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一个平凡却伟大的普通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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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指的伟大，是于我，以及我们这个家庭而言。

我的父亲上世纪60年代出生在四川省安岳县一个非常贫困落后的小村子，家里加上他一共有8口人。那个时候中国的大环境都是贫穷，所以出生在那个年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注定会过得非常困难。

可是我们家地处大西南，又在大西南里的贫困角落，在这个贫困角落里，我们家又几乎是村子里家庭条件垫底的存在，那会儿过着什么日子，真的难以想象。反正用我父亲的原话来说，我爷爷直到四十来岁去世，这一辈子别说吃过一顿饱饭，就连一碗纯纯的白米饭也没吃过。

爷爷去世很早，他患有心脏病，父亲说是因为一次太想吃肉，家里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偷偷捡来一个死猪胎，弄了肉给他吃，结果诱发了病情，早早离开人世。那年我父亲16岁，年纪最小的小姑一岁大（以至于她甚至对我爷爷都没什么印象）。

而我奶奶，一个目不识丁个子不到一米五的农村女人，不得不拖着6个子女，在右眼生生痛瞎了（眼珠子没了）的情况下将他们带大。

大姨和二姨那时候已经到了适婚年龄，本来也跟两位姨夫家里谈好了时间，但是家里三个兄弟尚未成年，最小的妹妹嗷嗷待哺，于是她们一拖再拖，直到我父亲和二叔相继成年，她们才成家离开。

大姨和二姨离家之后，自然就得由我父亲撑起这个家。那会儿国家刚刚恢复高考，我父亲在学校读书成绩一直很好，班里一直数一数二，按照那会儿的政策，他考上中专后就能分配工作，今后不说飞黄腾达，但绝不至于像后来那些年头苦到让人崩溃。

可惜因为家里实在没有条件，下面还有两个弟弟（我二叔小叔），一个妹妹（我小姑）。我奶奶自然也只能在家里做点农活养家，就这样拖拖拉拉，一家子将将就就的过着日子。

因为我爷爷在世的时候性格比较直，得罪过不少人，爷爷离开之后这个家庭没了顶梁柱，立马遭到别人的报复。

山上的树三天两头被人砍；家里养的一条大黄狗被人药死；家里养的大鹅被人偷走...

也不知道这一家人有多少次哭红了眼睛却又无能为力，又有多少次闷在被子里呜咽着想念我那“贪嘴”的爷爷。

八十年代末，我父亲因为贵州遵义的亲戚一封书信来到这个地方，照顾我一个远房长辈，他们家庭条件很好，很小的时候就听我父亲说家里有个亲戚在外地当大官，很威风。

父亲很懂事，也尽心尽责，深得长辈一家子喜欢，当大官的长辈更是说等他病好了要好好培养父亲。可惜这个愿望两年后就落空了，那位长辈最终没能挺过来，也早早离世。

如果说这个打击我父亲姑且能够承受，但是另一个晴天霹雳接踵而来，让我们这个家庭如遭雷击。88年我母亲生了一个男丁，也就是我素未谋面的亲哥哥。

本来那会儿国家计划生育就控制得严格，这个哥哥也是我母亲当时躲着村官生下来的。

小孩嘛，肯定爱哭，没多长时间小孩长了乳牙，有一天又哭个不停，农村人不懂常识，以为嘴里白色的乳牙是小孩上火起了泡，所以哭那么厉害。竟然拿着针尖去挑，几个月大的小孩就这样让人无法接受的离开了他还没来得及打量的世界。

于我本人而言，我或许应该感谢他，有了他，自然就不会再有我，可是于我的家庭，我的父母而言，本就孱弱的家庭简直一夜之间被摧枯拉朽的摧毁。

就这样在家里呆了两年时间，农村家庭毕竟还是想要一个男丁，90年，我来到这个世界，而代价是每天只能吃红薯就一点点米饭的家庭为此付出了8000元的超生罚款。

90年代的8000元钱是什么概念我不太清楚，但是那种如山的压力扑面而来，我父亲没过多久就决定再次离家，必须出去挣钱。

随后的两年里，他和村里邻居去成都卖过竹席，到处做过短工，都没什么起色。后来盘算着和我一个舅舅到遵义来开粉馆，因为不懂经营理念，经营失败，店面盘出去，设备卖完了，还亏欠了别人一万多元钱。

更让人欲哭无泪的是，设备是我舅舅卖的，一千多元钱至今为止也没向我父亲提起过要还回来...

当时我外公说等过年卖了猪，再还一点给我们，结果无疾而终...

做小本生意失败，又欠了一大笔外债，身无分文又没有学历，在外漂泊了许久，我父亲只能再次回家。

身为一家之主，家里两个孩子吃喝拉撒什么都还需要他来管，唯一的支撑便是母亲在家务农能够勉强养活自己。至于所欠的近两万元巨款，几乎时时压在他背上喘不过气来。

我父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人，没什么见识，没什么能力，除了遵义那边一家远房亲戚，更没什么人脉。在外处处碰壁，家里这个穷乡僻壤的山沟沟还有一些人处处针对。

其实我很多时候在想，以我父亲身处的这种环境，他所认知的世界，他所能理解的挣钱方式，以及他身上的负担，周围的一切都应该是绝望的，三百六十度都看不到一点光亮。

可是他没有放弃，几乎无时无刻不在绞尽脑汁让这个家庭的担子减轻一点，他知道，这个家庭如何，膝下两个子女未来命运如何，全都维系在他一个人身上。

可是人倒霉的时候，真的连喝凉水都会塞牙，走大马路上摔跤一点都不稀奇。

92年他再次和朋友去了成都，开始了琢磨许久的面粉生意，前前后后持续不过半年时间，再次以失败而告终，同时又欠下了一万多元。

祸不单行的是，家里那早已摇摇欲坠的土墙房终于熬过了它最后的大限，一夜大雨连着倒塌两间（索性我们都不住那个房间里），父亲回来之后不得不找两位姐夫借钱将房屋修缮成砖墙房。

1994年至1995年，我家这两年到了人生最最低谷的阶段，举家欠债4万余元，这在90年代，遵义城里已经能买好几套房。

那会儿村子里那些人连过路都会绕着我家走，生怕沾染一点厄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