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屯轶事·三位说书先生｜|作者，王本辉

老屯地处偏远，夹在大山里，离县城70里。那些年，村民们只能面朝黄土背朝天整天在地里劳作，没有广播，更没有电视，很少有娱乐的机会。年辈儿村子里也来不了一次地方戏，来了也就是二人转，蹦蹦跳跳，打情骂俏，演完就走，留下的日子漫长而不好打发，尤其是冬天。

漫漫长夜如何打发，那就只能去听书，老屯有几个说书先生。

先说祝先生。祝先生长脸，小眼睛，高个子，像根竹竿儿，人称“大射子”（这是当地人对高个子的称呼）。他梳着农村很少见的分头，经常趁人不注意的时候把沾了唾液的手在头上抹来抹去，分头一下子就提高了亮度。不管冬夏总是穿着一件农村早已不见的破旧的长衫，很有孔乙己的影子。祝先生读过几天私塾，说话与众不同，比如，村民说喝粥，他说吃稀饭；村民说干活，他说劳作。他喜欢吃稀饭，但不愿劳作，见了农活心里就烦，所以家里很穷。祝先生记忆力好，模仿力强，没拜过师，没学过艺，却能打场子说书。

祝先生早年丧妻，家徒四壁，只有一女。他正是如狼似虎的年龄，总想梅开二度，但终因家贫没人愿意当后妈而不能如愿。于是，他就泡在说书场，以化解自己莫名的饥渴。

农闲时节，吃过晚饭，男人叼着旱烟，女人拽着孩子，男女老少像赶集一样陆陆续续来到张家大屋。张家是大户，5间大屋有很大的活动空间。主人好客，来者不拒。乡亲们脱鞋上炕，一会儿4铺炕上就齐刷刷地人挨人。

炕头炕梢唠得正欢，只听醒木一声脆响，祝先生早站在了地中央，四面炕上立刻鸦雀无声。只见祝先生身着灰长衫，大分头像打了发蜡，腰杆很直，没了平日的猥琐：

韩信登台拜王侯，武松杀嫂报兄仇。孟姜哭倒长城路，张生莺莺戏春秋。

热闹的《西厢记》在“喜怒哀乐”中开场。

张生与崔莺莺这一对有情人冲破困阻终成眷属的故事被祝先生表演得如在眼前。红娘出场时，祝先生说，“只见那丫环撒开两只片脚，‘啪啪啪’一阵风似的上楼去了……”红娘的麻利洒脱、天性活泼，表现得淋漓尽致。当说到白马将军杜确来普济寺救援时，“翻蹄碗亮掌钉，嘎啦啦一阵好跑”——速度，声音，雄姿齐出，一个活生生的将军形象出现在村民的眼前。

说到莺莺与张生月下相会时，祝先生先把沾了唾液的手往分头上抹了两抹，四十六七岁的他脸上还有了红晕：

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

唱得有滋有味。

一支筷子似的鼓槌，上下翻飞，密如落雹。一把云板，合拍押韵，脆如爆豆。祝先生有一副好嗓子，声音极有磁性，说说唱唱，声情并茂。四铺炕上如痴如醉，专注极了，人挤人，人挨人，竟然一点声音也没有。

末了留下一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吊足人们的胃口，让你明晚不想来都不行。听了上回想下回，尤其是那些大姑娘小媳妇。

一部《西厢记》陪伴村民度过了难挨的冬天。祝先生会说几部书，什么《大八义》《小八义》《三侠五义》，最拿手的是《西厢记》。

有了祝先生说书，老屯人捱过了寂寞，捱过了饥饿。虽然成天干活，但人们脸上有了笑容。村中有了红白喜事，一定要祝先生说一回书，这是必须的。人们把在书场学的熟语信口说来，什么“人穷志短，马瘦毛长”“言多语失皆因酒，义断亲疏只为钱”，什么“家有贤妻，男人不做横事”“平生不做咬牙事，世上应无切齿人”——祝先生说书还真的对村民有教化作用。孩子们也在玩耍时时常把祝先生的“翻蹄碗，亮掌钉，嘎啦啦一阵好跑”当成了“冲锋陷阵”的代名词。

祝先生成了十里八村的明星。他在村中走过，常有女人们主动热情地跟他打招呼，一些孩子跟在后面不断地央求讲一段。祝先生的腰身更加挺直，分头更加明亮。

谁也没有想到，社教运动一来，本来也是祝先生粉丝的大队主任就翻了脸。有一天，屯里刘家娶媳妇，晚上请来了祝先生，热热闹闹的《小八义》开场：

大宋八帝辉煌，驾座东京汴梁。信宠奸党害忠良，周家命赴法场。

忽起一阵神风，刮出母子一双。荒郊野外苦奔忙，不知流落何方。

开场的西江月刚刚说完，大队主任就进了屋，脸色黑黑的。祝先生还陶醉在西江月之中，没缓过神来，面对主任的一脸严肃，伶牙俐齿变成了拙嘴笨腮，整个书场鸦雀无声。主任说，什么时候了，你还在宣传封资修？主任收起了祝先生心爱的大鼓，带走了祝先生。祝先生在大队部呆了半宿才回家，脸上有几块青淤，分头也不见了中缝，他说是摸黑走路摔了跟头。第二天就上石灰窑石场干活了，从未摸过撬棍的他，在掌子面工作时随着石头滚了下来，虽然最后保住了性命，但腿坏了，背驼了，从此不再登台献艺。

祝先生不能说书，老屯的业余生活又非常枯燥了，村里的几个老书迷实在打熬不住就想到了程百兴。程百兴是地主分子，为人善良，读过几年私塾，是村中文化水平最高的人。有书迷弄来了《鼓词三国》和《金鞭记》，于是就在一个小户人家秘密地开辟了新书场，程百兴爱面子，别人求到跟前，不好推辞，他就“照本宣科”说起书来，真可谓“青灯黄卷”。 每天晚上点亮煤油灯，一直亮到下半夜，那如豆的灯火照亮了村民寂寞的心灵。程百兴只会念而不会唱，而念也不是很流畅，一遇到生僻字就打糊涂语蒙混过去。这样先前听祝先生说书那种热热闹闹的艺术享受就没了，但“没烟抽烟梗儿，强似咕嘟嘴儿”，书迷们也能从中获得满足。他们就像当年的地下工作者，每天晚上静悄悄地来去，不想给程百兴带来麻烦。

百密必有一疏，昏暗的油灯光成了举报者，主任带着民兵来检查了。地主分子程百兴他人还在，心不死，利用说书拉拢贫下中农，散布封资修的东西。多亏那个小户人家是贫农，没有给他定罪，但是程百兴就有了大麻烦，小会批，大会斗。程百兴像猪狗一样在地上爬着，身上还驮着一个地富子弟，脸上不断地挨嘴巴。一直到文革结束，程百兴一直都顶着“散布封资修，腐蚀贫下中农”这个罪名。

两位先生都“金盆子洗手”了，老屯又变得死气沉沉。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过了一段时间，老屯又冒出来一个说书人。此人姓黄，说话有点儿口吃，因长得五大三粗，人送绰号黄牤子。黄牤子是贫农出身，上过几年学，父亲早亡，母亲改嫁，他好吃懒做，30多岁了还不能成家。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活得孤单而冷清，但也自在。他有些口吃，自学了很多小曲，在队里干活时，开口一唱，口吃就远离了他，身前身后男女社员围了几层。

冬季里，有书迷用一个破瓢蒙上猪尿泡做鼓，拿根筷子做鼓棒。不知黄牤子啥时练的，说话比拉屎还费劲的他竟然拎着一把扇子登场了。

黄牤子的说书风格与前面两位迥然不同——荤素搭配。

开场前有小段：

初五十五二十五，大嫂木桶洗屁股。屁一放水一鼓，鼓破木桶三道箍。

听书的大姑娘小媳妇就脸红了，有大嫂笑骂：“死鬼！你看着了！”但一边笑骂，一边还要支着耳朵往下面听。这书帽虽然有点儿荤，但也提醒了大家要讲卫生，话粗理不粗。

屋里的气氛一下子热热闹闹起来，大伙说，再来一段，再来一段。

小奴今年一呀一十五，背着爹妈想丈夫，想得呜呜哭。爹爹哥哥对我说，丫头啊，别想了，等秋风凉了再说吧。要是等到秋呀秋风凉，爹爹你别上妈妈的炕，哥哥你别上嫂嫂的床，咱们都等秋风凉。

黄牤子又唱又说，屋里一片笑声。

八月里秋风阵阵凉，三场白露两场霜。严霜单打独根草，蚂蚱甩子道边上……

《王二姐思夫》正式开场。虽然破瓢做成的大鼓声音不对，“叭哒叭哒”不像打大鼓，倒像秋风敲打纸糊的窗棂。黄牤子的舌头跌跌撞撞，一个晚上说不完一回书，但烧火棍强过手扒拉——有胜于无，听众越来越多，每天晚上身边聚拢着老屯许多喜欢听书的乡亲们。

黄牤子用他笨拙的口齿演义着他最精彩的人生。人们在这笨拙的表演中获得了美感，得到了享受。听人说，村东头年轻的寡妇看上了他，他常到她的家里去。还说，到秋天黄牤子就要娶亲了。

黄牤子正在憧憬着美好的未来，没想到一次他去寡妇家遇到了主任，他赶忙红着脸走了回家去。第二天主任把他从美梦中唤醒，砸了鼓，撕了扇子，晚上队里开了批斗会。黄牤子的脖子挂上了尿罐子，还挂了一个牌子，上写“流氓分子”。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秋天到了，村东头的年轻寡妇嫁到外地去了。

到现在三位先生都已去世，他们都因说书使人生精彩，都因说书而得祸，可他们一辈子也没弄清他们是怎么得罪的那位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