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就有正史曰史地方史称志的做法

类似后来民族志的作品，古已有之。中国西汉时人司马迁和古希腊人希罗多德有“史学之父”或“历史之父”称呼，他们写的《史记》和《历史》分别记载了“夷”史和西亚、北非与希腊各地区习俗。古罗马独裁者凯撒的《高卢战记》和古罗马帝国史学家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也都大量地记载了古代高卢人和日耳曼人的情况。从民族志角度看，以上作品都是先驱之作，其中，既有古代史家的专业之作，也有政治家的业余之作。中世纪发生的几件洲际大事，如阿拉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建立、欧洲天主教的“十字军”东征、蒙古军队的西征等，无不一再地扩大着人们的洲际了解，而中世纪后期新航路的开辟、地理的大发现，则让整个地球上的人们逐渐有了全面交往的可能，因此，描述异域的作品也就空前地增多了，在这方面，中世纪一些有文化的商人和垄断文化教育的僧侣中的海外传教士，曾有过贡献。如意大利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约1254—1324)写的《马可波罗游记》就记载了蒙古人统治下的中国的情况，法国天主教神甫 J.F.拉菲托的《美洲野蛮人的习俗：与最古习俗之比较》，不仅记载了美洲印第安人的习俗，还将其与亚洲和欧洲文化做过比较式的研究，这些作品也都出自所谓“业余”人士之手。为了方便交流和表达，人们养成了不仅给事物起名字的习惯，也养成了赋予某类经验以名称的习惯，中国古代就有正史曰史地方史称志的做法，民族志于是就呼之欲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