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毛主席儿子毛岸英从苏联回国，毛主席抱病迎接。父子二人相见，久顾无言。这温情一幕让在场许多人都湿了眼眶。在那个战事动荡的年代，父子相聚自是让人感动，但1946年在延安的这次相聚，却更让人动容。

一、流离在外遭磨难

毛岸英出生于1922年，是家中的长子。由于父亲的工作特殊，在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都是和母亲还有外婆一起生活，虽然说缺少了父亲的陪伴，但不管怎样，这样平静的生活还是足够让人满意的。

可惜，这样的平静，只持续到了1927年。那年，作为领袖的毛主席，率领一支队伍上了井冈山，为中国革命探路。而自己身后的三个孩子，则跟随母亲，回到老家——长沙板仓，躲避外界的风风雨雨，自此三个孩子很长一段时间都未能和父亲毛主席见面。

可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当时国共两党矛盾极其严重，国民党不仅是将毛主席作为其眼中钉、肉中刺，更是下令四处搜索毛主席的亲人。这种情况，哪是一个女子能应付得了的，于是在1930年10月，毛主席之妻杨开慧被清乡团控制，不到一个月便英勇就义，留下了三个年纪尚小的孩子。

不巧的是，当时的湖南正处于红军和国民党斗争的最前线，白色恐怖十分严重。再加上这三个孩子身份特殊，继续留在湖南长沙生活，恐怕会有意外。

于是毛主席之弟毛泽民在取得组织同意后，将三个孩子接到上海居住，并将三人安排到大同幼稚园进行学习。

本以为将这三个孩子接到上海，就能避免孩子受到伤害，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在大同幼稚园进行学习的一年内，这三兄弟中最小的毛岸龙患病去世，整个幼稚园也面临解散。

其解散，必然有资金方面的原因，但根本原因，还是国共两党的对峙。

最终，家庭在上海的孩子，就由家长领走，而无家可归的孩子，则暂时被安置在可靠的同志家中寄养。毛家两兄弟则被寄养在董健吾家中。

当时的上海生活成本颇高，虽说有组织上的补助，但两个男孩子的到来还是让董健吾一家捉襟见肘，其岳母意见也颇大，董健吾在两难中，无奈将两兄弟送至前妻——黄慧光家中抚养。

但黄慧光只是一个家庭主妇，无固定收入，自己膝下也本就有儿女。原本就生活拮据的黄慧光，在接手两个孩子的抚养任务后，连吃饭都是问题。为此黄慧光没少给两个孩子甩脸色。

董健吾

可若只是单单看人脸色也便罢了。在寄宿期间，毛岸青因在电线杆上写“打倒洋人”四字被印度巡捕当场抓住，这巡捕不分青红皂白，对着毛岸青的后脑勺就是几巴掌，毛岸青疼得在地上直打滚，也就是这几巴掌，让毛岸青落下了个神智不清的毛病。

在黄慧光处得不到照顾，毛岸英索性带着弟弟离开了黄慧光家，去上海街头流浪、乞讨，毛岸英后来回忆说：

“我除了没偷人东西，没给有钱人当干儿子，别的都跟《三毛流浪记》中的三毛一样。睡马路牙子，给人拖地板呀，从垃圾箱里找破烂呀，全干了”。

二、风波未平浪又起

毛岸英的这种“三毛式”生活，一直到1936年才算结束。1936年2月27日，董健吾在张学良的帮助下抵达陕北瓦窑堡，向负责人博古说明来意，欲见毛主席说明两个孩子的现状。

可得到的回复却是：“毛主席等领导同志已率红军过黄河东征，现驻扎在山西石楼，周总理同志现在也不在瓦窑堡。”这次的扑空让董健吾倍感失望却又无可奈何。

在瓦窑堡逗留期间，董健吾曾与林伯渠交谈，在谈话中表示毛主席的两个儿子岸英、岸青正由他照顾。

林伯渠一听，当即代表毛主席深表感谢。董健吾便趁此将自己的艰难和顾忌告诉林伯渠，请他代为转告毛主席，是否可以将孩子送到陕北。

张学良

对此，林伯渠则表示：“陕北条件不好，孩子还是暂留在上海，搁一搁再说。”

本以为此事再搁置几天，毛家两兄弟便能回到自己的父亲身边，可之后收到的消息却让董健吾大吃一惊。

负责传达该消息的冯雪峰告诉董健吾：“我来上海之前，林伯渠告诉我，毛主席已知道孩子平安地在你家，他很感谢。”顿了顿，又继续说：“毛主席、周副主席的意思，不必将孩子送来陕北。几年前，苏联曾答应接收一批中国革命烈士的遗孤以及党和红军领导人的子女，如果有机会就将岸英和岸青两人由上海直接送到苏联。”

林伯渠

接到该命令的董健吾虽心有不忍，但也只能无奈照办。但他无能力也无人脉，光靠他一人，定是没有办法将这两个孩子安全送至苏联，于是 董健吾想到了人脉极广的张学良。

当初在陕北时，董健吾曾与张学良打过交道，张学良曾对董健吾表示，他曾珍藏一套明代永乐年间景德镇御窑烧制的青花瓷器，空运至西安时，被搬箱的勤务兵失手摔坏。句里尽是惋惜之情。

想到这，董健吾当即便动身寻找古董，从一位商人手里，买下了一套明代宣德年间景德镇官窑烧制的24件镀釉彩瓷，顺路带到西安，送给了张学良。张学良虽喜爱古董，其造诣却不如董健吾。

董健吾

收到这么个贵重物品，自然心生欢喜、爱不释手，欲开高价酬谢董健吾，董健吾坚辞不受。张学良无奈，只能表示：“董先生，你有什么私人要求尽管说，只要我能够办到的一定帮助解决！”

董健吾见时机成熟，便斟酌着语句说道“承蒙张将军看得起，那我就不揣冒昧了。我身边有三个孩子，一个是我的儿子，另两个是我收养的朋友家的孩子……”

董健吾边说边观察张学良，见他无太大情绪波动，才继续说道：“这三个孩子现在正是求学读书的年纪，可在上海却有诸多不便。如果张将军有机会出国，那就请帮忙将这三个孩子带到苏联去读书。”

张学良一听，便当场爽快应允了此要求。于是在1936年底，毛岸英、毛岸青正式结束了其“三毛式生活”，被送进莫斯科市郊的莫尼诺尔第二国际儿童院进行学习。那年，毛岸英和毛岸青都不过十三、四岁。

三、父子终相见

毛岸英这一去，就是十年。一直到1946年，毛岸英才从苏联回到延安。此时的他，已经在苏联获得了中尉军衔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这期间，毛主席与毛岸英见面甚少，就连信件往来都不多。毛主席曾在1941年写给毛岸英的信中表示：“几次的信与照片，我都未复，很对你们不起，知你们悬念。”

从中很容易便能明白，毛主席一直心怀国家，很少有时间去关心自己的儿子，虽然自己心中有歉疚，但也确实是无奈之举。毛主席在到访苏联说时，也看望过毛岸英，知晓他在学校内认真学习，还担任了少先队队长之后，便满意离去，并没有与毛岸英过多交谈、接触。

在苏联的毛家兄弟和周恩来夫妇

1946年的这次接风，或许是父子间最为正式的一次见面，毛主席对此也足够重视。

据毛主席的孙子毛新宇口述，二人相见时，毛岸英是流着眼泪冲向毛主席的，而毛主席当时生着病，情况较严重，但也激动非常，将其一把抱住，顿了很久才说出一句：“好，儿子，我终于见到你了。”

作为开国领袖，毛主席一直都是冷静的，但在几年未见的儿子面前，毛主席却是怎么也掩不住脸上的笑意。

十九年未见的儿子已在异国他乡成长为俊朗的青年，这十九年的一直隐藏在心底的父爱在见到儿子的那一刻彻底宣泄了出来。

但毛主席父爱的表现方式却不同于寻常人。对于寻常人而言，在见到许久未见的子女后，总是下意识地选择尽全力对子女好，毛主席却是选择将毛岸英送进了“农村大学”，把他“下放”到农村，与农民一起劳作。

还对他说：“你吃了十年的洋面包，参加了苏联卫国战争，也上了高等军事学院，还有一课要补上，你应当去中国的劳动大学，先到农村去看看农民是怎样种地，了解了解中国农村。”

天底下没有父亲是不爱子女的。即使是伟人也不例外。毛主席多次沉迷工作而忽视子女，在见到子女后还给子女“创造磨难”，不管是在当时还是在现在，都有人表示无法理解。但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也正是因为其舍小家为大家的魄力和远见。

若是寻常人家，在知晓孩子在外受苦受难之后，是断不会再让孩子一人出国进行学习的，更何况是在那个动荡不断的年底？可毛主席却做到了，倒不是因为他有多冷血，只是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自己的目标和这个国家的未来。

他知道，自己是革命的领袖，而他的孩子，也一定要是一个革命的先行者，别样的父子深情真真切切令人泪目。

细心抚养孩子、让孩子长大成人，是一种深情，而让挫折打磨孩子、让孩子成为一个足够强大的革命战士，则是另一种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