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发现拉铁摩尔，重回历史现场

每一位杰出者都受惠于他的时代，同时也受限于他的时代。作为一位在襁褓中就被父母带到中国并在此度过青年时代的中国通，拉铁摩尔本人对中国社会所具有的亲近感及其对中国边疆的研究兴趣使他敏锐而成功地发现了边疆与边疆社会在中国历史与社会演进中的新意义，并通过新闻界的报道而在中国学术界产生影响，这是他受惠于时代的地方；而在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对于现实政治并不怎么敏感的学者，拉铁摩尔本人在40年代陷入当时的国际政治生态当中，他在这个过程中深感无助，其本应局限在学术研究层面的对苏战略最终被演绎成为政治层面的话语，导致他在50年代成为美国麦卡锡主义的主要受害者，最终不得不远走英伦，这又是他受限于当时形势的地方。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边疆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是边疆研究传统范式向现代研究转型的时期。1934年“禹贡学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本位的边疆研究范式的确立与展开，开启并引领了重新认识和记述中国边疆历史与边疆社会的热潮。而这一时期相关研究的迅猛发展，也得益于几个因素，即中国边疆研究受到更多研究者的关注；研究者的视野得到进一步拓展；现代学术信息的高效传播。 拉铁摩尔正是在这样的中国学术与舆论环境下逐渐被认知和关注，并反过来进一步推进了中国的边疆研究与地缘政治认知。当时的中国政局与东亚、国际局势让更多的中国学者知晓了拉铁摩尔曾经做过的边疆考察工作以及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激发了他们对中国边疆问题以及边疆地缘问题的相关思考和研究兴趣。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中国边疆研究的国际性互动网络，进一步增进了国际学术界对中国边疆问题的关注，从而在国内和国际学术层面开始重新发现与中原社会和结构相对应的边疆中国的意义与价值。

重新发现拉铁摩尔，重回历史现场，不仅在于重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拉铁摩尔及其理论被国内学术界及相关舆论介绍并逐步熟悉的过程，而且还能够折射出当时国内学术界对于边疆与中原关系的相关认知层次。在传统的舆地研究传统之外引入国际学术界的地缘政治、环境论以及国际关系研究视角，可以更为清晰地揭示当时学术界在相关问题上的共通与分化，进而从中心-边缘内在关系角度重新梳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学术史，重新勾绘出一幅凸显“边疆”空间与结构的中国知识图景。而重新审视这幅知识图景，也将有力地启迪并促进当前的边疆研究与中国研究，并在这个过程中确立起新的中国主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