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专家：对未成年人追究刑责必须慎之又慎

惩治未成年人，重点不在惩治而在有效。

近年来，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恶性犯罪案件时常成为社会热点。

2019年10月，大连13岁男孩蔡某某在家中将10岁女孩杀害，并抛尸灌木丛。因犯罪嫌疑人蔡某某未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警方对其实施收容教养，期限3年。诸如此类的案件屡屡刺痛大众敏感神经，引发社会对如何惩治“小恶魔”的广泛争议。

12月26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刑法修正案(十一)，并将于2021年3月1日起正式施行。其中对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作个别下调：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如何看待法律条款的变与不变，施行后会带来哪些影响？《中国慈善家》就相关问题专访了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副院长王志远。

《中国慈善家》：你如何看待刑法修正案（十一）第十七条中的变与不变？

王志远：变主要体现在将可追究刑事责任的年龄下限降低到12周岁，不变则是我国刑法对于未成年违法行为人的刑事政策原则没有根本的改变，仍然是教育为主、惩罚为辅。

因为对年满12周岁未满14周岁的人追究刑责，仅限于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这一有限范围，同时要经过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这一特别程序，应当说是非常严格限制的刑事追责。

《中国慈善家》：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要根据哪些因素来判断？

王志远：按照刑法的理论表述，刑事责任年龄实际上是刑事责任能力的一个判断因素，后者才是决定特定主体应否承担刑事责任的关键所在。刑事责任能力，其内涵在于辨认和控制能力，即对自己行为社会危害性质的认识能力和控制此种行为发生的能力。

立法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主要是从辨认和控制能力角度判断并做出的决策。比较特殊的是，刑法修正案（十一）第十七条第三款实际上将是否有辨认和控制能力的具体判断权交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行使。

《中国慈善家》：增设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这一特殊程序意味着什么？

王志远：一方面表明立法并不认可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人普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另一方面表明立法者认为虽未满14周岁但是具备刑事责任的情况至少是存在的，而且这是一个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判断的问题。这一特殊程序也表明，对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人进行个别刑事追究，是一个必须慎之又慎的问题。

《中国慈善家》：此次修正堵住了什么漏洞，施行后会带来哪些影响？

王志远：与其说堵住了什么漏洞，不如说这一修改为未成年违法行为人的治理提供了刑事法律上的特殊供给。

这一特殊制度施行后，短期内应该不会带来明显的变化。最高人民检察院作为这一特殊制度的执行主体，确定选择什么样的追诉标准，需要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经验积累。猝然作出决定，可能会被其后发现的更为严重的犯罪情形搞得非常被动。

这一特殊制度为个别刑事追究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人提供了余地，但是否会减少未成年人犯罪，不能作出倾向性推论。犯罪学研究早已证明，犯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刑法只是其应对措施当中的一种，甚至刑法不是主要的犯罪应对措施。希望刑法个别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对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并不现实。

《中国慈善家》：在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问题的应对上，要做到不枉不纵、精准惩治，还应该侧重哪些方面？

王志远：鉴于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社会治理过程中，长期存在片面强调保护、忽视对不良未成年人和违法未成年人的教育矫正，以及教育矫正措施体系不完善等问题。因此，在强调对违法未成年人的惩治基础上，应当侧重打造完善的未成年人教育矫正措施体系。

《中国慈善家》：在你看来，惩治未成年人犯罪的挑战是什么？

王志远：惩治未成年人，重点不在于应不应当强调惩治，而在于如何实现有效惩治。未成年人犯罪有时的确非常恶劣，让人难以接受，但毕竟他们的心智处于发展过程当中，社会同一性程度不高，完全如成年人一般处遇显然有欠妥当。

因此在未成年人犯罪治理过程中，需要特别注意的应当是如何关照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来个别化裁量刑罚，总结经验发展完善“专门教育”之类的专门处遇措施，发展完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体系等等问题。这也是未来的挑战所在。（万小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