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毅：在红五军团整训的日子里

作者：孙毅

来源： 新志荐文

在红军反“围剿”不断取得胜利和全国人民抗日反蒋浪潮推动下，1931年12月14日晚，国民党第26路军参谋长赵博生和旅长季振同、董振堂及团长黄中岳率1.5万余人在宁都举行起义。

第二天拂晓，起义部队集合在宁都县城南门外的河滩上，赵博生健步来到队列前，宣布起义成功。他带头扯掉青天白日旗和帽子上的国民党党徽，随后率领部队跨过梅江大桥向苏区开进。

部队中途休息时，我见到了赵博生，跑上前去，对他说：“参谋长，我们参谋处的人都跟上来了！”他说：“好啊，这回我们真的要当红军了！”说话间，他脸上充满了微笑。

部队离开宁都四五十里，受到了红军代表的热情迎接。苏区的群众也发动起来了，我们每经过一个村庄，都能看到张贴有“欢迎二十六路军参加红军”、“打土豪，分田地”、“一起闹革命”等标语。村村锣鼓喧天，鞭炮齐鸣。老乡们聚集在村口路旁，向我们鼓掌、招手。我们就象见到了久别的亲人，情绪非常高涨。

第二天晚上，中革军委代表刘伯坚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由季振同任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任军团副总指挥兼第十三军军长，赵博生任军团参谋长兼第十四军军长，黄中岳任第十五军军长。

我被分配在赵博生领导的红十四军，担任侦察科长。从此，我成为一名光荣的红军战士。

接着，部队开往闽西石城附近的龙岗、秋溪等地整训。

一

我们十四军驻在两个大庄子上，一个是秋溪，一个是横江，同第十三、第十五两个军相距不远。为了教育和改造好这支起义部队，中革军委从红军选派了一大批干部来到红五军团做政治工作。肖劲光任军团政治委员，刘伯坚任军团政治部主任，何长工、黄火青、左权分别担任十三军、十四军、十五军政委。在部队中建立了政治委员制度，连队建立了党支部，加强了党的领导和思想政治工作。此外，还废除了旧军队中打骂士兵的制度，实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军政一致的原则，使部队面貌一新。

红军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专门对红五军团的政治教育工作写了个小册子，宣传红军是为穷人闹革命的、不打穷人，要打土豪、分田地，进行土地革命。我看到赵博生很忙，他经常深入到团里和营里，每次团营政工干部讲完话之后，他还要讲一讲。在组织上也进行了整顿，如师与师对调，团与团对调，甚至有的营与营也进行了对调。整顿过程中，营以上干部走得不少，特别是一些军、师直属单位干部，他们平时条件优厚，参加红军后吃不了苦，再一个是不愿意断绝家庭和亲友关系。那时的口号是：愿留下的欢迎，对要求走的欢送，发给路费，来去自愿。一天，叫我陪一些营团干部吃饭，我看到营团干部一次就走了60多人。我们参谋处一个姓魏的处长也走了。我家里很穷，没有什么牵挂，为了不连累家庭，暴动之后，整整十年同家里和亲属断绝了联系。

整训一个月之后，大约在1932年2月，军、师干部有的表现好，工作积极，也有的表现犹豫摇摆。为了使一些同志进步快一些，就需要开阔一下眼界，到外面取取经。一天，赵博生对我说:“孙科长，准备派你带一部分人到老红军连队参观一下。”“好啊！”我高兴地说。随后选了200多人，让我带队。当时我们驻在石城，红三军团在会昌。早饭后，我集合队伍就出发了，傍晚我们赶到红三军团住了下来。

第二天午饭后，军团长彭德怀和军团政委滕代远热情地接见了我们。彭军团长给我们讲了话。他讲了为什么我们的军队叫红军，红军与白军的根本不同。他穿一身灰色的洗得发白的军装，站在一个台阶上，大声地说：“我们红军是为贫苦农民打天下，而白军是为地主、资产阶级服务的，我们要把他们打倒。”他的话通俗易懂，句句在理，深深打动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原来安排我们还要到团、营、连参观见学，第三天早晨，三军团接到了战斗任务，告诉我们暂回，下次再来，我们只好终止了参观。我们站在路旁，欢送三军团的队伍，威武雄壮地走上战场。

二

告别了红三军团之后，我们往北前进，来到了党中央所在地一一瑞金。这是我们早已向往的地方。党中央领导同志听说我们来了，专门给我们安排了午饭。午饭后，把我们集合在大门前的操场上。我们坐下之后，听说毛泽东、周恩来要给我们讲话，我们非常高兴。毛泽东身材魁梧，上身穿一件灰色棉衣。他首先讲话，主要讲为什么要发展土地革命。接着周恩来讲话，他主要讲了共产党同国民党的区别。他才三十四五岁，军装适体，精明刚毅，讲话富有感染力。听了两位领导人循循善诱、深入浅出的讲话，我们的心里更亮堂了。

第四天到了军委，正准备吃早饭，忽然接到通知，说早饭后朱总司令要给我们讲话，我很高兴，立即把这一消息告诉了大家。我说：“同志们，抓紧吃饭，饭后朱总司令给我们讲话。”这时一位40多岁，身穿皮大衣，态度非常和蔼的人来到我的面前说：“我就是总司令。”我心里一惊，愣住了。这就是赫赫有名的朱总司令吗？我紧紧握住朱总司令的手，说：“原打算我们吃过饭就去的，没想到你到我们这里来了。”我高声喊道：“朱总司令就在我们这里，我们不吃早饭了，请总司令给我们讲话！”大家热烈鼓掌。朱总司令随后站在一张桌子上，给我们讲了半个多小时。他讲了红军与白军的不同，讲了当红军是为穷苦人打天下。他虽然是四川口音，但讲的道理通俗易懂，我们听得很明白。

早饭后，我们到了军委。当时叶剑英是军委参谋长。午饭前，叶剑英给我们讲了几句话。接着，军委总部另外两位领导先后讲了话，大意是：你们暴动过来参加红军，我们表示热烈欢迎。你们来这里参观学习，有什么意见和要求就毫不保留地提出来，咱们是一家人了嘛！接着，我们200多人中有两三位主动发了言，讲的中心意思是：我们刚从旧军队过来，什么也不懂，欢迎红军老大哥对我们批评指导。讲得很好，完全代表了我们的心意。我这个带队人听了非常高兴。

中午，军委招待我们吃午饭，10人一桌，大约有20多桌。每个桌上放有两大盘菜，一荤一素，主食是大米。我们大部分是北方人，平时很少吃大米，这顿饭感到吃得很香甜。

下午，我们参观了军委各部办公位置。晚上，瑞金红军学校召开欢迎大会。校领导致欢迎词后，我作为一个带队的讲了几句，我说：“非常感谢红军学校老大哥对我们的热情接待。我们什么也不懂，一定虚心学习，欢迎老大哥给我们帮助指导。”之后演出节目，有合唱，有独唱，有舞蹈，生动活泼，反映了红军战士的生活。我们看后耳目一新。三天之后，参观学习结束，我们回到了自己的驻地。

三

通过近两个月的整训，官兵的政治觉悟普遍提高。可是新的矛盾又出现了，部队产生了极端民主化倾向，什么事情都要先交下级讨论，然后上级才能决议；少数人自由散漫，好象什么都解放了，起床号、熄灯号不起什么作用了。一天，赵博生又把我叫去，说：“你看看咱们的队伍，真正是解放了，极端民主化了，起床号吹过都不想起床了，这不行。”他接着说：“给你10天时间，你再到红三军团去一趟，他们执行任务已经回来。这次你带十几个人就行了，三个师部各选两人，每个团选一人，总共不超过20人。到红军连队后，看看人家老红军战士是怎么生活的，要不要遵守纪律。”我愉快地接受了任务。

这次，我们从秋溪直奔红三军团驻地。到达之后，我首先找到了彭德怀军团长，我说：“军团长，我又取经来了。这次我们主要是到连队看看，你看我们到哪些连队比较好？”彭军团长给我们指定了一个师。这个师就是黄克诚所在的那个师，他任师政委。黄克诚把我们介绍到一个团里，团里又把我们介绍到一个营。晚上我们住在营里，白天在连里活动。

听说我们要去，连里做了些准备，找了几个过去是被红军俘虏过来的俘虏兵，如今当了班长、排长的人，用现身说法，给我们讲他们是如何接受改造，转变思想，最后当上红军班长、排长的。有一个班长讲得很好，他深有体会地说：“红军有铁的纪律，严的有理，官兵平等，当官的不欺压士兵。我舍不得离开这个部队。”班排长讲了之后，连长、指导员又先后发了言。从他们的讲话中看出，红军战士在思想上真正获得了解放，他们的纪律完全建立在自觉的基础上。我们听后深受教育。在连队活动了四天，以后又到师、团、营各活动一天，预期目的基本达到了，我们就结束了这次参观学习。

回到驻地，我根据记录，归纳整理了一个材料，当面向赵博生进行汇报。我说：“这次去红三军团，收获很大，人家找的都是班长、排长、连长，结合亲身经历讲的。讲的有官兵平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老红军战士真正是解放了，纪律严明，都是自觉遵守……”赵博生听后说：“很好，你把这些给咱们军直属单位讲讲吧。”于是我把这次参观学习所见所闻向军直属单位讲了一次，足足讲了两个小时。通过这次教育，部队情况大有转变。有人说，从一个旧军人变成新军人需要经过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通过这次整训，我认识到确实如此。

整训结束后，我调第四十一师担任参谋长。

四

经过近两个月的整训，部队精神面貌为之一新。到了2月下旬，红五军团接到了配合红三军团攻打赣州的任务。十三军负责围攻赣州城，十四军是预备队。赣州城在赣江西边，预备队布置在赣江东岸，往北一直延伸到储潭，相距三四十华里。我们预备队的任务是防止敌人往东逃窜。围城个把月，虽然数次攻城爆破，两次总攻，但由于赣州城易守难攻和国民党军增援，不仅攻城未克，反遭重大伤亡。后来才知道，这次行动是王明推行军事冒险主义的结果。

后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赣州不再打了。它消耗了时间和自己的力量，给红军以后的作战带来困难。部队主动撤了下来。随后，军师一级干部召开会议，总结了这次作战经验。以后赵博生对我说：“红军真好，讨论时无话不说。大家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武器，错了就是错了，过去咱们老部队哪里见过。我参加会议增长了很多知识。”

赣州城未攻下来，接着我们又接受了新的任务——消灭土围子。就是要把根据地内地主武装固守的据点消灭，当时我们叫做消灭“白”点。江西土围子特别多，当年曾国藩、胡林翼对付太平军，就搞了许多土围子。我十四军四十一师的任务是攻打赖村土围子。土围子周围壕沟很深，人过不去，里面积存了大量粮食。我们攻了个把月，伤亡了不少人，也没有攻下来。

1932年7月8日，红五军团奉命向广东乌迳开进，中途接到改变方向，赶到水口圩，堵击粤敌第4师向南雄逃窜的命令。这时四十一师番号改为三十八师，我仍担任参谋长，程子华任师长。当天下午，在水口圩以东的一个村庄，红五军团与敌人隔河打响。十三军作正面进攻，十四军在右翼，另一支兄弟部队由左翼渡江绕到敌后，击溃敌人两个团，敌人当晚退守水口圩及附近高地，构筑工事，固守待援。

第二天，余汉谋从南雄调来增援部队，以优势兵力向我五军团猛扑。由于情报有误，开始估计我兵力超过敌人一二倍，打了一天之后，敌人越打越多，由原来三四个团，一下子多出了五六个团。战斗非常激烈，我军处境困难。幸好陈毅率领江西独立第三、第六师及时赶到，才稳住战局。

10日拂晓，我红一军团和十二军赶到水口圩战场，会同红五军团和独立第三、第六师向敌人勇猛冲杀。许多官兵手持大刀砍向敌人，在气势上压倒了敌人。打到中午，敌人支持不住了。我拿起望远镜一看，敌后续部队开始撤退。我把这个情况及时告诉了程子华。他立即报告了赵博生。随后，我军一阵猛攻，敌一线部队开始逃窜。我再用望远镜仔细观察，发现敌一线部队在交替撤退。黄昏后，敌一线部队全部撤完。我们紧追不舍，一直追过水口圩。敌人溃逃南雄，战斗结束。

第二天，我们准备退出战场。因敌人在这里盘踞三天，加上他们的欺骗宣传，圩子里一个老百姓也没有。光我们十四军的伤员就有1000多名，怎么办?我和程子华商量，安排三四个士兵抬一个伤员，用老乡的门板当担架，一直抬到苏区野战医院。我仔细察看了一下伤员情况，大部分是头、胸、腿部负伤。赵博生在战斗中左臂负伤，仍继续指挥战斗，不下火线，为部队作出了表率。

水口圩战役，双方伤亡都很大。在红五军团阵地前，光砍死的敌人就有900多名。这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罕见的一场恶战。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对水口圩战役作了评价，他说：“如象水口圩和团村这一类的仗，本来一般算作胜仗，而且还算作大胜仗的(前者击溃陈济棠20个团，后者击溃陈诚12个团），然而我们历来就不欢迎这种胜仗，在某种意义上简直还可以说它是败仗。因为没有缴获或缴获不超过消耗，在我们看来是很少意义的。”（见《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209页)

水口圩战役，对我军后来的北线作战很有利。红五军团在这次战斗中，表现了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尽管条件十分艰苦，激战三天三夜，光我十四军就牺牲了1000多人，但士气始终旺盛，没有一个临阵脱逃，经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这充分说明，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领导制定的党对起义部队“团结、教育”的总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同时说明红五军团两个月的整训，结出了丰硕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