力很大，有点类似于钦差大臣。胡宗宪巡按宣府、大同，实际上是朝廷对他的重用，因为当时的宣府、大同祸乱频仍，一是镇守的明军哗变，二是当地白莲教与边境上的俺答勾结，准备侵犯明朝内地。

镇守大同的明军哗变，主要原因是前任总督要求这些士兵与河南内地士兵对调，实行边境将领换防。大同士兵纷纷反对，原因是他们世代居住在这里，连老祖坟都在这里，怎么愿意迁徙到别处去呢？但前任总督执意要换防。军中一时剑拔弩张，火药味浓烈起来。

胡宗宪到任后，只身骑马深入士兵之中，将这一情况调查清楚后，便当场许诺：撤销换防的决定！并说：“天下谁没有祖宗坟茔？祖宗的坟茔，谁能弃之不顾？离开此地到别的地方，没这个必要，也不近人情，你们为什么不早报告于我呢？”

士兵们一听，觉得这是个通情达理的长官，于是表示：“只要不换防，我们愿意立即放下武器，听巡按指挥。”胡宗宪说：“你们可以派人和我一道，看我回去后，立即向朝廷建议不换防。”

胡宗宪果真领着士兵代表，当着他们的面，写了向朝廷请愿的奏疏。一场一触即发的兵变，就这样平息了。

为了顺利处理白莲教与俺答勾结侵明之事，胡宗宪不便自身前往，便谨慎挑选暗探，先使他们训练有素，然后将他们派往敌营，打探情况，实际成了明军的间谍。利用间谍打仗，这是胡宗宪用兵的一贯特点。

这些间谍的作用，果然了得！他们探知白莲教首领一直窥伺大同守军，一旦守军出现防守漏洞，他们会趁虚而入。胡宗宪得知这一情况后，便设下伏兵，然后自己假装出巡，让关隘“空虚”。白莲教首领果然引兵来犯，结果被胡宗宪的伏兵打得落花流水。

纵观胡宗宪的仕途，他升迁快，下台更快。下台很简单，是他站错了队，得罪了徐阶。升迁却是因为他的赫赫战功。倭寇见他闻风丧胆，称他是星宿下凡的“天星爷”。众所周知，“南倭北虏”是明朝中叶的两大边患，时势造英雄，两大边患造就了于谦、胡宗宪这样的英雄人物。胡宗宪正是在这样一个多事之秋被推上历史舞台的。从四十四岁到五十岁短短的六年间，以他的雄才大略，救东南沿海的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至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胡宗宪领导的抗倭斗争，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浙江的倭患基本平息，开始剿灭福建的倭寇，他为大明社稷立下了赫赫的战功。戚继光是他一手培养的抗倭名将，历史学家称“没有胡宗宪，就没有戚家军”。沈明臣、文征明、徐文长等一大批著名画家、文学家投奔到他的麾下，成了他的幕僚、智囊团。胡宗宪著有《筹海图编》十三卷，书中对浙江沿海的地形、防务、战具、战事描述甚详，是将钓鱼岛划归中国版图的第一人。胡宗宪身上集中了诸多古代儒将的优点，徐文长在《徐渭集》中将他喻为明代的“郭子仪”、“李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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