屡遭欺凌的宋代为何文化繁荣？

通过征服战争,宋代政权在960年建立(终结于1279年),在10世纪70年代之前通过夺回大部分分裂的领士,重新统ー了这个古老的帝国。在这种情况下,宋代见证了传统学术与教育的重生,但目的是用它们促进许多领域的进步,而不是退回到过去。所有传统的中国教育,以参与最高等的考试考取进士为终点,需要学生掌握十到十二部基本的儒家经典。宋代“新儒家”运动的领导者之朱熹(1130-1200)就对古典学术有很深的造诣。虽然他的教乂义直到他死后超过一个世纪才被宣告为是正统的,他对“新儒家”的贡献中包含一个教育体系,将儒家哲学的四部核心书籍《中庸》《大学》《论语》和《孟子》,以及他的评注一一放在一起,形子》,以及他的评注一ー放在一起,形成了基础教育文献。这些书一直到1905年被废除时,一直都是选官考试的标准。这样,已存在了约2500年的意识形态连续性的标准来衡量,南宋的评注是

一个关键因素:它的核心是一个并不妨得科学知识或艺术成就增加的世俗意识形态。并且,这种意识形态的社会视野也受到几个方面的限制。例如,据说朱熹曾写过一本叫作《朱子家礼》的书在核心章节中以一个人的生活方式描述了各种仪式;在这些以及其他一些问题上,他给女性施加了越来越多的限制倾向于将她们放置在更强烈的男性控制之下。部分出于这个原因,关于“大道”的学说被视作是僵硬、缺乏头脑的,构成了人们所认为的中国文化后期发展缓慢的一个因素。但无论如何,“北宋的知识活力产生于重新发现儒家价值”一一換句话说,对过去的回顾带来了文化的繁荣。

自宋代以来,除了蒙元时期,中国的上层阶级不再像以前那样对军事职业感兴趣一一那是雇佣兵做的事情。他们更喜欢关注文献知识,在他们的闲暇时间中收集书籍和艺术作品,进行文学、绘画和篆刻实践,这些方面取得发展有赖于之前出现的雕版印刷术。南宋的艺术活动中心在首都杭州,那里有许多科举应试者、官僚、军人和佛教僧侣。这些人的生活表现出被描述为高消费水平、奢侈的品位和对异国产品之热爱的特征。相同的消费类型多数在其他大的城市中心也很明显,因为精英分散在全国,城市之间的贸易规模也很大。这些城市的娱乐区进行流行演出,吸引了许多普通观众,包括从乡村地区前来的人。同时,娱乐的扩展还包括流行文学的萌芽;说书人,影子戏剧院,小说和戏剧繁荣起来。在中国,总是存在文人的传统作品和更粗鄙的民众文学之间的区別,尽管变革的大部分推动力是由后者依据埃尔文的说法,中世纪时的中国他意指10到14世纪,晚唐到宋代经历了一场广泛的“革命”。李约瑟也提到11和12世纪自然科学的“黄金时期”。技术上说,中国的农业得以转型在北方,改进了的磨粉机促使小米向小麦转变;在南方,水田种稻技术也有了更加娴熟。新方法的传播受到模板印刷的促进,特别是新的种子、复种制、水分控制以及由此提高的抽水量(通过戽水车这样的手段)、对土地更仔细的预备以及市场的开拓。在水路运输方面也发生了一场广泛的革命,不论是通过内陆的道路和河流,还是在海上从中国的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到宋代之前中国船只已经变得非常复杂,用铁钉建造,用油防水,使用不透水的隔板、浮力舱、轴舵和指南针。运河将内陆的河水车这样的手段)、对土地更仔细的预备以及市场的开拓。在水路运输方面也发生了一场广泛的革命,不论是通过内陆的道路和河流,还是在海上从中国的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到宋代之前,中国船只已经变得非常复杂,用铁钉建造,用油防水,使用不透水的隔板、浮力舱、轴舵和指南针。运河将内陆的河流联结起来,11世纪双向船闸的发明缓解了难以通行的节点的通航问题。与技术的进步一起,商业活动也变得更加复杂,许多种类的合伙组织利用水运系统谋利。同时,道路也得到了改进,甚至开拓了新的道路。贸易增长,而贸易所部分依赖的货币的供应量也在增长。在11世纪,纸币最早出现,但大量使用纸币导致12世纪早期和13世纪时的通货膨胀。其结果是纸币被废除。不过,商业信用依然以纸钞交易及其他工具的形式存在。中国向商业活动的开放,特别是在南方的省份以及与印度洋之间的商业往来,意味着10到13世纪中国在所有方面的繁荣。

埃尔文提出,一场更深刻的商业革命发生在市场结构和城市化方面。商业之前直很重要,但现在,提供日常商品的远距离市场发展起来。对农民来说,这意味着交换的増加,不只是食品和木材,同样也包括纸张和丝织品。不管是内部贸易,还是与日本、韩国和东南亚的国际商贸都有了很大的增长。商业活动作为一个整体,变得更加复杂,城镇发展起来,但埃尔文却认为这些中心的历史作用与欧洲的市镇很不相同(这意味着,在他看来中国的城镇并不预示资本主义的出现,只有欧洲的市镇オ有这样的功能)。

从10世纪起,中国很明显经历了科学革命,其技术也“发展到了系统实验调查自然的基础的水准”,在锻铁和丝织方面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机械化工业”;在13世纪,这些技术被麻织品行业广泛采用,以运河水为动力,这可能影响了欧洲的卢卡、博洛尼亚,并一直影响到英格兰摇纱机器的创造。进步也发生在数学、天文学和医学等知识领域。这些进步的基础同样是基于发明于7世纪、在11世纪时被广泛使用的雕板印刷技艺。11世纪时甚至发明了活字印刷,尽管它从未得到大规模使用。埃尔文写到由政府驱动的“一场学术的复兴”。宋代编辑并印制了许多文献,既有古老的,也有新近的,将“全国的知识水平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历史学家谢和耐也把1000年左右看作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这增强了埃尔文论点的可信性。11世纪以回归古典儒家传统和佛教从5世纪开始的影响力的终结为特征。他宣称,11世纪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是“与他们唐代的前辈非常不同的正如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与中世纪的人之间存在许多差异”。谢和耐发现了一种基于实验的实践理性主义,对一切事物的测试,对人类知识所有领域的好奇心促进了建构一套体系和一种自然哲学的尝试。事实上,以城市经济和“便宜的复制书写材料的方式”为基础,当时存在着种完全的“知识生活的更新”。

在后一个方面,中国在印刷术上的经历相当绶慢。构成佛教著作和图画主要部分的许多文件和文本被存放在北方敦煌洞穴里的储藏室中。这些储藏室大约在1000年时被关闭,直到1907年才被发现,其中包含历书、辞典、一部篇幅较短的大众百科全书、教育性文献、写作示范以及历史和神秘著作。很有意思的是,这些文献中只有不到百分之一是印刷的。文人们采用这种新方法的过程十分缓慢,但从932年起,《九经》即由省级政府印制,之后很快,在宋代之前,所有佛教经卷也开始印制,尽管佛教当时还面临管制措施。

文艺复兴时期,西方最终在活字印刷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这种技术第一次在中国使用则要追溯至约1040年。不过,中国在活字印刷时并没有涉及印刷机,而没有印刷机,活字印刷很难在19世纪欧洲机械印刷到来之前成为对雕版印刷的补充。直到那时,制作雕版通常比排活字更加迅捷和廉价。这种技术并未促生活跃的书籍贸易,以达成广泛的知识扩散。之前学术的主要中心是佛教庙宇和首都的国立学校。但从11世纪起,公立和私立学校与图书馆都迅速增加。最大的图书馆之一是建立于978年的皇宫图书馆,后来收藏了八万卷图书。这是一个收集文献、大型百科全书和编制复杂书目的时代。这个时代同样以自然科学领域出版的图书数量而知名。从12世纪后半叶起,中国东南部的私人出版繁荣起来,从而在医学、地理、数学和天文学领域,“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在数学领域,有代数的发展和使用数字“零”的证据。此外,1090年,在开封建造了由擒纵机构棘轮驱动的天文机械,这种装置提供缓慢但规律的动力,由此产生了当时最精确的计时装置。

宋代同样见证了古典兴趣的觉醒和考古学的成长,这些进程早在之前的8世纪中叶就已经开启。这反过来导致了复制和造假的活动。据说这一时期已经出现了场批判性反思的运动,特别是对不同版本历史的比较一一这是文字很重要的

一个方面。这场运动形成了一场“历史研究的有效更新”和历史百科全书编纂的基础。司马光的作品是特别重要的(比如《资治通鉴》),它以穷尽来源地搜寻和对文献采用批评性的方法为标志。

同时,宋代作者们也形成了一套关注人与自然秩序的基本特征的哲学体系,这套体系与佛教思想显然是敌对的,虽然在回归被认为是真正的儒家传统的过程中,它也采用了佛教的某些问题和教育方法。从这一方面,这种新学术,就像我们已看到的,与一种跳过之前时代的宗教限制回归包括古典文献在内的古代资源的努力联系在一起,这一目标与后来欧洲的“人文主义者”并没有太大的差別别。事实上,这个时代被描述为ー个“乐观主义和相信普世理性”,相信教育的益处与社会和政治制度改良的可能,并有着对知识进行系统化,并寻求替代佛教意识形态的“良善生活”模式这些愿望的时代。这一任务涉及对过去的回归和“新儒家”的形成,而后者一一与西方的亚里士多德和阿奎那的思想相比一ー对中国思想产生了稳定作用。

总结来说,与欧亚大陆上那条大型商道另一端的意大利城市呈现出新生活模式之前欧洲相对的“落后”状况相比,中国在11到13世纪见证了“一场令人赞叹的经济和知识的高潮”。在一段时间内,通过陆路和海路的贸易避免了曾使伊斯兰世界遭受重大损失、却也建立或恢复了亚洲东西部之间联系的蒙古人的入侵尽管这种联系又因中亚的蒙古帝国从14世纪中期开始的分裂而受到损害。在1500年之后,西方通过对东方的探索特别是通过航海,而重新出现;阿拉伯人,印度人,中国人和其他一些人则在之前长期通过印度洋和中国海进行贸易。

在更重要的市镇中,政府推广教育,其內容主要是文字性的,但同时也教授实践课程。医学有自己独立的培训体系和中东一样(欧洲最终也変成了这样),医学教学受最高医学办公室的监管。这个机构建立了一所学院,在政府的管理下,在全科医学、针灸、按摩和驱邪术四个领域提供指导。在629年唐朝皇帝就已经在每一个州建立了医学院,在11世纪时药物学著作被集中印刷;先进且内容广泛的药典也得以出版。医学训练需要七年的学习,知识程度将以考试的形式检验。这种训练的一部分涉及对伦理概念的学习,它与希波克拉底誓言很接近。和西方一样,中国医学并没有产生多少手术技术,因为人们认为身体应当以神或祖先所赐予时的样式返回到神或祖先那里。结果是,在这个领域很少有人进行调查研究,但解剖还是从1045年发展起来。在这些医学工作中,道家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与驱邪术相关的部分;但佛教僧侣则很少参与其中,除了照看穷人和病患者的照看

这项活动在对佛教的迫害运动之后,在9、10世纪时被政府接管。但除了“宗教医学”外,还存在“儒家医生”,即在唐朝更显重要的世俗医生。

私人印刷变得繁荣起来,其中不只有佛教经卷,也包括农业和数学的文献,因此中国成了“世界上最会算数和识字率最高的国家”。在写到10至14世纪的科学与技术革命”时,埃尔文提到“这场学术的复兴”。它发生在“之前几个取得了科学与技术进步的世纪”之后,其中包括从8世纪时开始的雕版印刷的进步,它作为这场复兴的基础,保证了科学文献的广泛流传。但“主要的驱动力”是政府(除了天文学,它被“评定”有潜在危险)。另外宋代政府编辑和印制了标准教材,不只是在数学和农业方面,也在医学和战争方面,同时还包括儒家文献、历代史、法令和哲学著作。政府还赞助了些新的出版物。换句话说,和爱森斯坦对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评述一样,埃尔文也认为印刷术(雕版印刷)从大约10世纪起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这一点。在麦克德莫特关于中国书籍的著作中,他认为宋朝印刷书籍的作用被夸大了;但无论如何,印刷术传播日知识和促进新知识方面是十分重要的,而中国早于古腾堡几个世纪就已经有了这种能力。

在艺术领域的成就并非更不重要,它构成了“所有后来朝代的基础”。在宋代,“绘画艺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繁荣”。皇帝们自己也会作画,绘画成了一种雅致的艺术。这一时期绘画艺术的伟大实践者是属于贵族阶层的李柽(919967),他以早期南北方画家的作品为基础,成了宋代风景画风格的创立者他绘制的优雅的世界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有活力、最精细、最成熟的作品”。北宋审美的宽度体现在李柽和另一位伟大画家范宽(955-1025)之间的突出对比上,后者是一位“山人”,他创作了现存最伟大的风景画之《溪山行旅图》徽宗皇帝曾组建了一所皇家绘画学院,徽宗自己除了绘画以外,也从事诗歌和篆刻艺术的实践。在这所学院,画家们在非常优越的环境中工作,描绘他们身边的飞鸟与花草。微宗同时也是与过去历史紧密相关的古文物领域的专家,他的这一兴趣使得制陶工匠们开始以三干年前制造的青铜器的形式复制这些物件。大约在1110年,手稿和石头、青铜与玉上的铭文在宋朝得以编辑,而这使得人们能够通过这些文件窥见古代中国的文化和政治生活。

把比以往更多的画家带到首都的徽宗在他的绘画学院中强调了三个方面。首先是道家宗教和对自然仔细、直接的探寻这是在当时最伟大的艺术家郭熙的作品中所体现出的表现自然的传统。宗还坚持系统硏究古典绘画传统;他为政府的收藏品所编纂的目录是“确立艺术经典过程中的一份主要文件”。第三个要求是对“一个诗意想法”的达成,徽宗自己的画作就达到了“一种古典的,根植于过去、现实观察和诗意理想的美”。

宋代的政治进程同样分为两部分:北宋(960一1126)和南宋(11271279)。在艺术成就方面,莫特对前者大加赞扬北宋被誉为一个拥有完美的诗歌、纯文学和历史性散文作品、华丽的绘画与篆刻、无与伦比的瓷器和被中国人看作是次等艺术的艺术完全发展的时代。学者官员精英们..是诗歌和其他文学以及绘画、篆刻的创造和生产者,他们还赞助了制造..瓷器和所有他们所收集藏和日常使用的精美物件的手工艺人..在人文学科的某些领域,宋代见证了相当系统化的学术的开端,这种学术在它的方法和目标上相当地现代。在这个时代,对百科全书中知识的广泛领域进行系统化和排序整理是一顶典型性的事业。对过去的研究见证了历史研究、语言学、对古典材料的批判研究、对古代青铜器或石头上铭文的收集和研究的进展,以及考古学的开端。

所取得的进展远超过欧洲文艺复兴时的“珍奇室”阶段,后者在欧洲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宋代精英们专注于与鉴定语源学、年代测定和释义相关的知识研究.人那个产生了艺术家、作家和人文主义者的同一个学者一官员精英群体中,还出现了钻研数学、科学、医学和技术的人物,他们使得宋代在这些领域的成就也达到了高峰。

在这一时期特别重要的是沈括(10311095)的著作,他拥有“高度独特”的性格,莫特列举了沈括的各项伟大成就。他以“通晓人文”之士而知名,在科学和艺术方面同样在行。“当然,也存在不出名的非精英人士,他们设计和建造船只,将航海技术应用在航海事业上,建造桥梁、宫殷和庙宇,雕刻大型佛像,令人赞叹地装饰庙宇,设计和生产武器和兵器,并通过无法计数的方式为社会生活做出了贡献在10世纪晚期和11世纪,北方的官僚体系广泛地招募人员,科举考试变得更加重要。官员工资上涨,每一个行政区域都设立了学校,为参加考试做准备;福利机构也在增加。不论是从效率,还是从社会公正的立场上,征税都得到了改善。同样在这一时期,盐、铜、铁和煤的开采也在扩大。神宗皇帝的宰相王安石所采取的这些措施被他的继任者“以孔子的名义”废除。之后北方这个饱受党争困抗的政权变成了“马背上的蛮族”源自唐古特部落的女真人的猎物,这些人最终在1127年在首都开封俘虏了微宗皇帝。

蛮族对首都的洗劫导致宋朝向南方的撤退,他们跨过扬子江,来到风景优美的杭州,这座城市后来成了“可能是12和13世纪全世界最繁华的商业中心”。在11世纪,部分通过种植占城稻米,南方也已经变得更加富裕,占城稻米使得当地可以在一季当中收获两次,并且部分因其港口为向整个世界出口商品打开了道路,从而为商人阶层带来了可观的收益。现在,他们重建了绘画学院,为统治者提供绘画作品,而统治者的偏好对于促进某种艺术风格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大多数艺术的主题是由这些统治者确定的。这个被重建的王朝尤其关注艺术的力量,“致力于古典复兴的一个新图景”,特别是“旧的历史叙事讲述帝国的艰辛、生存与重生”。皇家的赞助在这时期居主导地位,因为商人并不赞助绘画。绘画本身大部分掌握在工匠家庭的手中,而他们的兴趣是很保守的。在佛教庙宇的赞助或启示下完成的绘画作以及禅宗绘画作品也是如此。

依然受到北方入侵者威胁的南宋在扬子江上建造舰艇,一部出版于1044年的关于战争的书稿中描述了,发展了为战争目的的火药使用。北方来的蒙古人模仿了这一实践。火药的发明传到了阿拉伯人那里,之后在13世纪晚期又传给了欧洲人。在南宋王朝,首都临近地区拥有大片土地的家族变得越来越重要,直到位改革派的宰相贾似道(12131275)上台,他实施了将拥有土地的上限定为大约27公顷的政策,剩下的土地被国家没收以支持军队。但是,他的改革发生在王朝的最后关头,并且也只影向了扬子江下游三角洲地区。在第一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当中,南宋保持着繁荣,东南部的商业变得怠加重要。城镇在发展,由于间种早熟水稻,农业也繁荣起来;贸易在增长,不仅是沿水路进行的国内贸易,包括不只为宫廷,现在也在私人交换中为暴发户而生产的奢侈品;与外面世界进行的对外贸易也有发展。从大约1200年起,中国拥有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海军,包含拥有十二扇帆,直立龙骨和密封隔间的巨型船只(“中国平底帆船”),可容纳大约500到600名乘客,由水手的指南针和地图来导航。这个国家还发展了天文学,发明了第一座机械钟。这个时代被总结为“新文化”成形时期,尽管它后来被看作代表“传统中国”,但存在“一种学术和思想中的新精神”,并不是“通过某种程度的超自然启示获得的不容置疑的真理”。精英们以一种自觉的方式追求建立成就,他们的自信建立在社会繁荣之上。“在宋代超过三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是世界上最富裕,最有秩序,在文化和技术上最先进的”,特别是在南方。它拥有最大的城市,支持着比世界其他地方都要多的商业活动,印制着几千种图书,识字率也在上升。在这一时期,中国人中受过教育的比例很有可能比西方要高。那意味着中国可以“高效地积累展现并传播知识”,这改善了人们的生活与生计。因为它拥有“科学和技术方面令人惊异的创造力”。

中国那时在很多重要的工业领域成了“世界工场”,特别是丝织、茶和使用煤炭与水利机器以在更高温度下生产的陶瓷业。广泛的商品交换,不论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都见证了铜质货币的广泛使用(有时是熔解佛教雕像制作的)以及使用纸钞的开端。然而,许多汉学家及其他人被引导问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在那时为什么没有保持发展(至资本主义?)。埃尔文认为,尽管在中国发生了许多领域的革命,中国并没有发展出个“现代”的经济体,因为它陷入了“个高度的均衡陷阱”;经济取得了发展但埃尔文断言生产的技术发明在明代和清代几乎是不存在的。他分析了农奴制和庄园秩序的瓦解,市场城镇的增加和乡村的工业化,还讨论了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工业资本主义的传统解释,即资本的不足和市场的受限,经济增长所面临的政治障碍,以及229当时的企业规模小、寿命短。他将这些解释抛开提出了“陷阱”的概念。不论如何,依然存在企业家精神和某些发明,尽管埃尔文提到这样一个阶段一一虽然并不是全然静止,但它依然阻止中国进入现代化。他承认在欧洲十分重要的行业公会力量的增长ー一在某些领域“成了市级政府”一一涉及比人们通常所提出的更加不同的关于东方城镇的观念。但当谈论到未能以这种方式建立官僚化的“现代”经济时,作者似乎在本质上还是参照了西方的成就,而西方成就此时在大型制造领域处于被“落后的”中国所赶超的危险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