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艺人”就是高薪职业了，光一场表演就赚15万

「 徽州山多地少，不适合农业生产。

在农业为本的中国封建社会，

农业不发达地区有一个普遍现象，

即有积蓄者常携资外出经商，

贫困者往往卖身学艺。

这两种行业都被看作“贱业”“末流”。

因此，商人和戏曲艺人有一种天然联系。 」

这种联系突出表现在戏曲艺人在经济上要靠商人势力的支持，戏曲艺人为商人提供娱乐和精神产品。

在巨额财富高度集中于豪商大贾之手后，势必会给他们的生活内容乃至精神面貌带来深刻的变化。

在19世纪之前，戏曲是一种最普遍、最受人欢迎的娱乐形式。

给戏曲经济上的支持

徽商作为明清时期与西商相并驾齐驱的商人势力，对戏曲的贡献，首先表现在通过办家班的形式，在满足自身娱乐的同时，给与戏曲经济上的支持。傅岩《歙纪》卷八“纪条示”中指出：“徽俗最喜搭台观戏。”为了满足声色娱乐需要，许多豪商大贾都养有家乐，即家庭戏班。如明万历年间徽州富商潘侃就经常以“蹴鞠、技击、倡优杂戏”来招待宾客。明末，由吴地发展起来的昆曲盛行全国，徽州商人蓄养家班成风，许多著名的戏曲艺人都出自他们的家班，故有了吴徽班之称。如万历年间著名文人冯梦祯《快雪堂集》卷五十九记载：“赴吴文倩之席，邀文仲作主，文江陪。吴徽州班演《义侠记》，旦张三者，新自粤中回，绝技也。”

由于徽商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投入戏曲创作，有较高的文化艺术修养指导戏曲演出，对提高戏曲艺术的品位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明末徽商家班最著名的有汪季玄家班，吴越石家班等。明代著名戏曲理论家潘之恒为徽商潘侃之孙，他在介绍汪季玄家班时说：“社友汪季玄招曲师，教吴儿十几辈，自为按拍协调，举步发音，一钗横，一带扬，无不曲尽其致。”从潘之恒的记载来看，汪季玄精通戏曲音律，有很高的艺术修养。他喜爱昆曲，为了使家班能演唱纯正的吴音，不仅请来曲师教唱，而且从江苏招来十几个女孩子学戏，可谓费尽心思。

促进本地戏曲的繁荣发展

徽商对戏曲的第二个贡献是，在明中叶通过商路，将海盐腔、弋阳腔、昆腔传到徽州，促进了本地戏曲的繁荣发展。《寄园寄所寄》记载：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休宁迎春，共台戏一百零九座。台戏用童子扮故事，饰以金珠缯彩，竞斗靡丽美观也。”台戏是以儿童装扮成戏中的场面，立于成人的肩上游行，或立于桌子上由成人抬着游行的一种民间表演艺术，虽然不能等同于戏曲演出，但是在戏曲的影响下产生的，从中也可以看出休宁戏曲活动繁盛的一个侧面。时过一年，也就是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歙县也举行了一次以戏曲演出为特征的盛大迎春活动。这次在徽州府邑城东举行的迎春赛会，设戏台36座，由来自吴越名优及徽商之家班伶人献艺竞技，演出各种传奇。潘之恒《亘史》叹曰：“从来迎春之盛，海内无匹，即新安亦仅见也。”

顺应历史潮流

徽商对戏曲的第三个贡献是顺应历史潮流，对新兴的花部戏曲予以热情支持。清乾隆年间，以梆子腔、皮簧腔为代表的花部戏曲在各地盛行，对雅部昆曲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乾隆五十年(公元1785年)北京禁演花部戏曲，秦腔著名演员应徽商江鹤亭邀请南下扬州演出。江鹤亭对魏长生非常敬重，演戏一出，赠白银1000两（约等于人民币15万！），极大地刺激了扬州花部戏曲的发展。乾隆皇帝六次南巡，都在扬州停留，为了满足皇帝的娱乐需要，时为两淮盐商总商的江鹤亭，征集四方名旦，先后组成了德音班，合京、秦两腔的春台班。

除江鹤亭外，扬州的徽商，拥有家班的还有徐尚志的老徐班，黄元德、汪启源、程谦德的昆班等。因有雄厚的经济实力，这些徽商的家班，争奇斗艳，演员均有二三百人之多，戏箱价值二三十万两白银，每年开销数万两。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清高宗弘历八十大寿，在徽商的大力支持下，三庆、四喜、春台、和春等四大徽班先后进京演出，此外，到京的还有嵩祝、金钰、重庆、四庆、五庆等徽班。徽班进京，大大加强了花部的势力，促进了首都戏曲的繁荣，为京剧的形成创造了有利条件。徽班之所以能进京并占据北京戏曲舞台，是与徽商提供经济上的大力支持分不开的。

从上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徽商对中国近代戏曲的发展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文章来源：印象安徽IMPA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