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一个真实的林彪

作者：桅杆677

来源：四野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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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林彪在党史军史上，可谓最具争议的人物，没有之一。对其评价，以某一时点为界，一夜之间，从神到鬼，至今仍是黑白两极。其实，战争年代的林彪，在为人处事及性格等方面上也是黑白分明：白面书生却性格倔强，不爱管事又重点主义，不近人情却威望崇高，惜言如金又“婆婆嘴”，……。这究竟是巧合、还是宿命，真的难以说清。本文希望透过一些事例，探寻一个真实的林彪：既不是神，也不是鬼，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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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白面书生与倔强性格

纵观林彪的军事生涯，长于运动战，一直崇尚进攻，无论是敌强我弱、还是敌弱我强。其一生的经典战例都是进攻战，如伏击草台岗、飞夺泸定桥、抢占腊子口、大战平型关、三下江南、辽沈战役、平津战役、衡宝战役、海南岛战役等等。早在1938年，林彪在“关于抗大的教育方针”的讲话中，谈到对日作战的军事方针时，就强调“我们一定要采取正确的战法-进攻战法”，认为“防御是被动的，战争一转到被动是很困难的，处在被动的地位对于敌人什么时候来、多少兵力、从什么地方来？这些问题都无法了解，等到敌人来了，挨了一顿打，还不知道敌人有多少力量，等到我们发觉敌人的兵力，要调兵来增援已经来不及了。反之，如果我们是采取进攻的战法，那么，我们可以自由决定打敌之时间、地点、兵力和方法，我们可以先调查清楚，然后去打敌人，而敌人也无法知道我们的情形，等到我们去打它的时候，它也来不及。所谓知已知彼、百战百胜。我们采取进攻的战法，才能发扬这个优点。”这可是抗日战争的初期，绝对的敌强我弱态势下。不仅崇尚进攻，林彪在东北期间还多次强调要打“硬拼仗”，强调“蛮干精神”、“刺刀见红”。林彪在东北总结的六大战术原则中，就有个“三猛战术（猛打、猛冲、猛追）”。仅凭这些及统率百万四野大军，林彪在很多人的心目中肯定是个威风八面的大将军形象。

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后，王光美第一次见到久闻大名的林彪时，惊奇地觉得林彪“简直不像个统率百万大军的将军，而极似一个白面书生”。也就是说，想象中的林彪与现实中的林彪，反差非常大。现实中的林彪似乎缺少一些“虎气”：身材既不高大也不魁梧，比较瘦弱；由于早年受伤的原因，还略显一些病态；言辞不多，不善交际，还有些腼腆，在延安时被一些人称为“大姑娘”。与同时代很多将军不同，林彪极少发脾气，也不讲粗话，其威望完全是战场上打出来的，性格内敛，不怒自威。其实，在林彪文弱的外表之下，是很刚硬或者倔强的性格。

在军史上，林彪打仗以精于计算、机动灵活、善打巧仗而闻名。但巧仗不等于滑头仗，“应该是即讲战术又勇敢，即坚决又顽强”。他多次表扬那些“敢于刺刀见红的部队”，认为“没有勇敢就谈不上战术”，强调作战“要打得坚决顽强，挺得硬，拼得伤亡，特别在最后五分钟，要能咬住牙，吃住劲，还要在万一不利退出战斗的情况下，也还有再接再厉的精神”。这些都是他刚硬或者倔强性格的体现。

林彪的性格刚硬或者倔强，不仅体现在打仗方面，更体现在敢于坚持他认为是正确的意见方面。这从他与主席的关系上体现得非常充分：在中央苏区时期，主席受排斥，靠边站。那段时间，按主席自己的话说是“鬼都不上门”。但林彪却不止一次地去看望并坚定地支持主席。但在长征路上的四渡赤水期间，刚刚恢复指挥权的主席，指挥红军从敌人缝隙中穿来穿去，部队不停地在运动，总走“弓背路”。林彪当时不了解具体情况，认为这样下去部队有被拖垮的危险。于是他直接给中央三人团写信，反对这种做法，还要求三人团只管掌控大局，由彭德怀负责指挥部队。当时主席认为林彪是“一个娃娃”，怀疑是彭德在怀在背后指使的。1959年庐山会议批彭德怀时，主席旧事重提，林彪当场站出来说“信是他自己决定写的，与彭德怀无关”，不仅没有落井下石，反而为彭德怀澄清了这件陈年旧案。林彪初入东北，主席要求他在锦州以西打大仗，但当时我军根本不具备打大仗的条件。几番电报往来之后，林彪甚至在一封电报的最后说：“这是我的根本性意见，请主席头脑清醒考虑之。”据说在进入东北的初期，有这类措辞的电报还不止一次。在一般人看来，这绝对是“犯上”；但对林彪来说，这才是忠诚：敢于反映当时东北的真实情况，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而不是盲目服从。事实证明，林彪当时对形势的判断和意见是正确的，这些“犯上”也丝毫没有影响主席对林彪的信任。

林彪虽然敢于坚持自认为是正确的意见，但也非一味倔犟和固执，一旦意识到真理不在自己手上时，也会毫不犹豫地改正。在1937年8月下旬的洛川会议上，主席正确分析抗日战争形势及敌我力量对比，认为“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提出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这一方针当时在党内和军内遭到很多人的质疑和反对，主张红军应该多打仗、打大仗，要集中兵力进行大规模的运动战和阵地战，大量消灭日本鬼子，以扩大我党我军在群众中的影响。在这个问题上，主席在会上成了少数派，不得不对战略方针有所妥协和调整，即在“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之后，加了一句“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洛川会议后，主席多次致电前方将领，强调“红军此时是支队性质，不起决战的决定作用”。但包括林彪在内的前方将领对此并不理解。对这个方针领悟最早的将领是林彪，是在平型关大捷之后：平型关一战，115师以绝佳的地理优势伏击日军，结果歼敌1000余人，自身伤亡近800人，且都是经过长征的老红军。林彪战前曾想“抓一些俘虏送到太原去游行”，结果一个日军俘虏也没抓到。经过战争实践的检验，林彪战后大悟：在强大、凶狠的日军面前，集中八路军主力打运动战是不行的。他在战斗总结中写道：“我军在目前兵力和技术条件下，基本上应以在敌后袭击其后路为主。断敌退路是我们阻敌前进争取持久的最好办法。如经常集中大的兵力与敌作运动战，是不宜的。”从此，他率领的115师开始坚决执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这一战略方针。

长征路上直接给中央三人团写信、反对走“弓背路”的林彪，后来彻底领悟了敌强我弱条件下部队运动、走路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东北期间，林彪多次要求部队：“不要怕疲劳而累死人，因为疲劳而累死人总比慢了而受伤亡损失要小得多。……要忍一口气，咬紧牙关赶路。怕吃苦，怕走路，反而会牺牲更大。”所以，林彪性格刚硬或者倔强，但不是固执和倔犟。

这里顺便说一下，在战争年代，林彪对主席应当是相当崇拜的。有个事例：在东北期间，林彪每次去前线，唯一必带的私人物品，是一个小公文箱，由秘书负责拿着，也不上锁。秘书谭云鹤对此很好奇，一直想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宝物。有次忍不住打开一看，里面只有几本小册子，全是主席著作的单行本，有《矛盾论》、《实践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战争与战略问题》等，还有几支红蓝铅笔。谭云鹤后来回忆说，书中“划了许多红蓝杠杠、圈圈，有的地方还划了两重、三重，不少地方还有旁批、眉批，写上他的心得、体会，密密麻麻的。可以明显看出，这些杠杠、圈圈、旁批、眉批，都不是一次、两次划的和写的。”可见林彪对主席的著作读得多么认真和仔细，并且是反复阅读。

二、不爱管事与重点主义

1946年5月22日，一篇《林彪将军访问记》刊登在《人民日报》上，是由刘白羽采写的。其中有这样一段描述：“林彪将军的特点之一，是掌握着中心，而后围绕着它去做极深刻细致的思考，然后到实际中去考验。”这与后来被罗荣桓概括并在东北广为流传“林总的重点主义”是同一个意思。

1946年6月16日，中央任命林彪为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委，党政军“一肩挑“，名副其实的”东北王“。当时正是四平撤退之后，东北局势是一团乱麻，工作是千头万绪。这对一直是军事干部的林彪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对此，林彪的诀窍是抓重点，除了统筹全局外，重点抓两件事：一是根据地建设，上任不到20天，即在7月上旬主持召开东北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东北的形势和任务》决议（即七七决议），提出“要把发动农民群众，创造根据地摆到一切工作的第一位”。随后，东北局抽调1.2万名干部组成下乡工作团，推行土地改革、剿匪、政权建设等根据地创建的一系列工作。我党我军从此在东北有了“家”，大批东北翻身农民成为坚强后盾，要人有人，要粮有粮，初入东北“七无（无党、无群众、无政权、无粮食、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状况得到彻底改观。二是军队建设和打仗，在创建根据地的同时，林彪利用国共停战间隙，对所属部队进行了大规模整编，将进军东北及后来发展的部队统一整编为5个主力纵队和10个独立师。部队的建制和指挥体系得到了统一，为在东北实施大兵团作战创造了条件。

在根据地建设的总体部署以及军队整编工作完成之后，林彪开始集中精力思考下步作战，突出“重点主义”，即专注于打仗。除此之外，林彪充分发挥三个副手的作用：根据地建设、二线兵团组建及训练等主要交由高岗负责；经济建设及军工生产等主要交由陈云负责；罗荣桓1947年5月从苏联看病回国后，林彪又让罗荣桓主抓前方军队的政治思想和干部等日常建设工作。这些实际上都是大事，但在林彪那儿都不是“重点”。即便如部队干部提升这种在一般人眼里的“头等”大事，都不是林彪的重点。东野军事干部的提升或调整，每次都是由罗荣桓研究拿出意见，林彪基本上没有不认可的。

林彪被称为“战神”，是个军事天才。对于人而言，通常的情况是某一方面过于专注，在其他方面往往比较“弱智”。林彪专注于打仗，对其他很多大事都不大在意，不爱管事，对自己身边的小事就更是不问不顾了。平时，林彪只要没睡着，基本上都在思考问题，思考打仗的事，或对着地图、或在院子里踱步。有一次，林彪正在院子里踱步，警卫员在房间里擦枪走火，子弹从窗户打出去。在场的人都吓楞了，而林彪只顿了一下，又继续踱步，似乎这事没发生，事后也没有追究。一次在哈尔滨，林彪要参加一个重要活动，事先让生活秘书安排车。可到临出发时，车没来，生活秘书也不知道去那儿了。林彪担心迟到，带着两个警卫员就步行过去了。两地相距虽然不远，但当时是战争年代，哈尔滨还常有敌特活动，路上安全是个大问题。事后，林彪也没有责备任何人。1946年初，东北局出台过一个规定，男同志结婚必须具备“二八七团”3个条件，即28岁以上年龄、7年以上党龄、正团级以上干部。林彪到东北的第一个政务秘书叫季中权（后来官至卫生部副部长），非常能干，林彪也非常赏识。1947年初，季中权谈了一个对象，想结婚，但年龄不到28岁，不符合结婚条件。非常想结婚的季中权就向林彪汇报。林彪听完没有表态，既没有表示反对，也没有表示赞成。其实，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委的秘书带头违反“二八七团”规定，会有什么影响？季中权在林彪身边工作已经1年多，心里应该很清楚林彪对此类问题的态度。林彪原则性极强，自律性也很强，可能是希望身边的人也和他一样自律，所以内心明明不赞成，也不去说破。季中权见林彪没有表态，就把婚给结了。从此以后，林彪对季中权的态度明显冷淡了许多。

林彪的“重点主义”就是打仗，就是对着地图或在踱步的过程中，思考战役战术思想和方案。林彪是东北局书记，但却不住在东北局总部驻地哈尔滨，而是住在距哈尔滨50多公里的双城，为的就是少受干扰，有更多的时间思考作战问题。林彪打仗，组织战役战斗基本上不开军事会议。对每一次战斗或战役，都是先思考，形成方案并作出决定后，即下达作战命令。东野每次上报军委或下达给部队、署名“林罗刘”或“林罗刘谭”的作战电报，基本都是林彪口述完成，其他领导只是签个名，鲜有不同意见或改动；有时甚至是电报发出后再拿去让其他领导签字。连辽沈战役这样决战性质的作战行动，东总也没有开会布置一下：林彪思考形成作战方案后，参谋处拟定具体的作战计划，随后即下达作战命令。

这种作战安排有个很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保密：作战方案只在林彪和参谋长刘亚楼等少数人的脑袋里，可以最大限度地控制知情人范围。仍以辽沈战役为例，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到位：东总依据林彪的作战方案，形成作战计划，不仅不开会，是派人将作战命令送达各纵队或师的，而不是用电报；部队接到命令就开始南下行动，晚上行军、白天宿营；各纵队、各师都在原驻地留下一部电台，每天按常规继续收发报；各纵队司令政委也只知道行军目的地，并不清楚具体作战计划。同时，东总还采取一系列欺骗行动：利用破获的敌人电台发出假情报；报纸、开会及部队继续宣传“练好兵、打长春”；围困长春的部队更是动作频频，每天白天向长春开进，晚上再悄悄地撤回，如此循环往复。令人叫绝是的，这些保密和欺骗行动，还真的把东北的国民党军给蒙受住了：如此大规模的军队调动，国民党东北“剿总”的侦察飞机和情报网也觉察到了东野大军南下北宁线的一些迹象。但其技术侦察部门认为“共军电台均在原地，电报频次也未见异常”，东北“剿总”据此判断“共军在北宁线不会有大的军事行动”，认为我军的进攻目标仍是长春。可以佐证的是：东野大军已经在北宁线上展开，大战在即，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还把妻子接到锦州团聚。一个月不到，锦州城破，范汉杰被俘，非常狼狈。

三、不近人情与崇高威望

在战争年代，林彪是个不懂人情世故的人，可以说是不近人情。战场上的林彪，机敏、刚毅、果断，善打巧仗，敢打硬仗。而现实生活中的林彪，不抽烟、不喝酒，不讲究吃、不讲究穿，不爱玩、不喜欢交际。平时除了看看书，主要就是思考问题，思考他的“重点主义”。在外人看来，林彪的生活非常乏味，身边的人形容他像个“苦行僧”，也有人说他像个“书呆子”。吃的方面，从来都是两菜一汤，以蔬菜、豆付为主。初到东北，管理员有时看他太累了，加个菜，林彪会说“以后别加了”；第二次再加，他也不说什么，但也不吃，后来就再也不加了。战斗间隙，一些纵队司令、师长或政委到总部开会，喜欢抽空去看望看望林总。对这些一线指挥员的来访，林彪倒些炒黄豆，问问部队情况，交待一些事项，说话像发电报一样简练。然后就没话了，来访者起身走人，林彪也不送。林彪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说，虽然见面中林彪有些“冷淡”，但来访者离开时都是高高兴兴的。林彪也从来不会留这些一线指挥员吃顿饭。实际上这些司令、师长或政委也不愿与林彪吃饭。按秘书季中权的话说：林彪吃的还不如警卫员吃的好。林彪唯一偏爱的是黄豆，尤其是炒黄豆，当菜吃，当零食吃，还用来招待客人。这个爱好可能是自小养成的：如今你去湖北黄冈的餐馆吃饭，老板首先会送上一盘炒黄豆。

林彪性格有些孤僻，喜怒不形于色。1946年11月下旬，林彪带着轻便指挥班子在锦西考察战场。主席要求林彪在锦西“打大仗”，而此时，这位刚刚上任的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是个真正的“光杆司令”，由于没有密码本，部队都联系不上，还打什么仗？正在着急，从苏北和山东来的新四军3师和山东1师到了。这两支部队都是115师发展起来的，黄克诚、彭明治、梁兴初这些老部下，大家6、7年没见了，都非常兴奋，左一声“林师长”、右一声“林师长”，慨不得上前拥抱一下。可林彪一句寒暄也没有，直接就问部队情况，部队的人数、装备、情绪等等。其实林彪内心应该也很高兴：部队大发展了，这些部下也进步了，更重要的是终于有了可以指挥的部队了，而且还是自己的老部队。这能不高兴？但林彪的脸上看不出一丝兴奋的表情，也不问候问候这些千里跋涉、才到东北的老部下，似乎给人一张冷脸。好在这些人从红军时期就是老部下，熟悉林彪的性情，也没去想那么多。在战争年代，林彪和同事或下属基本上都是工作关系，有私交的也就刘亚楼等很少的几个人。

林彪也很少发怒。据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林彪在战争年代唯一的一次发火，是四平撤退期间：当时由于东总作战科长王继芳叛变，向敌人和盘托出民主联军的撤退计划等军事机密，致使部队在敌人的紧追之下一片混乱。到舒兰宿营地后，因安排疏忽，电台和机要人员没跟上来，林彪无法联系部队，非常着急。而应对此事负责的参谋处长李作鹏却在喝酒。林彪一句话也没说，直接掀了李作鹏的桌子。作为东北的“一把手”，千头万绪，工作中难免遇到不顺心、不满意、甚至令人生气的事，但除了此次之外，再也没见过林彪发火。

林彪比较清高，是个眼里揉不下沙子的人。“舒兰发火”之后不久，林彪决定将李作鹏调离总部，调往第1纵队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离开前，林彪亲自找李作鹏谈话，说让他去一纵任职的原因：“一是基层部队急需补充干部；二是1纵来自山东，你对这个部队情况比较熟悉；三是作为总部的参谋处长，熟悉作战情况。1纵又是北满我军主力纵队之一，调你去就是要加强部队的作战指挥。因此总部决定派你到第1纵队去工作。”其实，两人内心里都清楚：王继芳叛变和舒兰喝酒两件事，林彪对李作鹏心存芥蒂。林彪虽然对这两件事很不满意，但并没有多说，也没有把李作鹏打入冷宫，而是根据其军事能力强的的特点，安排到1纵这样的主力部队工作，并且担任重要职务，也算是人尽其才。客观地说，这事对李作鹏后来的军事生涯也没有造成什么负面影响。秘书季中权违反东北局“二七八团”规定结婚后，林彪对他的态度明显变得冷淡。季中权觉得有些对不起林彪，就主动要求调走，并自己联系了接收单位。林彪对季中权的能力还是很认可的，工作也很顺手，一时又找不到接替的人，就做工作希望他留下。但季中权还是下决心要走，林彪也没阻拦。季中权走后，一时没找到合适的接替者，一大堆工作需要处理。东野参谋长刘亚楼很生气，说“把他抓回来”；林彪说“要尊重他的意见”。林彪就是这样：眼里揉不下沙子，但也尊重他人，更不打击报复。

就这样一个不近人情、性格孤僻、清高自负的林彪，战争年代在军中和党内的威望很高，无论是红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还是解放战争时期。在进入东北的初期，因为不具备打大仗的条件，林彪一直主张撤退。这曾引起一些质疑和牢骚怪话，怀疑林彪在后方时间待长了、不会打仗了，甚至说他是“撤退将军、逃跑将军”等。但随着东北战局和形势的演变，这些质疑很快就销声匿迹了。

林彪当年在东北的威望有多高？我们来看看以下事例：

1946年6月16日，中央决定改组东北局，任命林彪为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委，党政军“一肩挑”。要知道，林彪当时只是中央委员，而中央同时任命的东北局四位副书记兼民主联军副政委中，彭真、高岗和陈云三位都是政治局委员。这种打破常规的任命，并且是在四平撤退不久、林彪受质疑最多的时候。可当时和后来，从没有听说过有人对这种安排不服气。从后来的工作实践看，三位政治局委员副手都是全心全意协助林彪工作。除彭真在1年后回中央工作外，高岗和陈云一直在东北工作，直到东北全境解放。这一方面说明共产党干部的组织原则性强，但不能不说林彪的威望是其中最关键的原因。

四野战将如云，有不少“两头冒尖”的将领。但无论是当时还是后来，对林彪都服服帖帖，从来没有那个将领对林彪不服气过，更没有人在背后贬低林彪。这一是因为跟着林彪打仗明明白白，总打胜仗。二是林彪不搞山头，只看能力，2纵司令刘震、3纵司令韩先楚、6纵司令洪学智等是四方面军的，5纵司令万毅是抗战时期从东北军投奔八路军的，都一样重用。三是林彪从来不与部下争功，打了胜仗，功劳记在一线指挥员和部队身上；打了败仗，自己主动承担责任，从不责备部下。东野参谋长刘亚楼脾气很大，在东野是出了名的“雷公”，那个上级领导都敢顶，那个纵队司令都敢骂。但据林彪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每次林彪要找参谋长，刘亚楼都是一路小跑去林彪的住处。

当年，东北野战军有首著名的军歌，叫《林总的命令往下传》。这首歌有几个版本，笔者最喜欢的是这个版本：“军号响，红旗展，林总命令往下传，号召东北野战军，创造千百个尖刀连。要顽强，要勇敢，朝着敌人心脏钻，刺刀见红，敌人全部完了蛋。”看歌词就虎虎生风。很多四野的老人后来回忆说，这首歌当时在部队中唱得很响，大家发自内心地认为“跟着林彪能打胜仗”。由此可见林彪在基层官兵中的威望之高。

林彪在战争年代的威望完全是战场上打出来的。由于性格的原因，林彪的崇拜者不少，但他的“朋友圈”却很小。

四、惜言如金与“婆婆嘴”

林彪性格内向，勤于思考，讷于言辞，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思考问题。与人说话，无论是上级、同事、还是下级，也无论关系远近，总是惜言如金，电报式的语言。唯独有一个问题，林彪会反复地讲、重复地讲、不厌其烦地讲，这就是战术问题。惜言如金的林彪，在战术问题上又是个“婆婆嘴”。

林彪毕业于黄浦四期，受过正规训练，加之注重学习、勤于思考、善于研究，他的战术素养极高，打仗精于计算，机动灵活，善打巧仗。林彪指挥的战斗或战役，都是由他先思考形成方案、作出决定，司令部据以拟定计划，然后下达命令。但一个统帅的水平再高、能力再强，仗还是要靠基层官兵去打的。因此，基层官兵的战术素养，才是决定一支部队强与弱的关键所在。所以，统兵将领水平的高低，不仅体现在指挥能力上，更体现在带兵能力上。一支战无不胜的铁军，主要靠平时训练和战场上打出来的，而不是指挥出来的，更不是学校书本上学出来的。这一点，很多人会忽视，以为只要找一帮人，每人给一杆枪，有个优秀的军官指挥，就能打胜仗了。完全不是这么回事。现在不打仗，没法检验这个问题。但看看这些年的中国足球，请了那么多世界顶级教练，成果如何？你知道的，道理是相通的。

林彪被称为“战神”，很多人只看到他指挥能力强的一面，而忽视他的带兵能力。实际上，林彪之所以能成为优秀的军事家，关键在于他超强的带兵能力，指挥能力当然也很重要，但肯定不是最主要的。从南昌起义时的连长，到建国时的四野司令员，林彪率领的部队，一直是其所在部队中最能打的：他当连长时，他的连是全营最能打的连；他当营长时，他的连是全团最能打的营；……到解放战争时，四野的战术水平在五大野战军中也是最高的。

撇开武器装备等硬件因素，一支部队的战斗力，一看作风，二看战术。林彪带兵，就是从这两个方面入手。林彪不喜欢开会，但战役战斗总结会、战术交流会必须开；林彪不喜欢讲话，但逢会必讲作风和战术，尤其是战术。

一下江南作战结束后，1947年2月，东北民主联军在双城召开北满部队师以上干部会议。林彪在会议总结时说：“作风看不见，听不到，摸不着，但它却是个客观存在，有了作风，就解决了很多问题。部队建立了作风，这是最宝贵的，作风就是学校，就是教员，就是指挥员，作风也会下命令。培养作风是部队的一个重要问题。”并提出作风的3条意见：一是不叫苦，不怕困难，不怕疲劳，不怕扑空，不要想回回打胜仗，不怕遭受挫折，打败了撤下来就撤下来，不泄气，不哭脸，这样才能锻炼部队；二是坚决执行命令，但在情况临时变化时，在不妨碍整个上级意图时，应当机断专行；三是友邻部队间必须很好地协同，很好地团结。同时还要求“同志们尚可研究作风的标准”。共产党军队因为有强大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作风问题相对好解决一些，难在战术问题上。

战术问题上的“婆婆嘴”，是最能说明林彪对战术的重视，也是林彪带兵的诀窍之一。

在战术问题上，林彪首先强调的是勇敢，“没有勇敢就谈不上战术”。这实际上属于作风的范畴，但林彪把勇敢也归结于战术。在同一次会议上，林彪在批评6纵16师打仗不讲究战术、伤亡大战果小的同时，又表扬说：“一切战术中最重要的战术就是死打，坚决的牺牲才能换得更少的牺牲……连打七次冲锋，这是光荣的，就是打不下来，也锻炼了部队……在战术动作上，必须有这种蛮干精神。”只要有机会，林彪都会讲部队的勇敢精神，强调“不打莽撞仗，要打拼命仗”。这实际也是军队建设的一个核心问题：一支没有勇敢精神、贪生怕死的部队，即使战术水平再高，也是打不了胜仗的。

东野有著名的六大战术原则：“一点两面”、“三三制”、“三猛战术”、“三种情况三种打法”、“四快一慢”、“四组一队”。除了“四组一队”是刘亚楼总结的外，前面五个都是林彪总结出来的，并且都是从战场上总结出来的。

军事科学上有很多理论、原则、条令等，对提升军队战斗力具有重要意义。但如何让这些深奥的学问为军队所掌握，并运用于战争实践，则是一门更大的学问。东野的六大战术原则，是林彪等人在军事理论的指导下，在战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实际上就是从战场上总结出来的。以”一点两面”和“三三制”这两个最早总结出来的原则为例：林彪在组织锦州撤退的途中，有意识地指挥1师和7旅打了几个小仗，以便近距离观察敌情、我情。在上下齐台战斗（进攻战）中，林彪离前沿阵地只有500米；在开原战斗（防守战）中，林彪直接到了前沿阵地。这几仗下来，林彪对敌军、我军的情况基本有了数：敌军火力强大，战术素养好，也有相当的战斗韧劲；而我军还是苏区和抗日战场的打法，进攻队形过于密集，一面向前推，在敌人强大火力下伤亡很大。之后，林彪一路思考、研究，很快就总结出了“一点两面”和“三三制”这两个战术原则。

在接下来的秀水河子战斗前，林彪给1师和7旅营以上干部做战斗动员，就花了很长时间讲解这两个战术原则，一边在黑板上写重点、画示意图，一边讲解战术要领和现实意义。另外，“三猛战术”、“三种情况三种打法”是综合东北战场上的诸多运动战战例总结出来的，而“四快一慢”、“四组一队”则是四平攻坚战（三打四平）失利后总结出来的。林彪非常注重各部队对实战进行总结并上报，一仗下来，要求各级指挥员到阵地或突破口开现场会，不仅总结经验，更要从不足和失利中总结教训。不仅在内部总结，还注重吸收其他战区的经验。1946年9月12日，林彪专门致电军委：“我们甚盼吸收关内作战经验，望将冀鲁豫及苏北等地的作战经验，特别是夜战经验在战役、战斗、在技术上的各种办法陆续告我们，以便研究吸收。”

这些战术原则，都可以从军事理论和外军（主要是苏军）的军事条例上找到依据。但那些理论或条例太深奥、太抽象，我军的干部战士普遍文化程度不高，听不懂、记不住、更理解不了。所以，林彪结合战场实际，用“一点两面”、“三三制”、“三猛”等这些非常朴实的语言归纳出来，通俗易懂，好记、好学、好理解、也好运用。再通过反反复复地讲，结合大练兵活动，这些原则很快被东野各级官兵所熟知、所掌握、所运用。军事家林彪喜欢“造词”，除了上述六大原则外，还有“硬拼仗”、“莽撞仗”、“官僚主义仗”以及“蛮干精神”、“刺刀见红”等这些普通官兵一听就懂、就能记住、就能理解的新词语。林彪“造词”的目的，是要把高深的军事理论和战术要领，用通俗的语言表达出来，让不识字的翻身农民听得懂、记得住、会运用。现今很多专家也喜欢“造词”，但这些专家大多是故作高深，目的是让老百姓听不懂。笔者认为：能够把高深的理论用通俗的语言表达出来，让普通人都能听得懂，才是真本事。

上述战术原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林彪还会根据新情况，在这些战术核心要领的基础上不断补充、完善和发展。在东北期间，对于战术问题，林彪大会讲、小会讲，谈话讲、电报讲，是一有机会就讲，还结合战例、尤其是失败的战例讲。

林彪尤其重视总结失败战例的教训。1948年10月23日，林彪在给各纵队并报中央的电报中，专门分析沙后所和王道屯两个失败的战例，目的不是批评，而是要求各纵队吸取教训。从某种意义上讲，总结失败的教训，对部队后续改进战术更为有效。也正因为如此，林彪的电报引起主席的重视，专门向其他野战军转发了这封电报，并说：“这种情形（指沙后所和王道屯的失败战例），恐怕不但东北部队有，你们所属部队也会有的。不过你们在战术问题方面给我们反映太少，我们无从知道。”

即使是胜仗，林彪也一再要求各部队在总结时少谈成绩，多谈问题，“成绩不说跑不了，问题不说不得了”。看四野部队取胜的战斗总结报告，甚至像衡宝战役中获得大胜并立下头功的45军135师的战斗总结，战果都是一笔带过，内容最多的是“检讨”不足：指挥上的不足，战斗动作上的不足，战术上的不足等等。如果不认真看，还以为这是打了败仗。打了败仗要总结教训，打了胜仗也要检讨不足。这样的部队，一定是不可战胜的。

不善言辞的林彪不厌其烦、一而再、再而三地讲解和强调战术，其目的有二：一是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增强部队的作战效能，多打胜仗，少打败仗；二是减少战斗伤亡，以更小的代价取得战斗或战役胜利。正因为林彪在战术问题上的“婆婆嘴”，盯得紧，并贯彻到战争间隙的大练兵活动中，才使东野部队的战术水平突飞猛进。辽沈战役结束后，杜聿明由东北返回南京，在路过北平时曾对傅作义说：“东北共军将近百万，即将入关，它的战略战术、武器装备及战力远远超过关内共军。”对手的评价或许更令人信服一些。

这六大战术原则虽然形成于东北解放战争时期，却是林彪军事生涯历史积淀的成果。即便是因伤远离前线的那段时间，林彪也在思考战术问题。1944年10月18日，林彪在陕甘宁边区军队干部会议上说：“我们部队作战时爱成群地湧来湧去，勇气很好，但是缺乏有智术的动作。在近代的用火力的战争条件下，用集团的冲锋目标太大。如果被人家的大炮和机枪射击的时候，损失就太大了。因此现在我们要教育战斗员三五成群的战斗，一个二个的去战斗。”这实际上就是后来“三三制”战术原则的雏形。林彪就是这样一个人：似乎为战争而生，一旦战火平息，人也就病了。

从10万人出关，短短三年，四野百万雄师入关，不仅是量的扩张，更是质的飞跃。这是林彪带兵能力的最好诠释。四野部队的战术素养，在后来的朝鲜战场再次得到检验：抗美援朝期间，志愿军是以高超的战术素养，弥补了火力的不足，从而战胜了火力和机动性强大的美军。最能体现志愿军战术水平的，是在运动战阶段。这期间，除了三野9兵团在第2次战役负责东线长津湖作战外，1-4次战役基本都是四野部队打的。麦克阿瑟说“他们（志愿军）是很危险的敌人，常常避开大路，利用山岭、丘陵作为接近路，总是插入我们纵深发起攻击，其步兵手中的武器运用得比我们充分，惯于在夜间运动和作战”；李奇微说“中国人在夜间的进攻特别神秘莫测，不可思议，中国部队会很有效地隐蔽自己的行动”等。就是指志愿军这一阶段的战斗。到第5次战役，一野（19兵团、原属华北军区野战军）、二野（3兵团）、三野（9兵团）各有3个军参战，四野只有2个军（39、40军）参战。由于种种原因，第5次战役打得并不理想，志愿军的战术素养没有得到体现；而之后的阵地防御战，战术素养相对也就不那么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