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展开战略决战，先后进行了辽沈战役、淮海战役以及平津战役，中共方面以毛主席、朱德、周恩来三人为主要决策者。

但在三大战役的战斗期间，三位决策者如果遇到什么问题，总是会第一时间想起李涛，向他征求意见。

各野战军收到的中央军委的指示电令，大多数也是李涛经手起草。李涛之所以能够在三大战役中出谋划策，具有一定的话语权，是因为他丰富的革命经历以及在作战中详细的战斗数据准备。

李涛的革命历程

李涛早在1926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投身革命事业，具有非常丰富的革命经历和深厚的实战经验。1927年，李涛担任工农革命军第二师一团一营党代表，参与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

由毛主席率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向长沙进攻，而李涛所在的二师一团在桂东就地举行起义，以策应毛主席。

二师一团在后续战斗中失利后辗转到达汝城，与朱德、陈毅的部队相遇，李涛后来曾回忆：“朱德同志讲了一番革命道理，号召大家共同努力打倒反革命的蒋介石，并说要准备找一个适当地区来建立根据地。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朱德同志。”

秋收起义失败后，李涛又先后三次参与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反围剿斗争。

1930年10月，蒋介石调集10万军队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一次“围剿”。李涛时任红三军第一纵队第七师政治委员，他与第七师师长陈伯均率领第七师官兵当即投入反围剿战斗。

红三军按照中共中央“诱敌深入”的战斗方针，派遣第七师为先锋，通过运动中歼敌的作战方式，多次成功击退敌军的进攻，并乘胜追击，最终直取国民党张辉瓒的指挥部，全歼张辉瓒部所辖两个旅，包括张辉瓒在内的千余人全部被俘。

随后在各作战部队的配合下，李涛、陈伯均又率第七师从东韶出击，成功击毙国民党谭道源部团长、团副各一名，迫使对方向宜黄东南逃窜。经此一役，国民党谭道源师半数以上被歼灭，第七师缴获枪械等物资数千。

在随后的1931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第二次反围剿战斗中，国民党采取“稳打稳扎、步步为营”的作战方针，李涛、陈伯钧率领第七师则以不变应万变，仍按照“诱敌深入”的战术，依托有利地形，集中兵力歼灭敌人，最终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

第二次反“围剿”战斗刚结束，同年六月，蒋介石亲率“围剿军”，自任总司令，调集三十万人马发动第三次“围剿”，与前两次不同的是，此次国民党来势汹汹，采取了“长驱直入”的作战方针。

毛主席、朱德经研究后决定避其锋芒，率红军主力绕道千里，采取“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战术，在敌军主力之间的兵力薄弱处穿插，绕至敌军主力后方，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最终三战取得三捷。

李涛、陈伯均则率第七师随红三军调转回东北方向追击敌军，在方石岭遭遇国民党韩德勤和蒋光鼎师一部，经此一战，俘敌五千多人，缴获物资颇丰，有步枪四千余多枝，机枪九十多挺，子弹一万多发，还夺得战马两百多匹。

在此之后，李涛还参与红军长征，在中国共产党历次大大小小的革命行动中，几乎都会看到李涛的身影。

除了革命战斗之外，李涛也非常注重政治教育工作，或许受到了他一生教书的父亲的影响。他为学生讲授毛主席的《论持久战》，中共的抗日主张及如何做群众工作等课程，叶剑英曾评价他说：“水平很高，很有经验，既是一位好领导，又是一位好教师。”

如此漫长而又丰富的革命生涯，是李涛能够在三大战役时参与商讨的重要原因之一。

与毛主席、朱德、周恩来关系密切，十分受信任

就在李涛的革命生涯中，自1927年的秋收起义到三大战役之时，他与毛主席、朱德已经相识十余年，在并肩战斗中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1934年10月，红军由江西出发长征，李涛调政治保卫局红军工作部，任执行科长。

1935年3月初，李涛突然接到了一个任命：担任军委纵队司令员。军委纵队主要由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干部以及中华苏维埃政府组成，中央以及军委的领导人都随队行动，是党政军的“心脏”，其安全问题至关重要。

军委纵队司令员一职，关系着中央的安危，李涛起初还怕自己干不好，但最终李涛顶住压力，不负所托，担下此重任。这次任命足以见党中央对他的信任以及工作能力的肯定。这份信赖一直以来也坚定不移，从未动摇。

图 右三 李涛

李涛后来在军委工作时，历任要职，成为毛主席的得力助手。在合作期间，李涛与毛主席积累下深厚的友情。后李涛受中共中央的任命，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的身份发表声明时，曾严正表态，强烈谴责英军“紫石英号”军舰炮轰解放军的行径。

毛主席后来也在发言时表示支持李涛的看法：“要根据李涛声明，表示反对任何外国干涉中国内政。”后来一次傍晚，毛主席与李涛在散步时偶然相遇，毛主席还微笑着打趣道：“哦，李涛将军，什么时候再发表个谈话声明啊？”李涛笑着答道：“那要看主席什么时候有命令了。”

从两人这轻松的对话中可以感受到二人之间关系十分亲密融洽。不只是毛主席、朱德，李涛与周恩来也私交甚好。皖南事变后，李涛在撤回延安途中被国民党恶意扣留，国民党放走了扣押的其他人，唯独不放李涛，李涛对此毫不畏惧。

后来是周恩来受中央派遣前去交涉谈判，成功救出李涛。并且李涛原本并不叫李涛，他的曾用名有李开源、李盛才、李毓英、李炽、李湘民等，据说还是周恩来在1936年给他改名为李涛的，之后他也一直沿用。

出于对李涛的信任，在新中国成立一个月后，毛主席还作了这样一份批示：“中央军委印信指即日启用的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印鉴，一颗请李涛同志负责保管。”

与毛主席、朱德、周恩来三位战役决策人长久以来的深厚革命友情以及相互信任，是李涛在三大战役期间参与商讨的基础。

知己知彼，运筹帷幄——详细的战斗数据统计

除了丰富的革命历程、深厚的革命友情之外，李涛本人对于战局的整体把控也是三位决策者都来向他咨询的重要原因。

自1942年起，李涛在军委作战部工作的九年期间一直领导军委作战部，作为助手直接协助毛主席指挥全国战场，出色完成了调兵遣将、建章立制和通信保障、测绘保障、情报保障等一系列任务。

全面内战爆发后，李涛带领情报工作人员建立了逐月战绩统计的制度，使中央首长和各战略区的指挥，在不同时期都能精准快速地掌握敌我双方兵力消长，从而做出战略部署。

1946年六月，李涛在短时间内全面查明了国民党军各部的分布、编成、番号以及隶属关系等情况，汇总成一部完整的《国军战斗序列》，把国民党各派系的军队编制、武器装备、驻扎地点、军官姓名等全部详细登记在册，并最终确定国民党总兵力约为407万。

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如此详尽的数据统计，被毛主席称赞“甚好、很有用处”，李涛本人也因为出色的情报能力被赞为延安总部的“大参谋”，中央军委的作战方案就是以李涛的数据为基础来商议制定的。

在三大战役期间，李涛带领作战部每天编写一期《每日军情》，使毛主席对变幻莫测的战争局势始终洞若观火、运筹帷幄，在此基础上又每周编印一期《军情综合》，用以分析阶段内的军情变化。

他常说“数中有术，术中有数”，被誉为统帅部的“活字典”、“活地图”。到1948年11月2日，三大战役中最早的辽沈战役结束，李涛组织参谋人员重新计算了国共双方的兵力情况，根据双方数据消长，作出了数量分析和对比。

最终统计结果表明，解放军的兵力已经超过了300万人，而国民党总兵力在数量上已经不再有优势，为290万人。

这一数据极大地增强了战斗胜利的信心，毛主席接到数据报告后十分高兴，亲自为新华社起草了《中共中央负责人评一年左右即可根本打倒国民党政府》的电讯，称“中国的军事形势现已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即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是中国革命的成功和中国和平的实现已经迫近的标志”。

中央军委的高级参谋和毛主席的得力助手，正是因为李涛对于作战部业务能力与作风建设的高标准高要求，使得作战部在三大战役中成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制定作战计划时信任和依托的高级参谋机构。

李涛本人在革命奋斗中也得到了极高的评价，叶剑英说他“是军委不可或缺的人才，离了他是不可想象的”。后来李涛也因为出色的战斗情报获取和分析能力，被誉为党的“千里眼、顺风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