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志之“新”应该始于新民族志

民族志的基本功能是资料搜集，研究创新也依对象而不同。从20世纪50、60年代开始，民族学研究对象他者由原来限于殖民地不断扩大空间，印度和中国等社会文化较先进国家与发达的西方国家都被包括在内，自我也成了研究对象。民族学的他者研究采取的是文化解释的方法，自我研究则是文化批判。在他者的研究中，资料也由早期有关对象的客观事实资料，扩展到制约其文化行为的主观意义资料，突出了移情研究的重要性，也凸显了对象的权威。20世纪60年代，在博厄斯文化相对论的基础上，并受人类语言学影响，美国人类学中出现了一个新的分支学科认知人类学。“它的理论取向与客位相对，是主位。主客位对比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语言学家派克(1912—2000)，类比于语言学中的语义学和语音学”。语言学家本人可以在语言使用者提供资料的基础上研究语言的语音系统，但要发现一个语音的意义，就得依赖语言使用者的权威。因此，语义学代表的是研究对象的观点，即主位的观点，引申为民族志参与观察中研究者的“参与”，目的是要研究者像对象那样看待事物。语音学代表的是研究者的观点，即客位的观点，引申为民族志参与观察中的“观察”，目的是要研究者保持距离。认知人类学也称“新民族志”，特殊之处在于调查内容与方法，“这些方法的目标是描述当地人的认知”，着眼点是“意义域”以及它的能被破解的认知编码。 民族志之“新”应该始于新民族志，因为它开始审视对象在研究过程中的地位和价值。20世纪60、70年代在自觉唯物主义、生态与生物行为人类学中出现的英国的象征人类学和美国的解释人类学为民族志研究又带来了新的转折。象征人类学研究的是文化符号的象征意义，解释人类学研究的是文本与行为的背后意义，两者都关心文化意义的系统特征， 这与之前主要关注对象的事实资料具有明显的不同。格尔兹为此还开创了民族志的一个新的方法——深描，指出研究的焦点要由对民族志个案的理论概括转向个案深入或深描，在他看来，田野点类似于充满意义的文学文本，可以像在小说中那样对之进行解释。 民族志研究中的“参与”曾长期是对研究者的要求，后来也包括对象的参与。研究者的参与是参与对象的生活，目的是观察，对象的参与是研究过程本身的参与，目的是对话，以此来更好地揭示对象的主观意义世界，当然还有更深刻的现实考虑。“近些年(20世纪90年代初，引者)，出现了一种叫做‘对象参与研究’(participatory research)的新方法。像后现代主义一样，它的目的是赋权给人民，为其提供分析工具，使之得以了解压迫和控制他们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