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战场上的第一个歼灭战”——秀水河子战斗

来源：网络佚名

秀水河子战斗对于百战一生的林彪来说，是个规模不大的战斗。但它的意义却不容小觑。不仅因为这是“东北战场上第一个歼灭战”，也不仅因为这场战斗是林彪在战术思想、战役指挥上成熟期的发端，最重要的是，这场战斗重新确立了从上级领导到普通指战员对林彪的信心。

在此之前，由于山海关失守，锦州反击战的失利，林彪从“变沈阳为马德里”（1945年11月4日致毛主席电）转而放弃北宁路沿线作战计划，分兵剿匪及发动群众。这一转变并不为所有人理解，甚至颇受质疑。在12月上旬的阜新会议上，林彪和李运昌为配合热河作战发生了争执，不欢而散【1】，以致多年后李运昌仍指称“热河东线战役没有打好的重要原因是林彪不执行中央军委的命令”【2】。在中央领导层中，对林彪这一阶段的指挥似亦存在怀疑。如1945年12月10日军委（刘少奇拟稿）给林彪的电报，要求其“再不要重复锦州战役时之慌乱情况”【3】，言语间就很不客气。1946年1月26日中央关于东北和战方针的指示电中，“由于蒋军在进攻锦州阜新热河时，我未能给以有力打击，使蒋轻视我在东北力量”【4】一句，也微露不满之意。秀水河子战斗的胜利，使得怀疑消解，林彪的威信重新树立了起来。

故此，林彪1946年2月16日致中央和东北局的电报中，特地指出：“经过此次战斗，数月来战略战术思想上的怀疑，均取得不约而同的一致认识，证明过去敌集中兵力攻锦州及阜新时，我不与敌决战，是一个无形的重大胜利。否则，今日局面甚（更？）狼狈与困难。更加确定了在战役上仍应采取待敌分散、以多胜少的原则，在战术上更确定了夜战的原则”【5】，很有些扬眉吐气的意思。
在当时和战不定、变化繁复的情况下，能够把握此一战机，缓解被动的局面，的确并非轻而易举的事。谈秀水河子战斗，不能不谈到决策的过程。而类似这种规模不大的战役战斗，最难说清的就是决策的过程，因为往往资料的欠缺得较多。秀水河子战斗也不例外。不过，既然要谈，咱们还是从头说起。

一、停战后的东北
日历翻到了1946年，人们在痛苦、期待和不安中等来了国共谈判的最新结果——停战协定的签订。但东北似乎仍处于一种不生不死、不上不下的尴尬之中，随着谈判的进程变化，中央对于东北和战问题的指示也时有变动，前线指挥员如何按照有关指示和方针进行处置，颇为棘手。
1月3日中央指示要坚决保卫热河，因“重庆国共谈判，马歇尔将参加，关于立即停止内战有可能在不日实现”，“如我们能给顽军以打击，迟滞顽军前进，保卫承德及其要点在我手中，则我在热河仍可占优势地位”，“因此最近数星期是热河命运决定的关键”，要求不惜“牺牲数千人的生命”“坚决打击进攻热河之顽军，保卫承德”【6】。同日在给“程肖罗、运昌、林彪”的电报中，部署保卫张家口、承德，提出由林彪负责截断义州阜新段【7】。4日，根据在重庆谈判的周恩来的电报，马歇尔已同意立即停战，双方停战命令于十数日内下达，中央要求“李运昌、黄永胜应以一切努力阻敌前进，截断阜义敌前后方铁路交通”【8】。
1月6日11时，针对林彪5日提出的怀疑【9】，中央致电林彪并告东北局，解释说“国内和平有希望，保卫热河的战斗是带着决定性的，目前阶段中并可能是最后的一战”【10】，9日中央（刘少奇拟稿）给林彪并东北局的电报中更催促林彪“打击阜新大虎山沟帮子之顽军，应从速动作，一方面可牵制向赤峰承德前进之顽，另方面恐在停战令下后不好再打”【11】。林彪虽提出质疑，1月6日20时仍按照中央指示下达了作战命令，决心“我军目前由原定之创造根据地，准备应付明年的继续内战，现决改为以精锐部队向敌之后尾攻击，求得坚决的各个击破敌人，以保卫承德和压倒敌人在东北的影响”，以“梁师、彭旅和我们明日自康平、法库之线轻装向新立屯方向前进，并已令罗舜初、吴克华两部向黑山、北镇之线前进，并令第十旅袭击由阜新西进之敌”【12】。
部队于1月7日做了动员，准备了作战用的白衣服（为雪地作战减少目标）【13】。林彪还下发了准备向彰武进攻的作战宣传材料，阐述了此次作战的意义，认为“从山海关到黑山这一时期，敌采取集中兵力的进攻行动，我因兵力非占优势，通讯联络不灵活，群众未发动，敌情不明了等等原因，不便我各个击破敌人，故决定待敌分散后再各个击破敌人。现敌已开始分散，且面向热河前进，使我们能各个击破敌人，同时又是打击他的侧背，故这一仗必然能胜利的”【14】。但因天气、部队准备等因素的影响【15】，随着停战令签字形势的变化、平泉的迅速丢失，这一行动很快停止了下来。
1月10日中央通告各地“国共停战命令今日已发表”，要求“我各地部队应即遵守命令停止一切进攻及破坏交通行动，不给国民党以借口，但必须十分警惕，防止国民党的进攻”【16】。但由于国民党否认中共在东北的地位，停战究竟含东北与否，当时并不明朗。中共领导认为该停战是包括东北在内的，中央11日下达给东北的指示中，要求东北遵行国共停战协议及命令，指出：“停战是包括满洲在内的，但我们同意国军开入满洲及在满洲境内调动，并在谈判记录上取得密契（spk注：默契），国民党军即在满洲不得驻兵过多，经过秦皇岛登陆的国军只能开入满洲，如派遣国军经华北我区、其他路线而入满洲，须事先经过协商，进入满洲各地国军调动，须按日报告北平执行总部”【17】。12日、13日、14日中央连电各地及东北，要求“从14日起不得向顽再发一枪”【18】、“我各地部队必须于13日24时以前停止一切向对方攻击之行动”，“不给对方任何借口，违者将受到处分”【19】、“务不要向顽军攻击，如已攻击，立即停止”【20】。
这么一来，实际上在东北形成国民党单方面有增兵和调动的权利，而我军则受到停战令约束的局面，自然引起东北局领导的疑虑和严重不安。1月13日以“军委参”名义通报各战略区的“密息”称，蒋介石电各战区“在停战命令未生效前应尽速抢占战略要点，尤其是热河方面，最好于停战命令前占领承德，否则亦必迅速抢占古北口建平及凌源为妥”【21】。这说明蒋介石并不肯放弃其咄咄逼人的进攻战略，更增加了东北领导人的担心。
1月14日，林彪电中央和东北局，提出一连串的问题，称“我还未弄清，请指示，以便对付情况”。林彪提出：“停战条约订后，彼此驻军地点有无划分，哪些地区和城市归顽方，哪些归我们”、“我驻军地区与城市，他是否有权进驻，如有权进驻，则我之后方即难设立”、“倘顽军开入后，实行高度分散，以合法地位控制政权，限制群众运动，则我既不能在军事上打他，又无合法地位进行群众工作，则岂不是很难发动群众”、“如我无政权、财权，则部队衣食供给如何解决”、“如我无一定的整块立足地区，无实行民主民生的政策权，无发动组织群众之权，则顽一旦翻覆，我岂不无立足地区”、“我在满洲有无自由调动军队之权，能否经过大城市与铁路”
虽然是以提问的方式出之，但林彪本人的倾向十分明显。仅过了一天，林彪再电中央、东北局，明确提出了对和平协议的不同看法。

林彪直截了当地宣称“此次和平协定的实质，实为蒋之一重大阴谋。这一阴谋是对我党力量采取避实击虚、各个击破的方针”，“目前以口头上的民主诺言欺骗全国人民，以有名无实的和平空言，代替军队钳制我在华北的真实力量，束缚我之手脚”，“首先向我最薄弱之一环——东北进攻，尔后以东北为根据地，向我华北根据地南北夹击”。“以目前所知的条件看来，则此次和平的前途，较之继续战争的前途更坏”。为此，林彪提出“我意必须坚持如彼在东北不停战，则我在华北华中亦不停战”【23】。被某些出版物讹传为要“请主席头脑清醒考虑之”【24】的内容，实际上就是来自这份电报，是指我军在东北停战，而让敌自由攻击东北，后果不利，华北暂安的局面也不能持久，“因此我们对现在所谓和平的实际收获，须清醒的考虑之”【25】。
无独有偶，彭真14日亦致电中央并林彪，指出“国民党仍不承认我在东北之任何地位，并且仍可向东北进兵，蒋军不向我进攻时我又不能向蒋军进攻，此种情况对我争取控制东北则甚为不利”，要求中央考虑：“第一，要求国共双方今后均不再增兵东北，两党在东北完全停战，实行合作。第二，如对方仍向东北增兵，我可否提出要求利用铁路比例增兵东北，以同等权利接收政权来加以抵制。并请中央考虑让我们在目前敌顽兵力分散不足之际，以敌向我进攻名义主动给敌以歼灭性打击（林电亦称有把握）；并破坏交通以促使苏联出来说话，逼蒋迅速与我谈判东北问题，承认我在东北之地位，以免将来重蹈此次热河战役之覆辙”【26】。
林彪15日电所据之中央13日18时电中，称：“国民党现仍拒绝与我谈判东北问题，不承认我在东北之任何地位，他对东北我军仍未放弃武装解决方针，因此国民党军进入东北后，要向我们进攻是不能避免的”，“请东北局布置一切，在顽军进入东北向我进攻时坚决击破其进攻”，“必须我在东北能击败顽军之进攻、使其武力解决东北问题之计划失败，他们才会承认我在东北之地位并和我们谈判问题”【27】。但1月15日的中央电中又称“国民党在各方面已遵令停战，15日只有个别地方有战斗，我们现在绝不要攻击，部队在现地停止待命，但对方来攻时则应坚决消灭之，在东北将来还可能要发生战斗，你们应迅速准备一切，但东北问题也可能和平解决”【28】，这和13日所说的国民党军“向我们进攻是不能避免的”的说法略有不同。在收到彭真、伍修权及林彪的电报后，军委16日去电再次肯定了“东北武装冲突前途是难以避免的”，但“必须坚持自卫原则”，“经常注意掌握住有理有利这两个原则才能立于不败之地”【29】。
由于国民党得到美方的支持【30】，中共不得不同意“国民政府军队为收复主权而开入东北或在东北境内移动”，可作为停战令中关于军队调动的一种例外事项【31】。但为不使之正式条约化，周恩来坚持这种例外只写入会议记录，而不作为停战令的条文【32】。“例外事项”可说是国民党在停战谈判关于东北问题的一大“胜利”，该例外使之在东北的行事不收约束而无所顾忌。国民党在这种情况下，根本否认中共在东北的合法存在，否认国共在东北的军事冲突，认为东北只有接收主权和剿匪的问题。而事实上，至1946年1月，中共在东北的兵力已经高达20万人以上，且控制了不少重要地区，当然不会轻易放弃。苏联则出于防止东北成为美国反苏跳板的考虑，对中共在东北的活动私下甚至半公开地予以支持。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一方面国民党根本否认中共在东北的地位，其精锐部队陆续开入东北，不惜用武力解决中共武装，另一方面中共1946年初在东北的兵力数量大大超过国民党军进入东北的兵力数量，所占地区亦远较后者为多。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在东北地区的军事冲突已不可免”【33】。
但国民党要马上发动攻势当时亦不可能。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成立时编入序列的部队共计有十三、五十二、九十四、九十二、三十、三十二等六个军，但其后九十二、九十四军改调平津，三十、三十二军它调。故此，初期进入东北作战的实际仅十三和五十二两个军【34】。该两军“均美械装备，训练精良，军纪严明，能征惯战，堪称一流劲旅”，但随着占地日广，兵力已经相当分散。锦州以东仅以两个师守备，锦州以西虽有四个师兵力，但亦不足以维护北宁锦承沿线地区，只能维持在据点周边的小规模“清剿”【36】。美械装备部队虽然火力强大，对后勤供应依赖也大。十三军1944年底于贵阳换装时领到美式步枪弹300万发，其后一年均无补充【37】，进入东北作战后由北平方面美军利用运输机空运才解决弹药问题【38】。故此双方由1月中旬至2月初均无大的行动。
针对林彪15日电所提出的“阴谋”说，以及要求华东华北亦不停战来支持东北，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认为，“完全不应怀疑东北问题有和平解决与国民党实行和平合作的可能”，并指出“蒋是被迫停战并不是蒋的阴谋”，虽然“在此情势下东北的武装冲突暂时还难避免”，但“蒋介石在东北有很多困难，要他在东北打一二个败仗他的威信必然降落”，故此要求东北在“在军事上力求巩固自己，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打下长期坚持的基础，在完全自卫的条件下，力求打一二个大胜仗”【39】。
由这个判断出发，“最后一战”也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在秀水河子战斗之前，刘少奇就曾反复提到“最后一战”这个说法。1月27日中央给东北局并林黄的电报（刘少奇拟稿）中，提出：“如国民党不与我谈判即向我进攻，在友方不坚决反对，我在完全防御有理条件下（退避三舍之后）给进攻之顽以坚决彻底歼灭之打击。为此必须激励士气，细心准备不要多战，务必一战大胜，煞下顽军在东北之威风，此为历史新阶段中之最后一战，决定东北今后大局，望彻底向干部说清，不惜以重大牺牲求得这一战役之完全胜利，立下最后一次战功。为此，林彪应设法在主战方面去指挥”【40】。2月5日，刘少奇又致电彭真、林彪等，指出：“东北很可能再打一下，但绝不会久打，能打十天到半个月就必须强迫停战。你们在锦州、阜新、热河丧失了作战机会，此一最后作战机会，你们绝不要再丧失”，“因为以后可能再无作战机会，所谓以多胜少的原则，也不要机械执行。能完全消灭敌人更好，应努力争取，但能打个平，给敌人以数千人之杀伤，以表示我军之顽强勇敢，使敌人不敢放胆在东北横行，也是好的，也算完成战略任务”【41】。
刘少奇所说“大体上和平的局面是定了”，“我们的任务是要巩固和平”，“我们的要求虽还没有完全解决，但已争得和平，没有损失人民的基本利益，军事上获得了很大胜利。这些胜利在和平之下是会保存的”【42】，在2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中提出“从此中国即走上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来解决”的说法【43】，这些判断，事后看是过于乐观的，在文革期间更是被当作为鼓吹“和平民主新阶段”的证据加以批判，但实际上这并非完全是刘少奇个人的观点，如上述2月1日的指示，虽然是刘少奇起草，但却是经过毛泽东修改审定的。毛泽东当时也认为和平有望，准备将中央机关迁淮阴办公，也准备了参加国民党政府的名单。2月9日，毛泽东对美联社记者的谈话，认为：“政治协商会议成绩圆满，令人兴奋。但来日大难，仍当努力，深信各种障碍都可加以扫除”【44】。这基本反映了毛泽东当时的态度和看法。
事实上，一直到1946年5月内战全面爆发之后，中共仍未完全放弃争取和平的努力。如全面内战爆发后毛泽东提出的“三路四城”的计划，表面看是激进的进攻战略，但实际上则是出于“大打后，估计六个月内外时间，如我军大胜，必可议和；如胜负相当，亦可能议和；如蒋军大胜，则不能议和”的判断，是希望通过外线出击，给蒋军一个大的打击，显示中共的力量，从而使和谈最终能够达成协议。东北则是在四平失守之后，中共才决心坚决打到底的（后来的停战对国共双方来说，都是求得喘息的机会，而无任何诚意可言了）。之所以中共对和平更具诚意，根本性的当然是基于双方力量对比的考虑，胡乔木曾回忆：“那个时候，我党要下决心立即面对两个破裂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1950年派遣志愿军入朝作战，毛主席思考了三天三夜，最后才下了决心。这个情况传播很广，大家都知道。人们不大知道的是1946年年中我们准备同国民党彻底破裂，毛主席也反复思考了很长时间才下了决心”【45】。
对于国内和平过于乐观的看法，后来毛泽东、刘少奇都曾有过反省。刘少奇在46年底一次会议上发言说：“我们糊涂了一下，以为真正可以和，恐怕国际上也都糊涂了一下，现在证明是不可能。无和的可能也要谈，因为人民要和平”【46】。毛泽东后来也曾在党内谈话中指出：前一段工作中，我们也犯了一个错误，我们同蒋介石斗争多年，有丰富的经验，他的任何阴谋诡计都欺骗不了我们，但我们同美帝国主义打交道，这是第一次，没有经验，上当了。有了这次经验教训，我们以后再也不会上当吃亏了【47】。
由前述的电报中可以看到，当时的林彪，对与国民党合作是持怀疑态度的，他的主张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中央的一种提醒，有利于中央在东北问题的决策调整。林彪也很少提“最后一战”，更多地强调部队的训练和教育，以应付国民党的进攻。与之对比，某些地区的指挥员受“最后一战”思想的影响，认为停战在即，急于在停战以前消灭敌人，多占一些地方，将“和平前最后一战”作为指导思想贯彻下去。部队在急躁情绪下，对敌我战斗力产生错误的估计，在作战指挥上抓不住敌人的特点，以致作战失利。如辽东的沙岭战斗就是一个例子。
但需要指出的是，林彪的“阴谋”说及要求华东华北亦不停战来支持东北，是有偏颇的。从林彪1月14日电报中也可以看出，他是仅从东北的角度，而不是从全局出发来提出问题的（对一个战略区的领导人，这种考虑问题的方式也无可厚非），但对中共中央的领导人来说，需要考虑的就不仅仅是一时一地的问题了。就和谈的整体目标而言，不单是一个停战的问题，既有顺应民意、对中间势力争取的需要，更有对美苏外交上的考虑。仅以国际关系而论，据说，毛泽东赴重庆会谈之前，就曾接到斯大林来电，要求毛泽东与蒋介石会谈，并称中国不能再打内战，再要打内战，就可能把民族引向灭亡的危险地步等等【48】。46年初，苏方的态度仍然是要求中共避免与蒋发生大规模战争，以免引起美国的介入。如1月25日中央的电报（任弼时拟稿）引周恩来24日电称：“友人并告营口及东北绝不能打，据他们确实所知，在满洲发生战争，尤其是伤及美人，必至引起严重后果，有全军覆没及惹起美军入满的绝大危险”【49】。苏联的这种态度，是中共所不能不考虑的。中共和谈的另一考虑是“中立美国”。赫尔利辞职之后，中共在关于对美蒋斗争策略的指示中，即明确提出“中立美国”的目标。中共认为，战后美国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一定要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来干涉中国的内政；无论欢迎与否，均无法避免这种干涉。因此当美国干涉的压力出现朝不同方向发展的可能性时，必须抓住时机，一方面减缓美方对我方的压力，另一方面争取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势力来迫使蒋介石走上和平改良的道路【50】。
总之，停战后的东北局面异常复杂，国共美苏都在争取自己的有利地位。在和谈过程中，中共一度有过于乐观，认为和平大局已定的想法。在这种指导思想的影响下和可能受到“左倾关门主义”指责的风险下，林彪能保持较清醒的头脑，抓住根据地建设（包括战场准备）和部队训练教育这两个关键，为后来的长期作战打下了基础，也是秀水河子战斗能取得胜利的前提条件之一。
二、厉兵秣马
国民党方面利用停战令的“例外事项”，将军队不断调入东北。“自1946年1月起，国军援军源源开入东北：包括新一军（军长孙立人，辖新三十、新三十八、第五十师）、新六军（军长廖耀湘，辖第十四、新二十二、二零七师）、七十一军（军长陈明仁，辖第八十七、八十八、九十一师）”，“这几个军中，新一军与新六军是当初的驻印军，全部美械装备，火力堪称全陆军之冠，其他几个军在当时国军中也算得是上等的部队。蒋对东北的企图心可见一斑”。
以上是笼统的讲法，如果我们以秀水河子战斗为限，细算起来，战斗前国民党军出关部队共计约10个师。其中，十三军分布在大虎山、新立屯、彰武至阜新、义县、朝阳、北票、叶柏寿一带；五十二军主力（二师、五十二师）集结在新民、沈阳，另一个师（一九五师）在热河平泉、凌源；九十四军第五师在热河向平泉清剿；新六军主力（新二十二师、十四师）于1月24日前在秦皇岛登陆，月底到达新民、沟帮子一线集结，进行攻势准备，其另一个师则在锦州附近。
民主联军一方，由于部队出关仓促，战局发展又不利，新部队战斗力不强，巩固困难，老部队更是无论武器、冬装、兵源、医药、粮食、柴米都解决困难。加之“政治工作不健全，部队不满情绪普遍存在，对战争认识不足，干部中间普遍存在和平享乐思想”，更增加了内部的混乱。而即使是老部队，由于过去长期处于敌后根据地，进入东北后作战方式由游击战为主转入运动战为主，亦难以适应。无论在指挥或战术，均表现不佳。45年12月8日，林彪以山东一师和二师四团配合七旅于上下汲台阻击锦州进犯义县之敌，战斗未能打好，经4小时战斗仅俘敌30余人，缴轻机枪1挺。在此次战斗中，林彪亲自检查了一师的战斗动作，结果发现部队在出击、冲击中队形密集；在战术上正面平推，未断敌退路等问题【54】。老部队尚且如此，其它的就可想而知了。
更糟糕的是，失去根据地依托的作战，敌情不明，经常招致不必要的损失。46年的元旦，林彪给所属各部发了这么一份通报：“独立旅第二团的两个连，昨日在北凹（新立屯北二十里）受敌夜袭，全部被歼”，要求各部“主力应远离敌在一百二十里以外，以免暴露目标与被动作战”【55】，可见当时无根据地作战时的被动情形。
停战令发表之后，林彪很快向各部发出命令，指出：“目前敌人在锦州、沈阳间广大地区，一共只有两个师，在义县、朝阳、平泉之线有四个师，新的增援部队一时尚难到达，故目前无力向我进攻，同时政治上也不便立即向我进攻，故我军目前可能取得一些时间整训部队与创造群众战场”，按照林彪的命令，各部的驻地和工作地区分别是：“七旅担任头台子、秀水河子、团山子以南四十里内外地区；一师担任双山子、秀水河子、团山子以北五十里路以内地区；十旅开哈尔套街、鹜欢池一带；独立旅开鹜欢池；总部移秀水河子”。
进驻秀水河子之后，林彪开始狠抓部队的训练，尤其是战术上的“三三制”和“一点两面”。1月15日林彭等致各兵团首长：“前在阜新规定之战斗员的‘三三制战术’，经我直属部队演习与运用后，效果确为良好，望各部切实实行此一办法，迅将每班编成三组，每组三、四人，以较强的战士当组长，须迅速进行疏散式的快速的跃进运动的演习与冲锋动作的演习，并在各种地形条件下进行演习，切不可玩忽轻视，切切此言”。2月10日，林彪又致电所属各部，解释“一点两面”的意义：“所谓一点，就是选择敌人一个最薄弱点，将主要兵力集中使用于这一点上，对其它的方面，只用少数兵力助攻，总之，不可平均使用兵力”、“所谓两面，就是不应当将突击队与钳制队统用在正面，通常应将突击队应用敌人侧面去，钳制队用在敌人正面”，“以上两条，排以上干部无论对大目标或小目标的攻击，皆当采取”。
秀水河子小学，是一所仅两排校舍，24间房屋的小学校，位于秀水河子镇的正中，彰武至法库的公路从校门前通过，秀水河子镇及周围十里以内能上起学的儿童都是在这里上学的。1946年1月25日，林彪来到这所小学，也临时当起了老师——当然不是教小学生，而是给七旅的营以上干部讲课。会上，林彪对国内局势的分析说：“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必须有足够的认识，国民党反动派是不会放弃其统治中国的美梦。据目前形势看，东北是一个热点，大家要有打大仗、打恶仗的思想准备”，林彪还给指挥员们详细讲了“三三制”和“一点两面”的战术，不时在黑板上写、画，并结合七旅在锦州附近的九营城子一仗来说明【59】。29日林彪给各部的电报中，再次强调除群众工作外：“必须从政治军事教育上进行作战准备，各部战斗力之高低与战斗胜利之大小，主要的决定于平时的教育，一分教育能使增加一分战斗力，这是必然的结果”【60】。
随着东北蒋军增援兵力的到达，双方战意愈浓。中央2月5日电林彪，如顽军向盘山营口进攻，你们可向彰武新立屯进攻【61】。林彪于当日致电各兵团首长及东北局、中央、西满，提出“预定之行动计划”：“如敌主力进攻辽中、台安、辽阳、鞍山方向时，则我西满部队仍采上次攻彰武的部署，夺取彰武，并继续向南进攻；如敌向新民、彰武东北进攻时，则我以小部与敌保持接触，主力撤至法库东北一带，待看清敌情后再消灭敌之一路”，林彪并要求一师、七旅按照第二条（即敌向新民、彰武东北进攻的方案）做事先的准备【62】。
没过几天，国民党军的攻击果然开始了。国民党军称“自打通北宁路后，匪军不断破坏交通，企图截断我唯一补给线”，“我为确保该路起见，乃发动对铁路两侧地区之扫荡：于二月九日，以新六军新二十五师（spk注：原文如此，显系新二十二师之误）为路南扫荡队，第十三军之八九师为路北扫荡队，分向盘山、台安、辽中及公主屯、秀水河子、彰武、阜新一带扫荡”【63】。路北扫荡队具体划分为阜北（第二六七团欠一营、附山炮二门）、新北（第二六六团附山炮二门及输送营二个连）、彰东（第二六五团第一营附山炮一门、战防炮一门、八一迫炮二门）三个纵队，“以阜北纵队扫荡鹜欢池之匪，而以新北、彰东纵队合力扫荡秀水河子之匪”【64】。
十三军前身为汤恩伯四师，1936年与王敬久之八十九师合编为十三军，汤恩伯任军长。抗战后扩编为三十一集团军，汤升任集团军总司令，军长由王仲廉继任。并又将编入该集团军序列之二十三师、一一零师编为二十九军，军长陈大庆。1944年中原大战后，汤恩伯升任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集团军总司令由王仲廉继任，十三军军长改由张轸担任。此时并将豫西地方保安团队编为七十八军，赖汝雄任军长。豫湘桂战役大败后，该军狼狈溃逃，损失惨重，十三军全部经川东徒步开贵阳附近整补。在整补期间，除将五十四师整个编入十三军序列外，又编入重庆卫戍部队及一部分川籍新兵，并装备美械及受美训【65】。
十三军出关部队的人数，据1946年3月24日军委致林彭克诚肖华电称：“十三军石觉四师骆振韶五四师史松泉驻平泉地区八九师万宅仁驻朝阳三六一六九人”【66】。根据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的了解，该军军长石觉，籍贯广西桂林，“军校三步（spk注：第三期步科），曾任第四师长及蒋之随从，优柔寡断”。同一份材料中，对八十九师师长万宅仁（安徽东流人，军校第六期步科）的评价却很不错，认为万“刚直果断有胆识”【67】。
该师路北扫荡部队2月9日晨出发，分别向目标进军。新北纵队“于十日自罗家屯，采三个纵队并进，由于匪军避不接战，故于16：00时，即分别进占公主屯、瓦房、高荒地。稍后（16：30时），彰东纵队亦击破秀水河子之匪，并进占该地。新北纵队于十一日继续向秀水河子前进，迄12：00时与彰东纵队会合，当即以所属分途清扫，并摧毁企图反扑之匪，进占团山子及灌子河”【68】。
该股敌军人数说法不一，有的书上称“共约一五零零余人”【69】，有的书上则称“共约2000余人”【70】，按照文革以前所编写的该战斗战例材料的说法是：“这次东犯之敌四个营共约1800余人，由其266团团长统一指挥”【71】。这里，4个营也是约数，由前述国民党军部署可知，该股敌军除4个步兵营外尚有炮兵及输送部队。
十三军八十九师的出动，很快即为民主联军总部所得知。按照黄克诚的回忆：“当时，我们在东北已建立了情报工作系统，可以及时掌握国民党军的动向，相机歼灭其小规模部队”【72】。2月9日林彪亲自去七旅对营以上干部进行了战斗动员。10日，林彪下达了作战部署：
“1、进攻鹜欢池之敌为两个营，进攻秀水河子之敌为四个营，阜新、彰武、新立屯各尚有一个营。
2、十旅、独立旅担任消灭鹜欢池之敌，并乘胜夺取阜新；彭旅、梁师担任消灭秀水河子之敌，并准备乘胜夺取彰武。
3、一待敌情弄清、地形查明、本身准备妥当后，即采取包围攻击，具体攻击开始时间由你们自定并告诉我们。
4、十旅、独立旅由吴、钟指挥（吴正、钟副）；一师、七旅由彭、梁指挥（彭正、梁副）。
5、新六军在新民、打虎山之线，十三军有两个师尚在热河，五十二军在沈阳、热河、新民各一个师，故目前各方无增援可能。
6、顷据报，由彰武出来之敌，今晨八时抵秀水河附近，围捕我区政府工作人员。”【73】
东总拟定了两个作战方案【74】：
其一，如果敌人由秀水河子继续东犯，即将敌诱至法库西南双台子地区，以少数兵力在正面钳制，以主力由两翼攻敌侧背而歼灭之。为此，令七旅和保一团（归七旅指挥）于10日由秀水河子东南之巴尔山屯、登仕堡子地区移至大小房身南北地区；令一师由秀水河子以北之榆树坨子、长岗子地区，北移卧牛石地区。
其二，如果敌人在秀水河子停止不进，我再将部队向前推进，主动进攻而歼灭之。基本部署是，第一师由西面、北面攻击，第七旅由南面、东面攻击，以秀水河子公路为战斗分界线。
当日下午，林彪再次致电吴信泉、彭明治等，特别关照：“这一仗关系重大，必须打得很艺术、很坚决，切不可鲁莽、草率，务须严密弄清敌情，干部须亲自侦察地形，选择攻击点与布置火力，当面详细交代任务，切实取好联络，规定统一动作时间，一切布置好后，即行猛打，最好明日进行秘密包围（但须防止分散主力），免敌走脱，明夜或后日夜攻击，如情况许可时，亦可白天攻击，一切望机断处置”【75】。同日，又专门对七旅作了关于“一点两面战术”的指示。如此不厌其详地叮咛嘱咐，似乎有点婆婆妈妈，这也反映出此战给予林彪的压力之大。
由此看来，当时东总对于敌情基本上了解得比较清楚，因而判断如下：
（1）敌人的主要企图是打通辽南海口、夺取辽南工业区，敌人的主攻方向是在辽南；而进攻辽西地区的敌人似为配合性质。
（2）进占秀水河子之敌四个营，是进犯辽西敌人的主力。该敌远离主力一日行程，孤军深入，弱点已经完全暴露。
（3）敌八十九师兵力分散，彰武、新立屯、阜新各只留下一个营，抽兵增援可能性不大。而新民地区之五十二军第二师与秀水河子之敌是两个建制，增援可能不甚积极。
（4）秀水河子地区是我军预设的战场，堡垒已初步平毁，群众已初步发动，已能帮助和支援我军作战。
（5）进占秀水河子之敌，靠近我军主力集中地区，我军不仅是以逸待劳，无需在部署上做大的变更即可投入战斗，而且能够集中七个团的兵力对敌作战，即使以一部兵力打援，在攻击方面仍能形成绝对优势，有可能速决全歼。
（6）我军经20多天休整，全体指战员，在政治思想上，对敌人违约进犯十分愤慨，纷纷要求出战；在军事上，初步学习了一点两面和三三制战术，已经完成了战斗准备。
对中共而言，有了群众和根据地，胜利就有了基本保障。2月11日，一位身穿破旧青色棉袄的年轻人从秀水河子跑来民主联军总部，报告了蒋军在秀水河子的活动情况，他的观察很细致准确，提到蒋军在秀水河子有二十多辆“怪东西”，既不像坦克，又比汽车大，响声像飞机，比汽车轮子多。后来才知道是国民党军运输连的美制十轮大卡车。林彪很高兴，称敌人是“送肉上菜板”，亲自去七旅动员，并将参谋处长李作鹏留在前线指挥所，协同彭明治、梁兴初指挥。
三 、序战八家子
2月11日上午，敌八十九师二六五团一营进至团山子，并派出小分队向双台子进行侦察活动。下午，总部临时决定，令七旅首先歼灭团山子之敌【78】。七旅旅长彭明治、政委郭成柱确定当晚24时开始攻击，令二十团由大房身出发经苏家窝棚、七家子分别由南向北由西向东攻击团山子之敌并切断其退路；令十九团主力集结于卡路营子，该团以一个营由东向西攻击团山子之敌并以一个连进到东山台（团山子北）向西南警戒；令二十一团在十九团后跟进，随时准备战斗；令保安一团仍位于登仕堡子向新民严密警戒；令旅直位于双台子，做好收容伤兵的工作；旅临时指挥所设在卡路营子靠近十九团【79】。
按照战史记载：“是日晚我攻击部队正向团山子运动时，敌即沿公路仓皇向秀水河子撤退，此时进到团山子东西路以南之廿团三营即迅速追击，俘获敌数名，缴六零炮一门”【80】。但实际上恰是该团三营动作太慢，才未能达到战斗目的。
时任七旅二十团政治处特派员的王志臻在日记里写道：“下午又进行战斗动员。敌人已进到秀水河，离驻地只十余里了。黄昏时，集合出发，走小路，是打敌之侧翼。到七家子待命。团山子有敌一个前卫营，任务是消灭该敌。没有路，走的都是雪地，踏下去很深。到底是春天，鞋子都被弄湿。布置十二时总攻。时间已过，听到一阵枪声，敌人发觉，跑了。三营的作战行动不积极，否则，敌人是要遭到歼灭的”【81】。
秀水河子战斗战例材料中也指出：“当20团3营进至团山子西南地区时，发现敌人正向秀水河子撤退，但由于该营指挥犹豫，出击过迟，致使敌人逃走，只俘获陷入雪地的敌兵1名，缴六零炮1门”【82】。
该团三营十二连已经看到敌人在撤退，大概是担心兵力少，不敢打，致使敌人跑脱。战史在总结教训时亦指出：“该团（spk注：指七旅二十团）三营十二连在团山子战斗时，看到敌三路逃窜，也未敢大胆切断敌退路，结果使敌一个营窜回秀水河子”【83】。
在有关战斗总结材料中亦提到：“但因该团（spk注：指七旅二十团）未彻底执行命令，敌人一发觉我向其进攻，立即向秀水河子退窜，而我布置在公路附近堵击部队未敢出击，致让敌人完全逃脱，仅俘虏陷入雪坑未能走脱的顽兵一名，缴掷弹筒一个，我当即占领团山子，并在该处宿营休息”。
如此一来，原定诱敌深入的计划不适合再实施了，总部遂决心按第二方案行动，包围秀水河子之敌并歼灭之。于是令七旅进至秀水河子东南彭家窝棚、东西八家子地区；一师返回秀水河子以北榆树坨子、长岗子地区，准备12日夜间向秀水河子之敌发起攻击。保一团在登仕堡子地区，向公主屯方向派出侦察警戒，保障七旅侧后安全；另外令辽西第五军分区第一支队进至彰武东北之后新秋地区，监视彰武之敌，保障一师右翼安全。
七旅于2月12日8时，按照二十一团、十九团、旅直、二十团的次序向秀水河子推进，二十一团进至东西八家子、孙家窝棚之线，向秀水河子进行侦察，查明秀水河子之敌的动态；十九团进至秀水河子东南彭家窝棚，二十团进至吴家窝棚、刘家窝棚集结备战；旅直指挥所设在高家窝棚。
就在这厉兵秣马准备进攻之际，12日忽然得到消息，称11日晚敌有汽车四十余辆约一个团的兵力增援到秀水河子【86】，幸亏此前已经获得较准确的情报，知道敌在彰武、新立屯、阜新各只有一个营，因此七旅判断该消息可能系谣言，故坚持原定决心不变。
国民党军的消息也很灵通，“十一日晚，第六十四团团长（spk注：原文如此，似有误）于秀水河子得悉匪军已集结其第一、第三师之主力两万余众，向秀水河子移动，显有向我反扑之模样”。我军战史亦称：该敌“团有谍报组织，敌刚到秀水河子即了解我军有六个团的兵力在其附近”。
但刚进入东北的蒋军气势正盛，并不将共军放在眼里，在得知共军向其开进后，不退反进，采取先发制人的战法，出动约两个营的兵力主动向民主联军发起进攻。军史中记载颇为简略，称：当日下午“13时，敌1个营在东高三家子占领有利地形，与进至孙家窝棚的第二十一团三营对峙，敌另一部300余人向防守西八家子的第二十一团二营阵地猛攻，战斗甚为激烈。旅首长判断敌人的企图是以此破坏我攻击部署与准备，决定首先歼灭这两股外出之敌，为包围歼灭秀水河子之敌造成更有利的条件。当即以第二十一团在正面牵制敌人，第十九团一营由左翼、第二十团以两个营由右翼向敌侧后出击，配合第二十一团首先歼灭西八家子之敌，尔后再消灭东高三家子的敌人。各部队正在运动攻击时，这两股敌人又缩回秀水河子”。
当日战斗很激烈，据王志臻的日记：“敌人向二十一团猛攻。增援去，走了七八里，接近了前线，炮弹落地一阵阵的烟，机枪弹从头上飞过，队伍隐蔽待机出动。黄昏后，队伍开始运动接触敌人。到拉拉屯休息，离敌正西一里多。二十一团打得很好，在八家子抗击顽敌整半天，刺刀拼了数次，杀回去了。炮弹、燃烧弹把房子烧得火光冲天，仍坚守着阵地。夜，摸了一阵，敌人已退回秀水河去了。队伍又倒回原地吴家窝棚休息”【90】。
西八家子是一个有20户人家，长、宽各约一千多公尺的小村庄，村子周围有一道七、八十公分高的土围墙，与东八家子相隔一公里左右，两庄中间是一片开阔地，从地形上看，西八家子是一个难攻易守的要地。二十一团团部设在东八家子，令二营六连坚守西八家子。六连连长尹继先指挥部队在一百多公尺的正面土围墙后展开战斗队形，连长率一排占据西南角，指导员向真带二排占领村子正面，副连长带三排在村子西北角，全连迅速构筑了工事，准备应付敌人的进攻。
进攻之敌从三面包围了西八家子村，用严密火力封锁了东、西八家子之间的开阔地，切断了六连与团部的联系。战斗1小时，六连就遭受了很大的伤亡，一排长陈士友在激战中被炮弹炸断双腿，仍趴在围墙上指挥，直到牺牲。连长尹继先的一条腿也负伤了，仍坚持指挥战斗。战斗至黄昏，一排由副排长李家友代理排长，个人独当一面，打退了敌人数次冲锋【91】。
黄昏前，我部队开始出击。由于雪地难行，部队在开阔地形上运动，遭敌猛烈火力拦阻，未能切断敌人退路。致使敌人全部撤回了秀水河子【92】。
这一战的指挥思路似稍有问题。决心歼灭出击之敌是没错，由西八家子出击，截断东高三家子之敌退回秀水河子之路，也是比较自然合理的设想。七旅指挥员可能是考虑到武器装备上的差距以及西八家子附近地形开阔的因素，希望把出击时间选在天黑以后，以减杀敌人火力的优势。但实际的出击时间是黄昏前后，被敌人发觉拦阻，未能达到迂回的目的。其原因据战史检讨，是二十一团在“高三家子村与孙家窝棚遭敌袭击时，虚报与敌数次拼刺刀，战况激烈，致使其他部队出击过早，未能达到在守备中大量杀伤敌人的目的”【93】。该团谎报战情，固然是不对，但该股敌人出击的目的既然系“破坏我攻击部署与准备”，国民党军又无夜战的习惯，指望能等到天黑出击消灭敌人，也并不切合实际。
此战虽未能达到目的，但确实弄清敌人兵力与战斗力。国民党军美械装备部队，火力大大超过了我军，技术熟练，各种火力配合组织很好，因此很骄傲，轻视我军，一个营就敢向我军单独攻击。但缺点是自动火器太多，步枪少（每班三支步枪），因而攻击力很弱；同时怕夜战，战术动作与战术指挥机械，装备笨重，行军力不强，战斗顽强性甚差【94】。
我军虽然有7个团之众，其中一师和七旅还都是红军底子的老部队，原来的武器装备也不错，但由于出关前留下了很多武器，准备到东北改换新装备的，但实际上并未得到多少补充。因此，秀水河子战斗之前，部队武器缺额很大。据调查当时团有迫击炮2-3门，营有重机枪2-3挺，连有轻机枪3-4挺，排以下步枪也不足，个别的班甚至配矛子枪【95】。另外，部队的编制和装备混杂，整体战斗力也不易形成。如七旅二十一团，有120多人的连队（仅3个步兵排），有180多人的连队（除了3个步兵排还有一个机枪排），还有240人的连队（3个步兵排、1个机枪排、1个小炮排）。武器纷杂，有老套筒、汉阳造三八大盖、日七九式步枪、土造七九式步枪、洋造九九式步枪、八八式掷弹筒、六零小炮、八一迫击炮、八二迫击炮、马拐子、铁公鸡等等，干部手枪就有六轻子、四四式王八盒子，日本大匣子（还分一、二、三号）、德国二十响，五花八门。相对而言，保一旅一团是冀东较早出关的部队，装备较好一些。
主要参战部队七旅约有9000余人，一师有约7000余人。七旅除司政机关外，下辖十九、二十、二十一3个团，其中十九团有三个营共9个步兵连（番号是由一至十二连，但其中一营缺四连、二营缺七连、三营缺十一连），二十团三个营12个步兵连，二十一团三个营仅8个步兵连（二连至九连，缺一连）。直属单位有1个警卫营（3个步兵连）、1个山炮连、1个侦察连和1个通信连。一师辖一、二、三团，每个团三个营9个步兵连，直属单位除机关外，尚有警卫连、侦察连和通信连各1个【97】。
国民党军的出击将我军原定的进攻计划打乱了。鉴于时间已经到夜晚，部队也很疲劳，敌人在秀水河子构筑了工事，且已聚集一处，如当夜继续发起攻击，不易迅速解决战斗。为避免仓促投入战斗，七旅提出建议，经林彪批准，决定推迟一天，至13日晚再发起攻击【98】。林彪更进一步指示，不要压得太紧，以免敌突围逃跑，增援部队也可能来得更快【99】。但一师当时未接到停止攻击的命令，黄昏后仍按原计划行动，第一梯队先头部队分别对秀水河子以北敌人阵地发起攻击，并俘获一部。在接到停止作战命令后，将部队撤出了战斗【100】。国民党军战史对这次小的接触战大肆铺张，称：“18：00时，匪另股约五千余，亦向我前后五里河子（spk注：对照我军作战地图，应为前后五里山子）及秀水河子猛袭，各路战斗，均甚惨烈，匪伤亡约六、七千人，我亦伤亡干部约五分之二，士兵百余”，“至当夜21：00时，匪再以主力分由东西两面，向我猛攻，但均经我浓密之火网所击退，计毙匪团长以下千余，然我六零迫炮弹及手榴弹，已耗用殆尽，各种枪弹及炮弹亦消耗过半”【101】。
国民党军战果夸张，不必去说，只是一师当晚的作战也的确起了消耗敌军弹药的作用，国民党军防守全靠火力，处在包围圈中无法得到补充，对于13日的战斗是有影响的。但一师未及时接到命令这一细节，反映出总部、七旅和一师之间的通讯联络仍非通畅。一师电台和东总、七旅的电台各有一套呼波，不是同网工作，虽然有利于保密，但也增加了守听和监听的困难，不仅要频繁改波，还必须于守听时精力高度集中【102】。当时一师电台仅陈俊三和陈汉民两人，一人上机收发，另一人要负责整理电报，轮流工作，还将备用收报机打开，分别守听总部及七旅的电报，虽然两天两夜没有休息，但亦难免有遗漏的情况。
四、突破
秀水河子是一个有500余户的小村镇，位于彰武至法库的公路边，公路将村庄划成南北两半。该村东南地势平坦，南北地形起伏，北山和西山是秀水河子镇的制高点。村东一条小河，就是秀水河，镇名由此而来，当时河面已经封冻。村中大多是有围墙的独立院落，便于敌人组织防御。七旅在此驻扎了一段时间，撤出时将日伪时期留下来的堡垒大部平毁，并组织干部熟悉了村内外的地形，这对于我军进攻是有利的。
国民党军防御部署为：第二六六团团部和小炮连住镇内东北边一个大院内，第二六六团一营在秀水河子街南边，第二六六团二营在秀水河子镇的西南边，并向西南方向派出少数警戒部队，第二六六团三营在秀水河子镇西和西北方向。第二六五团一个营在秀水河子南偏东距镇内500米的王家大院内【104】。由八家子战斗和一师12日晚对秀水河子的攻击，敌人已经判断出我军攻击的企图，当夜该敌向新民的五十二军求援，并拼命加修北山和西山的防御工事【105】。
按照七旅和一师的原定部署，一师以秀水河子西北面为主攻方向，由一团担任突击，二团则从北面进行攻击，两个团均以两个营担任第一梯队突击。第三团主力集结于四官窝棚，以一个营位于杨家窝棚地区，作为师机动部队，阻击彰武东援之敌或截击秀水河子西逃之敌，必要时参与对秀水河子的攻击。七旅以东南面为主攻方向，打算以十九团主力两个营由东南虎皮山方向实施突破，一个营从西南前屯方向攻击；二十一团以两个营夺取洋桥后，从东面攻击秀水河子，第二营作为团预备队；二十团以一个营（第一营）作为十九团主攻方向的二梯队，团主力进至小荒地地区，准备阻击新民或新立屯方向援敌。保一团仍位于登仕堡子、刘太窝棚地区，阻击新民北援之敌，并派一个连进至小塔子向公主屯方向警戒。13日晨七旅召集各团干部进行了战斗布置和动员【106】。
13日下午3时，林彪亲自赶到七旅司令部，带去了独立旅和十旅在鹜欢池消灭十三军进犯之敌的消息，听取了彭明治等人关于决心部署的汇报，并亲自到秀水河子南面侦察了地形，当面指示七旅：秀水河子东南面地形开阔不便攻击，而西南方向有小山及联接的村庄可做依托，便于我组织突破和向纵深发展。该方向又是敌人侧背，容易出敌意外。因此七旅应集中主力由西南向东北猛攻，一部由东南向西北攻击；一师主力应由北向南进行主攻，一部由西北向东南攻击。并指出：在战斗部署上，一定要注意头尖尾巴长，火力要集中；战斗开始时，首先一顿猛打，然后猛冲，这样一定成功。
七旅当即按照林彪的指示，重新调整了攻击部署：令十九团全部改由西南的大架山、前屯方向实施主要突击；二十一团一营（欠一连附八连）接替十九团东南面阵地，向虎皮山方向攻击，团主力仍在河东不变。二十团（欠三营）进至喇嘛营子、兴隆台地区，作为十九团的后续梯队，准备参加对秀水河子的进攻，其第三营进至阎家荒地地区，向公主屯、新民及新立屯方向派出警戒，掌握敌援兵情况【107】。
林彪亲自赴前沿侦察，并改变了原定的攻击部署，这一变动是实战七旅能迅速突破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二十团由原定在小荒地阻击援敌，北调至喇嘛营子机动地带，虽然厚集了兵力，但也为敌迅速增援时的打援布置带来了不便，此变更得失不明。从事后看当然是直接置于小荒地阻援为佳，但作战不能只考虑一种可能性，万一主攻方向攻击受阻需要增兵，则二十团能否及时用上就成为关键了，故此实战的调整亦自有其道理。
外围战斗于13日黄昏打响了。17时30分，一师炮兵向秀水河子北山之敌作压制射击后，一团、二团迅即抢占了五里山子、黄家窝棚敌警戒阵地，先后进至秀水河子西北高地和北高地附近，占领了出发阵地，进行侦察地形、部署兵力和组织火力等准备工作【108】。与此同时，七旅炮兵连向虎皮山进行试射，掩护二十一团一营攻击虎皮山敌一个机枪排；第三营向洋桥敌一个排展开攻击。十九团则按一、三、二营的顺序经大架山向前屯接近，敌一个警戒排立即向后撤退，同时敌炮兵向我实施拦阻射击。十九团一、三营快速前进，将敌二六五团一营包围【109】。
虎皮山方向，二十一团一营以二连为营右翼分队，从虎皮山右侧实施进攻，八连为营左翼分队，从虎皮山左侧、秀水河子西岸实施攻击。三连在二连后跟进，在虎皮山北侧加入战斗。18时32分发起冲锋，半小时后夺取了这一制高点【110】。
秀水河子东的洋桥，周围是一片平地，东侧有坟地，桥上驻有二六六团一营一连的一个加强排。桥头筑有地堡，以5、6挺重机枪封锁开阔地，六零炮封锁河套，桥周围还拉了铁丝网。桥的西北侧150公尺处有两座大瓦房，是敌人的连指挥所。二十一团三营采取偷袭的办法，以九连为先头发起突袭。九连以副连长带一个排（二排）悄悄越过已经封冻的秀水河，沿河西岸向敌包抄。突袭获得了成功，一下子把敌人打蒙了，九连迅速夺占了大桥，并攻占了敌指挥所。随即连续打退敌人的6次反冲锋，巩固了对洋桥的占领。
至此，外围的攻击基本上达成了目的，将敌团团包围了起来。黄昏时分，总部令七旅参谋长黄炜华到保一团，令该团主力推进至小塔子地区，并派一部分兵力伸向公主屯方向，加强对新民的警戒。21时多，总部获息，新民附近敌五十二军二师一个团已增援秀水河子。当即派人送信，令黄炜华统一指挥保一团及二十团三营加强警戒，发现援敌则坚决阻击，同时令二十团加强打援准备。为观察援敌动向，并使七旅主攻方向突击顺利，林彪临时决定七旅十九团的攻击时间较一师推迟20分钟。同时，林彪并亲自来到七旅大架山方向指挥战斗。
当晚22时，一师按照原计划开始了进攻。从战斗进程看，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一师最初并未执行林彪改变部署的指示，仍是以西北方向为主要的突击点。一团一营由西北方向连续四次攻击敌二六六团二营一个连的阵地未成功，二营在一营右侧也未能突破。在北面的二团则只用了一个营担任攻击任务，三营八连在连长张文祥和指导员张作民的率领下向北山制高点发起冲击，据说第一次冲锋就夺下了北岭，但随即被敌人的反冲锋压退回30多米。八连又发动了第二次冲锋，在激烈的战斗中，该连连长张文祥牺牲。但是按照战例中的说法，八连实际上仅占领了敌人的前沿阵地，遭敌密集火力反击，攻击失败。随后七连投入战斗，一举攻上北山，俘敌三十余。敌以一个连兵力组织连续猛烈的反冲击，七连、八连顽强抗击，守住了阵地，但也难以向前发展，与敌形成对峙。
显然因为通信联络上的问题，林彪临时决定推迟七旅攻击时间的决定并不为一师所知。此时，一师的领导对于七旅方向没有任何动静都产生了疑虑。梁必业回忆里提到：“我看了看表，时针指在22点10分上。总攻开始10分钟了，但是7旅方面仍然没有一点动静，师长看了看我，我看了看他，我们都有些疑惑，7旅为什么还不行动呢？”“又过了5分钟，7旅方面仍旧没有动静，15分钟的战斗，我们师几乎吸引了全部敌人的炮火。但是7旅方面仍然没有动静，我们师的负担更加重了”【116】。
在一师电台工作的陈俊三也回忆道：“战斗打响后，7旅方向没有枪声，师首长疑心7旅方向有变，多次派参谋、译电员来电台询问联络情况，而我台和7旅台一直保持随叫随应，没有异常现象。直到22时30分7旅方向才枪声大作。战后才知他们是奉东总命令，迷惑和调动敌人，临时决定他们正面攻击时间推迟20分钟”【117】。
林彪的临时决定后来被总结补充到“一点两面”的战术中去了，即：“那一面先打，那一面后打呢？通常是次要的方面先打，主要的方面后打，有时亦可同时打响，但最好是次要的方面先打”【118】，这个细节很能体现林彪战术指挥上比较灵活机动的特点。
一师吸引了敌人大部分的火力和注意力，当七旅打响后，敌人无论在力量上还是心理上都会受到沉重的打击。故此，22时20分，七旅主攻方向的十九团一营及三营，在旅团炮火支援下，一举突入二六五团一营的阵地，与敌展开激烈巷战。二十一团一营亦从东面配合攻击。仅1小时，二六五团的防御即瓦解，除营部固守一个地主大院继续顽抗外，主力大部被歼。七旅除留少数兵力肃清残敌，主力向纵深发展【119】。
但是一师方向仍未突破，很让人着急。李作鹏在回忆里写道：“我们焦急地等待一师发出突破成功的讯号”，“一师英勇地拿下了北山，但是由于西山角突击的一团观察地形不细致，而且炮火暴露过早，西山守敌有了防御准备，增加了突破的阻力”【120】。
北面的突击打成对峙后，一师二团决定将原作为二梯队的一营和预备队二营都拿上去，在北山加入三营的攻击方向。一营营长刘海清比较细心，和教导员沈春光一起，爬上本团的作战前沿，沿北山往东往南，把地形又仔细侦察了一遍。他发觉秀水河子东面枪声较稀，工事也不多，且发现一条一人来深的雨裂沟，距敌最前面的房屋工事仅四五十米，非常便于部队运动和接敌。刘海清等迅速将这一情况报告了团长江拥辉，并建议由此突破【121】。团首长遂“根据敌情和地形情况，令3营扼守北高地，牵制敌人，主力避开村北敌之强点，集中全团火力掩护1营从东北角突破”，“二十二时三十分3连3排向敌发起攻击，迅速打开突破口，首先打进镇子，营主力随即投入战斗。接着，2营由1营右翼突破敌人阵地，与1营并肩由东向西发展”【122】。
一师和七旅均完成了突破，至24时左右，“十九团推进至公路以北敌团部位置，一师攻击部队已进到敌团部位置以北附近，廿一团已与一师二团取得联络，各攻击部队正与敌进行激烈巷战”【123】。虽然如此，但敌人仍然在拼命顽抗，战斗仍在胶着状态。战史中记载，“虽战况对敌不利，但由于敌人出关以来未遭我严重打击而傲气十足，轻视我军战斗力，不愿投降缴械，与我反复冲击，逐屋争夺，进行顽强抵抗”【124】。二团将团指挥所跟进到秀水河子镇内，被敌人一颗六零炮弹击中，团长江拥辉腰部和眼睛负了伤【125】。
就在战斗进入最后阶段的关键时刻，根据彭明治等人的回忆，林彪居然发出了一个撤兵的命令！究竟怎么回事呢？
彭明治回忆：“战斗到后半夜，秀水河子之敌仍在混乱中顽抗。大小荒地方向的战斗也还在激烈进行。这时有人对我说，第一师接到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的命令（林彪带参谋处长等几个人在距秀水河子约12.5公里处设有指挥所），要他们停止攻击并撤出战斗。当时我想，既然归临时指挥所统一指挥这次战斗，撤也应该先告诉战时指挥所较适宜；再说，援敌是从七旅后边来的，按军事行动，如果撤也应让七旅先撤，不然，第七旅就受敌前后夹击。当时，根据战斗的进展情况，再继续坚持战斗，就可以把敌人全部消灭。故我立即派骑兵告诉各部队不要撤，并告总司令林彪，我们仍继续向敌强攻；同时命令打援部队，不惜一切牺牲，全力阻击北援之敌”。
“战斗结束后，在吃早饭时，我向林简单的汇报了一下战场情况，也顺便说了一下为什么未执行撤退命令的原因，我的第一句话还没落音，却没想他板着脸孔对我说‘应当这样！’我看他对我提这件事不太满意，就没有再说什么了”。
七旅作战科长陈世勋也回忆说：“此时，战斗已进行了6个多小时，激烈的枪炮声仍持续不断。林彪据此，在半夜12点时竞下了一道准备撤出战斗的命令。他指示指挥所：如天亮前仍不能歼灭残敌，即应主动撤出战斗，撤至秀水河子东北三十里外地域待命”，“但彭旅长认为，战斗进展比较顺利，因而未向下传达林彪这一命令，战斗持续进行。就在这时，据我旅十九团报告，一师方向已听不到枪声，又未见向我靠拢，有停止进攻的可能。当时限于条件只七旅部分部队架有有线电话，通讯联络甚为困难。于是，彭旅长命我亲自去传达他的命令，将我旅二十一团由东南方向调到正南方向配合十九团加强攻势。我急速赶到二十一团助攻阵地，向该团传达了旅长的命令，他们很快靠近十九团南面的主攻方向。并立即投入了战斗”，“此时，一师部队闻知我旅方向始终未停止战斗，又由于接到前线指挥所派人送去的密件，于是也接着打下去了”。
“拂晓前，战斗胜利结束。林彪来到前线指挥所，彭旅长向他汇报了战斗经过，并特别提到半夜接到命令时已歼敌一个营，且战斗进展顺利。但林彪沉默不语，彭旅长也显得似乎有些不快。后来林彪说了句‘如此而已’，随后说道：我们出去看看吧”。
七旅参谋长黄炜华也说：“在上述情况下，不知林彪为什么，命令攻击部队停止攻击，撤出秀水河子战斗。有些部队正在撤退中，战场指挥员彭明治等发觉后，即命令回到攻击点上，继续攻击，要求再做一次更猛烈的攻击，将敌全歼”【128】。
在刘海清的传记里，作者写道：“枪炮声远远地传到林彪耳中，他的两道浓眉蹙到了一起，低头看看表，让7旅作战科长跑步去告诉总指挥彭明治：拂晓前若不能解决战斗，就撤下来”【129】。
以上众口一辞，几成定谳，但参酌事实，似乎仍有商辩之余地。
口述和回忆材料在近现代史研究中，不适合作为主要的支撑史料。这是因为这些材料往往由于口述者或回忆者观点立场或身体状况的关系，有意无意地和真实历史存在着某种差距，需要结合历史背景、档案资料、口述者本人的观点立场、文字内涵，甚至同一事件的不同时期或不同人的回忆或观点进行辨析，这其实是个很不容易做的事。时下不少人，包括有的从事历史研究职业的人，也仅凭着一两种口述的说法就立论，这是一种不科学的态度。
关于秀水河子战斗是否有这么一个撤兵命令（或指示），最有力的当然是有关档案材料。但查解放军档案馆全宗的有关信息，西满军区、四野条下都无相关的记载，三十八军的材料似乎也主要是四平保卫战开始的，仅三十九军条下说明有关于秀水河子战斗的文件【130】。沈阳军区档案馆虽有三十九集团军的全宗材料，不过档案时间是自1970年起始的，只在非全宗材料中有原四野部队的一些军战史或专题材料【131】。但参诸前述口述及回忆，所谓撤退的指示究竟是口头还是书面命令都不清楚，也不知道是否被记录了下来。而即使当时有记录，由于东北经历过一段错综复杂的时期，许多档案材料本身可能就已经保存不完整了。如正式出版的东北人民解放军总司令部《阵中日记》，就缺失了1946年10月以前的记载，“而此前正是东北战场和战交错的重要时期，包括秀水河子战斗等诸多重要战例，均无反映”【132】。因而，即使能够查档，亦未必能找到有关信息。
目前能够看到的有关材料主要有：依据原东北前总参谋处作战室总结而编印的“秀水河子战斗经过及主要经验”及5、60年代所编印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初稿）》、《第四十三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初稿）》、《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三十八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初稿）》、《第三十八军军史》等，这些资料都是根据各部队所保存的档案所编辑的，距离战争发生的时间较近，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此战七旅是主角，因而一师方面回忆资料较少，这是可以理解的。梁必业的回忆未提到此事，这也可能和作者的记忆力和所述的重点有关，作者对部队思想工作的细节描述较多，而一些和作战指挥有关的细节，则写得较少。比如12日晚一师未接到推迟总攻的命令，部队已经展开，师长梁兴初去七旅未回，是梁必业等在前沿指挥所果断派人通知各团撤出战斗的【133】，此事就未被写入梁必业的回忆录中。除梁必业外，一师高级领导人（如梁兴初、李梓斌）似未见有关秀水河子战斗的回忆。个别当时中级指挥员（如刘海清）写过回忆文章，其中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细节，这将在后面进行分析。另外，像李作鹏的回忆，因为是写在林彪出事之前，抛开文中吹捧林彪的成份，仍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根据以上资料，而不仅仅是依靠七旅指挥员的回忆材料，我们可以勾勒出此事的大致面貌。如果今后能有更多的档案资料出现，或能进一步揭示其中的细节。
就前述几份七旅指挥员的回忆材料来说，存在记载歧异甚至互相矛盾之处，较明显的不同说法有：
1、林彪当时的指挥位置。彭明治说是离秀水河子12.5公里，陈世勋则回忆说是“秀水河子以南5里处我二十团驻地靠山屯”。
2、林彪下达命令的时间。黄炜华未提具体时间，彭明治说是“后半夜”，陈世勋则明确说是“半夜12点”。
3、林彪下达命令的内容。彭明治、黄炜华都说是“停止攻击，撤出战斗”，陈世勋则回忆为“如天亮前仍不能歼灭残敌，即应主动撤出战斗，撤至秀水河子东北三十里外地域待命”。
4、林彪下达命令的对象。黄炜华只笼统地说是“命令部队”，陈世勋回忆是给指挥所下达的命令，且由文意来看，七旅是接到该命令的，而彭明治则认为自己没有接到命令，是从一师方面得来的消息。
但是，这三个人的回忆也有共同的地方，即都提到有这么个撤兵的指示，且有的部队（主要是指一师）已经开始撤退或准备撤退了。黄炜华的回忆可参考价值较低，可以不论，因为按照当时总部的指令，黄应该在保一团负责组织打援，他的回忆只是转述听说的内容而已（当然多半也是听七旅的人说的）。但彭明治和陈世勋的回忆却可以互为映证，他们回忆之间的众多歧异和矛盾说明两人回忆受对方影响的可能性较少（回忆录中常有受他人“启发”的现象，一般在细节上会有雷同），这是值得注意的。
这些疑问，光是就回忆本身去分析，很难得出什么结论。但参酌前述各种资料，我们可以确定或基本上确定的是：
1、林彪的指挥位置不可能在离秀水河子25里之处。
由战例地图按比例尺测量，无论是林彪在大架山附近，还是在二十团指挥所，距离秀水河子都没有那么远（最多十里地）。战斗发起前后，林彪在大架山十九团主攻方向，而当敌援兵接近的消息传来之后，“14日1时左右，林总亲自来到二十团指挥所，听取了该团干部关于打援决心部署的汇报，并当场写信给7旅参谋长，令其率保1团主力由小塔子地区西进，攻击援敌的侧后，配合20团正面的行动。同时令1师3团主力向20团靠拢，准备必要时参加阻援”【134】。当秀水河子战斗结束前后，林彪又回到了秀水河子。这一点，除了彭明治、陈世勋外，梁必业及当时任梁必业警卫员的鲁铭【135】均有回忆可以映证。
2、林彪下达过争取在拂晓前解决战斗的命令。
原东北前总参谋处作战室总结里写道：“正是进攻秀水河子战斗全面展开，战斗异常激烈之际，约于晚十时左右，获得报告：敌增援部队第二师一个团已进到太平庄、大荒地一带（秀水河子南十八里），为保证秀水河子全部胜利，一方面令进攻各团继续猛攻争取拂晓前解决战斗，另一方面急令廿团主力（二个营）跑步前往黄家荒地凤鸣山之线坚决抗击该敌，死守该地”【136】。
七旅的战史材料是这么写的：“二十一时，东司电示，五十二军第二师一个团，十三日由兴隆店出发，经新民、公主屯，向秀水河子增援，并已进到秀水河子南太平庄之线。我估计敌仅一个团，我廿团与保一团完全可以阻敌前进。随即令廿团在正面阻击北援之敌，保一团向敌侧后积极攻击拉住敌人，使其不能北援，同时令攻击秀水河子部队积极迅速攻击，求得在十四日拂晓全歼守敌，解决战斗”【137】。
有的军史或回忆中将该处置内容作为彭明治的决心，显然是错误的。三十八军史明确地记载：“15日1时（spk注：应为14日1时），敌52军2师一个团由大虎山赶来增援，已到太平庄，距离秀水河子只十里路，情况很紧。林总遂命7旅20团及保1旅1团阻击敌人，并命攻击部队加紧攻击，最迟于翌日拂晓前解决战斗”【138】。
李作鹏的回忆里也说：“但他考虑到拂晓前如不解决战斗，敌人的增援就靠近了。因此他命令：‘拂晓前一定解决战斗！’”【139】。
综合以上材料可知，东总是在13日21时或22时获知敌增援消息，林彪则是于14日1时赶至20团指挥所（在喇嘛营子、兴隆台附近），听取汇报后下达的指示（此前亦可能有类似的命令）。该指示并非撤退命令，而是要求各部加紧攻击，以求得在拂晓前解决战斗。但同时应该指出，这个指示有含糊不清之处，不管其是否明确了“如天亮前仍不能歼灭残敌，即应主动撤出战斗”，“争取拂晓前解决战斗”本身所隐含的逻辑就是“如果拂晓前不能解决战斗，则应该撤退”。而“拂晓”又是一个模糊概念，这可能是造成当时以及后来对此有不同理解的原因。
3、这一命令对部队行动似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彭明治和陈世勋的回忆均指一师方面有撤退的现象或准备，这一点在一师指挥员的回忆中其实是有所反映的。刘海清在回忆文章中提及团长江拥辉受伤后对他说：“你们时间拖得太长了，师长怕拂晓前解决不了战斗，刚才还考虑过打不打，想不到你们这次突得这么快，师长对你们第二次动作很满意”【140】。两相映证，可知一师方面至少考虑过撤出战斗的问题，这当然是因为敌人较顽强，时间又接近拂晓，指挥员不能不考虑前述“拂晓前解决战斗”的命令应如何执行。由于不同的判断（七旅判断再加一把劲就能成功，一师则认为拂晓前难以解决），故此有不同的考虑。
那么，是否有可能在14日1时的命令之后，林彪又下达过某个要求“撤出战斗”的命令呢？
由战斗发展的过程分析，这种可能性是不大的。一般书籍中秀水河子战斗的结束时间均模糊地写作“凌晨”或“拂晓”。如四野战史中，即写作“至14日晨结束战斗”【141】。结合各种资料分析，秀水河子镇内的战斗大约在早上5点多时结束的。按照我军的记载：“至拂晓前4时左右，1团2营由西面公路南侧突入敌人阵地，第1营经过一夜连续五次冲击亦攻占西山，进入纵深战斗。此时，1师及7旅各一部会攻敌266团团部，经激烈战斗后将其歼灭”【142】，以此推测，战斗结束时间当在5点以后。国民党军方面的记载也称：“至05：40时，我已弹药耗尽，火力微弱，阵地遂被突破，旋即展开激烈巷战，匪我犬牙交错，情况危殆，团长乃率其就近之第一营一部，突围而出，其余部队，悉皆忠勇殉国”【143】。
阻击援敌的战斗原定4点半打响，但因二十团二营遭敌逆袭混乱，遂被推迟到5点半才发起进攻。打到早上7点，该团撤出战斗【144】。
林彪等于14日1时到达二十团指挥所（在喇嘛营子、兴隆台附近），这里位于秀水河子和增援敌人的中间，按照李作鹏的回忆，此处可以观察到两边的战斗情况，甚至“子弹常从我们头上‘哧溜哧溜’地交错飞过”【145】。那么，当秀水河子战斗即将结束之际，二十团对援敌的攻击刚刚开始，尚不知胜负如何，林彪似乎不至于急于要秀水河子方向的部队撤退。
但无论如何，指挥员的压力是很大的，“撤退”差一点就成为现实了。前总参谋处作战室总结里提到：“直到下半夜二时止，秀水河子战斗仍激烈进行中，但敌人已经动摇，一部被我解决，一部企图突围乱跑，另一部退集后街西北角死守。经我拂晓前最后总攻，大部缴枪，残敌一部企图向西突围，被我一师三团截获，只少数溃散逃命”【146】。这一“最后总攻”很可能就是彭明治等得知有部队打算撤退，要求各部继续战斗时所下达的命令。因为按照七旅的战史，这一命令不是来自总部，而是由七旅下达的。七旅战史载：“是时，秀水河子战斗即将结束，旅令廿团全力阻击北援之敌，十九团与廿一团配合一师对残敌行最后一次猛烈攻击后，于拂晓解决战斗，全歼守敌四个营”【147】。如果这“最后总攻”未能成功，秀水河子战斗的结局是否会有所不同，实难逆料。
五、阻援战斗
在获知八十九师部队被包围之后，国民党军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于13日饬令五十二军第二师派兵增援。第二师师长刘玉章令该师第六团火速前往。大约是怕友军增援不积极，八十九师还专门派了一位副师长【148】持杜聿明手令随行监督执行。在“监军”的督促下，增援的六团行动迅速，十小时前进了一百华里，黄昏时到达距秀水河子十三华里的太平庄。第六团团长平尔鸣命令第一营（营长张文博）继续向小荒地推进，相机与秀水河子守军取得联系【149】。
团部及第二、三营当晚宿营于太平庄，遭到周围共军以机枪、掷弹筒的骚扰攻击，但五十二军有一套对付的办法，先是清查户口，并将村内所有壮丁集中在一间空屋中看管，以防村内有共军内应，同时要求各哨加强警戒，见活动目标即予射杀。当晚倒也无事。第一营前进中在小荒地遇到了共军的阻击，遂以第二连沿左侧一条高地向秀水河子搜索前进，第三连在小荒地左侧高地一带占领警戒阵地，第一连进驻小荒地右侧村子【150】。
在小荒地和五十二军第一营发生接触战的是七旅二十团警卫连。二十团主力进驻喇嘛营子之后，听老百姓说公主屯到了许多敌人，并扬言晚饭后开往秀水河子，同时听到南面有枪声。该团判断敌人企图是增援秀水河子，并可能取捷径由靠山屯方向增援。在取得旅的同意后，该团遂决心将三营调回王家窝棚地区；令团警卫连进至小荒地，占领有利地形，准备阻击援敌；派一个连控制喇嘛营子西南要点；团主力则进至义和屯集结，准备打援。二十团警卫连进至小荒地村边时与敌接触，根据抓到的俘虏供述，基本搞清了敌援兵的兵力和位置【151】。
二十团的打援部署是以三营从左翼、二营由右翼，向小荒地之敌发起攻击，并定于14日4时半打响。但是有件很奇怪的事，即当二营正在进行战斗动员的时候，突然遭到敌小分队的袭击而陷于混乱【152】。只是在七旅的战史中有所反映，称：“打援部队廿团向小荒地之敌一个营攻击，但因该团二营未投入战斗前在距敌二里许进行战前动员，遭敌伏击而混乱”【153】。此事在国民党五十二军史以及当时赴援的张晴光的回忆中均未提及，且敌先头营似乎对此事毫无所知，颇令人奇怪。联系到后来提及的几次误会仗，是否也是打误会了呢，不得而知。
因二营处于混乱状态，一时无法行动，团遂临时调一营参加攻击，但时间上迟至5点半才发起攻击【154】。据国民党军六团二营营长张晴光回忆，当时共军以近似密集队【形】向一营一连驻守的小荒地村口行进，守东村口的只有一班人，又机械地恪守所谓近距离射击的原则，直到对方进至五、六十米处才开枪，结果只打了一弹夹子弹，就被对方杀到，轻机枪被夺去，大部队也冲入村中。国民党守军来不及应变，完全溃散，一连长躲在民家的高粱秆堆中，得以幸免。有个排长跑出来误报一营长张文博被共军俘虏，团长平尔鸣一听就泄了气，把指挥权往副团长李有洪那里一交，不管了。后来知道张文博并未被俘，才又打起精神来【155】。
虽然二十团一营、三营一举突入小荒地村内，并俘敌连长以下100余人（和张晴光的回忆略有差异），但团、营之间联络中断，两个营互不协调，两次发生误会，致使敌人加强了防御，与我形成对峙。
张晴光在接到张文博的告急电话后，迅速出动全营，跑步向小荒地增援。等二营赶到，看到共军已经在撤退，一直追到距秀水河子八华里的义和屯，发现秀水河子方向已无枪声，估计战斗已经结束了。此时，潜藏在民家的一营一连的官兵才失魂落魄地出来整顿。
在战例记载中，称：“至7时，该团撤出战斗，退至义和屯东西地区布置兵力，准备阻敌北犯”【158】，但实际上该团当时已经很难掌握部队了，因“是日，太平庄敌主力向小荒地增援，廿团团部与一、三营失去联络，一、三营于拂晓时即自行东撤，增援敌进到小荒地集结，并有继续向秀水河子前进模样”。以这样的状况，要阻击敌一个团的生力军，是很难的，通常指挥员可能动摇决心也就在这种时候。但如前所述，此时应该是已过早上7点，秀水河子方向的战斗已经结束，故此我认为林彪不大可能再有一个撤兵的命令。
援军第六团进至义和屯，正在犹疑不定的时候，两件事促使他们不敢继续深入了。一是秀水河子方向已无枪声，且林彪派了两名被俘的八十九师士兵给送去一封信，指责国民党军违反停战协定，如援军继续前进，将遭到同样的下场。林彪之所以对敌援兵采取吓跑了事的办法，没有进一步扩张战果，显然是因为秀水河子解决战斗的时间非常紧张，战后部队尚需恢复疲劳、打扫战场，打援方向的作战亦不顺利的缘故。林彪在战斗结束之后，严令部队“禁止乱试枪”，目的就是“让增援的敌人听到这边没有动静，知趣的退回去”。
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援军的屁股后头又挨了保一团的一刀。第六团向义和屯方向进发之后，留守太平庄负责掩护的后方安全的第九连连长张启才忙着找好房子住下，哨兵报告说有一营部队向村庄前进，该连长判断是友军，不以为意，结果仓皇应战，“连长负伤，一位排长阵亡、一位排长被俘，士兵伤亡二、三十名。我们只听到一阵枪声，回头一看，太平庄附近高地上已站满了匪军”【161】。该连长的误判也有其原因，因为这支部队是从南面过来的。按照我军的记载：“十三日下午（spk注：此时间应有误），部队自【大马】家窝棚向西疾进，当部队接近太平庄时，突然发现靠山屯驻有敌人，并向我摇旗联络，我趁敌误会之机，跑步前进，当近在咫尺时，敌才辨出敌我。我一营猛冲猛打，将敌一个排全部歼灭。紧接着该营以二连自正面，一、三连两翼迂回，向太平庄之敌腹背发起猛烈攻击，经过二十多分钟激战，歼敌两个连，毙俘敌三百八十二人（我伤亡四十余人），有力配合了我主力歼灭秀水河子之敌，彻底粉碎了敌人增援的企图”【162】。
守军已被歼灭，后路又遭切断，援兵再要孤军深入，难有好果子吃。故此，“监军”胡管天也不得不同意平尔鸣的建议，向后撤退。“可是退路的太平庄亦为匪军占领，只有向新民、公主屯、大房身方向转进了，此时左右已发现匪军有两团以上的兵力，逐渐向我接近，若行动稍为迟缓，即难逃匪军惯用的‘围点打援’诡计不可”【163】。也该着这股援兵倒霉，进至大房身附近宿营时，第一营又突然遭遇猛烈攻击，人马损失惨重，结果却是和新六军误会了【164】。原来新六军第十四师于3月14日奉杜聿明电令【165】派一个加强营出来扫荡，黄昏时看见第六团一营进入村落，即不管三七二十一，用炮火猛轰一气，如果不是六团喊停，双方损失会更大。
六、战果与结论
秀水河子战斗的战果，按照前总参谋处作战室总结：“顽八十九师二六六团及二六五团一营，师属山炮一连，输送一连，除溃窜逃散共约三百余人外，其余全部为我歼灭。是役计毙伤五百余，俘顽付团长以下九百余，获骡马五十七匹，缴获炮卅八门，轻机枪九十挺，重机枪十挺，其它武器、弹药等”【166】。这个战果似乎不全，最明显是没有提到缴获卡车或汽车。
秀水河子战例材料中称：“此次战斗歼敌266团全部，265团第1营，师山炮连及汽车连，共计毙、伤敌500余人，俘敌副团长以下900余人，包括打援在内共歼敌1600余人，缴山炮、战防炮12门，轻重机枪100挺，长短枪780余支，汽车30余辆”【167】。
四野战史中的统计除毙伤敌数为1500余人（似未计打援歼敌数），缴枪800余支略有差别，及缴获汽车32辆更加具体而外，基本上和战例统计相同【168】。一二七师组织编写的《铁军雄风》一书中有缴获冲锋枪150支，其它长短枪732支等数据，但缴获的汽车数量则为22辆【169】。其它各种书籍资料中亦与此类似，大同小异。
按照各参战部队的统计，则难以推算出总数。主要是七旅的原始统计并不完整，按照战史中“一二七师参加秀水河子战斗统计表”所列，毙伤敌士兵数缺，仅有毙伤军官5人，加上俘虏的官兵305人，合计毙伤俘敌310人。缴获步马枪220支，轻机枪31挺，重机枪4挺，冲锋枪64支，短枪10支，讯号枪2支。另缴获山炮1门，战防炮1门，火箭炮1门，六零炮8门【170】。一师的战果，较可靠的应为：“毙伤敌二零二名，俘敌五三二名，缴获马步枪四七二支，冲锋枪九一支，短枪九支，轻机枪五五挺，重机枪六挺，火箭炮三门，战防炮两门，汽车七辆，其它弹药、物资一部”【171】，三十八军编写战例时的统计数字与此基本相同（将各种枪支加起来总数六百三十三支），但缴获的炮改为“战防炮六门，山炮两门”，不知何据。两部分之和与总数相较，毙伤俘敌人数似乎应该不到1500余人，缴获的枪支数目与《铁军雄风》中所列差不多，缴获的火炮数则相差较多。
国民党军战史中未见提及此战的伤亡记载，但其出关初期的作战人马伤亡统计表内，八十九师仅失踪官佐士兵人数高达1220人，远高于其它任何部队【172】，这里大部分应该就是秀水河子的损失。据被俘的敌副团长交代，战况吃紧时，二六六团团长陈宝华【173】假借视察前沿阵地，把副团长留在指挥所，自己带着警卫人员逃跑了【174】。这和张晴光所回忆的“此役陈团长只带三数人突围归来”【175】基本相符。
打援方向作战究竟歼敌多少，至今众说不一。国民党军的说法如前述，小荒地、太平庄的损失似不超过两个连。我军如照一六零师师史的说法，仅太平庄即歼敌两个连，毙俘敌三百八十二人（我伤亡四十余人），加上小荒地一战，阻援战果要在400以上了，这不但与国民党军的描述相去甚远，即使和我军的记载亦不相符。因此，该师史所载歼敌数字当属误记，而四十三军战史所载的“保一团拂晓时由靠山屯、太平庄向敌侧后攻击，将敌第三营一部驱逐，歼敌四十余”【176】显然更为可靠。据此，加上二十团小荒庄作战，“增援之敌二师六团也为我廿团及保一团阻止，并毙俘百余”【177】的说法更能与各方记录相吻合。
林彪在2月16日致中央、东北局和西满的电报中提到，此役我伤亡亦重（约八百人）【178】，四野战史里的给出的具体伤亡数字是717人【179】。但实际伤亡数字可能不止此数，因据一师记载此役“伤团以下指战员二八七名，亡七十四名”【180】，七旅阵亡干部战士98名，负伤干部战士487名，计585名【181】。两部合计伤亡高达近千人。按照毙伤国民党军五百人计算，仅就伤亡来看，几乎达到对方的两倍。于此亦可见当时双方在武器装备、军事素养上的差距。
秀水河子战斗规模不大，对双方原有的战略计划几乎没有什么影响，然于各自作战信心则有潜移默化的作用。林彪在2月16日的电报中称：“经过此次胜利后，敌士气下降及我本身条件逐渐改善，故今后打仗是可以较过去放手一点打了”【182】，军委当日亦去电表扬：“在秀水河歼灭敌五个营甚喜，在顽敌进攻下如能再打两次这样的战斗，国民党将不能不承认我在东北地位，而与我进行和平谈判”【183】。国民党方面，据杜聿明回忆，此战后曾向蒋介石申述意见，认为以秀水河子战斗经验看来，共军日益强大，战略战术非常机动神速，势非增加兵力不可【184】。
林彪以七个团歼敌四个营，可谓“牛刀杀鸡”，由此战作战进程及双方伤亡对比来看，并不算过分。民主联军以四个团直接攻击敌四个营，另以三个团打援，必要时部分兵力（二十团主力及三团主力）也可用于攻击，这样就在兵力对比上造成了绝对优势。初入东北的国民党军全副美械装备、士气高、战斗力强，如非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是不容易迅速解决战斗并阻住援兵的。此战的胜利，本可以证明共军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孤立团级单位做法的可行性，迫使国民党军在行动上谨慎一些，但几乎同时的沙岭战斗的失利，将此战这部分成果断送了出去。
就战场指挥而言，林彪在歼敌的对象和地点、突破口的选择、打响的时机、打援的处理上都有其独到之处，很能体现林彪掌握重点、灵活机动、慎重小心的指挥作风。比如林彪于13日下午亲自到七旅指挥所，并实地侦察地形，改变了突破的主攻方向和兵力部署；14日当援兵靠近时又赶到二十团指挥所布置打援，即表现了他善于抓住重点的特点。林彪自己对此战的部署和突破点选择，也当是比较满意，曾将之与上下汲台战斗相对比，说：“锦州以北一师与七旅打的一仗，未打好，口子张宽了。秀水河子战斗，原来的部署就是缺乏重点的，后来把兵力集中了，成为一个刀尖子，打胜了”【185】。
另外，“秀水河子战斗在战术上的主要价值在于，林总刚刚提出的一点两面战术和三三制战术，在这次战斗中首次试验成功，因而对我军后来进攻战术的改进有较大影响，在我军进攻战术的发展史上，也有其一定的历史地位”【186】。
由东北初期作战的成败经验，林彪得出以下结论：一是“敌战斗力强”，“蒋介石去缅印的军队是他的主力，全部调来东北，仅有现在关内的第五军没有调来。第五军是他去缅印军队中战斗力最差的一个军，并且在战斗中已遭受很大损失，但今天还是进攻冀鲁豫的主力。因此，敌人很难打。蒋在东北主力一般是火力强，老兵常是五年以上军龄，有的排长衔，而当的是兵，各次战斗中我们歼灭他一个团，我们自己也将近一个团的伤亡。只有张麻子沟的战斗我伤亡才比较少，但那次战斗是特殊的，一般情况不具有那种特殊条件。东北敌人战斗力强，难打，我们要足够估计”；二是敌机动力强，“东北铁路多，敌控制机动列车，行动方便，增援迅速，如沈、长两地虽隔千里，但一夜即到，且部队没有行军的疲劳，因此打小仗就要准备打大仗，这就减少了孤立消灭敌人的机会”；三是因无巩固之根据地，封锁消息、获得敌情均有困难，作战主动性亦因之而减少【187】。
林彪在《战术思想与作战经验》一书中认为“东北今天的环境，有许多条件不能和关里老解放区比，不象关里那样有广大群众掩护、配合，干净干脆吃掉敌人的‘神仙仗’是不容易打到的，如果在东北也非有十分把握的神仙仗不打，那就很少有仗可打，那就会给敌人更大的放肆，它可以利用我们这一弱点，占去我们更多的地方，逼我们缩到狭小地区里，这样一来，则我们的兵源粮源穿衣穿鞋安置伤员等等问题，必然加多困难，更增加了斗争的长期性”，因而提出在特定阶段采取“硬拼仗”的做法，消耗掉一部分敌人的主力，“打落敌人的士气”，“争取时间，掩护我党的群众工作，继续深入发动组织群众，使半生不熟的根据地，成为成熟的根据地，保证兵源粮源及一切后方供给，后方建设”【188】。
正如上述所言，东北初期作战有其自身的特点，主要是缺乏根据地的支持，故此打了一些林彪所说的“硬拼仗”。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是不可避免的，有时甚至是必须的。因此，秀水河子战斗的方式在一个时期内，并未能成为东北我军作战的主流。有些胜仗，如新开岭战斗、拉新战斗、四保临江等，虽然战术上亦强调集中兵力，但就整体而言，通常只有相对优势的兵力对比，从而也带有“硬拼仗”的意味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