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貌焦虑：花大钱、动刀子，为了漂亮我们还要付出多大代价？

变美确实能让人获益，但过度的追求美则反应了整个社会的集体焦虑。

（一名22岁的模特做了整形手术，正在等待拆掉鼻夹板。）

在社交账号上，蕾蕾对自己的个人描述只有4个字：容貌焦虑。

对于这一点，25岁的蕾蕾从不避讳。她坦言，对容貌和身材的焦虑让她彻夜难眠。在无数个夜晚，她完全睡不着，仅仅是因为晚上多吃了一勺米饭，或是在镜子前看到了“丑陋”的自己。

于是，两年前，蕾蕾开始尝试通过医美改变自己的容貌。现在，她平均一个月就要走进医美机构两次。一年间，她在医美上的花费高达15万元。尽管她自己知道，做医美仅仅是缓解焦虑的方式而已，治标不治本，但她没办法停下来。只要面对镜子，蕾蕾会无限放大自己外表上的缺点，然后寝食不安。第二天，她就会走进医美机构。就这样，事情一直循环着发生。

演员赵薇在自制独白剧《听见她说》的第一集《魔镜》中也讲述了一个有容貌焦虑的女孩。剧中，这个叫做齐齐的女孩每天要花2小时37分钟在镜子前化妆——戴上假发套，贴上双眼皮贴，用厚重的粉底盖住自己的雀斑…然后将自己精致的妆容通过美颜相机拍下来，上传到朋友圈里，等着别人点赞。

在她看来，拥有颜值就拥有了话语权。

在中国社会中对女性容貌的评判价值体系中，女性群体对外表的焦虑并非新鲜事。人类学家文华在2006年—2007年间走访了北京48家医美机构或整容诊所，听到了58位女性的整容故事。在近一年的田野调查过程中，文华发现，医美并非是富人的权利，社会中不同阶层、不同年龄段的女性都在尝试用医学手段改造容貌。她们的目的不尽相同，有的是为了在婚恋市场或职场上提高竞争力，有的则希望通过医美手段提升自信心，增强在社交场上的话语权。

《南方周末》与医美平台——新氧APP联合发布的《2019年中国女性自信报告》显示，约有一半接受调查的中国女性认为自己没有魅力，每6个人中就有1人在照镜子和拍照时感到焦虑。

自我怀疑

蕾蕾主动选择了“北漂”。对她来说，这是一种逃离家乡杭州的“自救”。

从蕾蕾记事开始，母亲就经常批评她的长相——腿短、脖子短、皮肤黑。这些负面评价，蕾蕾从小到大听了无数遍。从小学开始，蕾蕾就变得非常不自信，她认定自己是一个丑小孩。尽管学习成绩名列前茅，但她依然觉得在同学面前抬不起头，在亲朋好友面前怀疑自己。即便不少人评价说她长得很清秀，眼睛大鼻子挺，但蕾蕾始终觉得人家只是在说客套话。对于自身容貌的怀疑，已经在蕾蕾心中根深蒂固。

初中开始，母亲对蕾蕾的否定从长相延伸到了学习。蕾蕾开始变得自卑，不爱说话，学习成绩不断下滑。在她的印象里，无论她做什么，母亲都不同意，也不满意。18岁那年，蕾蕾想报考北京的艺术院校学设计，父母就没有同意，而是希望她报考杭州本地学校的金融专业。这一次，蕾蕾下定决心要做出反抗。最后，双方进行了妥协，蕾蕾进入杭州一所学校就读设计专业。

但是，妥协之后的蕾蕾一直感到沮丧，这种感觉始终挥之不去。

沮丧，不自信，负面情绪之下的蕾蕾陷入极度的自我怀疑之中。从进入大一，她就开始严格节食，中午只吃个五分饱，晚上则干脆不吃饭，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现在。

蕾蕾身高165cm，体重97斤，但依然觉得自己“太胖了”。“我从来不觉得节食是很困难的事情，想到体重计上可能上涨的数字，一切我都能忍了。”蕾蕾说。

（很多女孩想通过医美让自己“立竿见影”地变得更漂亮，让自己在职场和社交场上更为自信。）

这些年，蕾蕾发现自己的焦虑越来越难以排解，情绪也特别不稳定，时而兴奋，时而低落，她也说不清个中原因。在朋友眼里，蕾蕾其实很开朗，大大咧咧的；一群人在一起时，蕾蕾总是活跃气氛的那一个。但实际上，蕾蕾从不向朋友吐露自己的心事，和好闺蜜出去玩的时候也很少自拍，“她们都长得太好看了，只有我最丑。”

而感情上的不顺利，又让她的自我怀疑达到了顶峰。2017年，蕾蕾和男友分手了，分手前男友丢下一句让她一辈子都忘不掉的话——“你又丑又胖”。这句话成为压倒蕾蕾的最后一根稻草。有天晚上，蕾蕾服下大量安眠药，试图自杀，幸而被朋友发现，及时送医洗胃。

她被诊断为躁郁症。

蕾蕾开始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医生除了让她定期吃药以外，还让她尝试练拳击以发泄自己心中的郁闷。可是，拳击这件事本身，也遭到了母亲的质疑——女孩子练练瑜伽多好，干嘛要打拳？

感觉到生活四处皆是高耸的壁垒，极度焦虑之中，蕾蕾想到了医美。2018年，她首次走进整形医院，花了3万元，做了皮下注射玻尿酸的手术，同时进行了手臂抽脂。

疼吗？“只是有一点点不舒服而已。”对于别人是钻心疼的抽脂手术术后，蕾蕾没太多感觉，“我只是不想再听见别人说我又丑又胖了！”

后来，有一次和朋友聊天，对方随口说了句“你的双眼皮好像有点宽”，第二天蕾蕾就去了医美机构。手术做得很成功，身边的同事都觉得蕾蕾的双眼皮好看又自然。这件事让蕾蕾高兴了好长一段时间。

但这也就持续一段时间而已，没过多久，焦虑感照旧死灰复燃。蕾蕾说，去看心理医生能管用一时，在医生办公室里觉得自己的病马上就好了。可只要走出那扇门，一切又都恢复了原样，“我很丑很差的念头就一直在脑子里徘徊。”

现在，蕾蕾除了日常的工作以外，还去各种各样的餐厅里兼职当试吃员，在网络上发表试吃后的文案。这又是一个很让她纠结的事情，毕竟，为了保持身材蕾蕾一直在拼命地节食。

可为什么要找这么一份兼职呢？蕾蕾的答案是，她要挣更多的钱，才有能力不断地做医美手术。

后来，她想到了催吐的办法。平时，蕾蕾的晚餐通常是一支蛋白棒，或是一块鸡胸肉。但如果当晚有试吃的工作，她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催吐。“如果不能把试吃的东西吐出来，我整晚都会睡不着。”

蕾蕾常常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大哭，情绪崩溃。在镜子前，她发现自己肚子上的赘肉有点多，脸上的皮肤似乎不太好。蕾蕾说，她也明白自己是在无穷放大身上的缺点，但就是没办法控制自己。

每半个月，蕾蕾就要进行一次医美项目，小到水光针，光子嫩肤，热玛吉这样针对皮肤表面的轻医美项目，大到腰腹抽脂等侵入性的医美手术。每年，她在医美上的花费达到15万元左右。在她看来，能缓解焦虑症状的唯一方式，就是医美。

寻找自信

武汉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喻丰告诉《中国慈善家》，像蕾蕾这样因容貌焦虑而上升至病态的情况并不多见，而真正应该重视的是社会压力之下普遍的焦虑情绪。“这种广泛性的焦虑一直存在，加之现代社会获取信息的途径和能力越来越强，从原来只和身边人比较，到现在和互联网任何长得好看的人去比较。这种信息爆炸之下带来的比较，正在加剧年轻群体的容貌焦虑。”

（南京医科大学友谊整形医院举办的一场美胸沙龙中，几名胸模相互交流。）

26岁的小娇也曾陷入对容貌的自我怀疑之中。高中时期，小娇因为学习压力大而持续发胖。高三那年，她开始了极端的减肥方式，每天晚上只吃一勺燕麦片泡水，早餐则是一杯豆浆和一个鸡蛋。这样的习惯一直持续许多年。

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因为过度节食，小娇患上了进食障碍症。她对自己的疾病其实也有认知，也在不断去尝试说服自己放下对身材的焦虑。

大学毕业后，小娇做了自媒体时尚博主。工作中经常要面对镜头，拍摄各类照片，焦虑的苗头不时还会冒出来。最近半年，她开始尝试直播带货，摄像机下各种缺点就更容易暴露了。“动态情况下，我感觉很多不好的动作和神态都会暴露无疑，有时候真的很焦虑。”小娇说。

小娇认为自己脸太大，下巴宽，这样的脸型在镜头前特别没有优势。半年以来，她不断请教身边有直播经验的朋友，一天几小时逼着自己面对镜头练习说话和仪态，反复回看自己的视频，找出缺点后继续进行纠正和练习。

终于，在2020年初，小娇决定求助于医美，到医院做了改变髋骨轮廓的手术。手术挺成功的，现在她对自己的容貌很满意。经过反复练习，在镜头前也能表现得更自信了。

在互联网行业工作的周周在尝试医美之前，会花很多时间在化妆上。她一直对自己的内双眼皮很不满意，每天都花很多时间和心思来贴双眼皮、化妆。大二那年，周围越来越多同学和朋友尝试医美，在各种信息轰炸之下，她也被“种草”了。终于，她在朋友的推荐之下第一次走进了医美机构，尝试了一些“轻医美”项目，包括光子嫩肤、皮肤清洁等。毕业后的第一年，周周干脆利用假期时间做了双眼皮。她对自己做的这些医美项目都相当满意，“比如皮肤清洁，可以让我的皮肤维持两到三周的好状态，何乐不为呢？”

按周周的说法，她买过很多贵价的护肤品，但是效果并不明显。她算过一笔账：一次医美补水600-700元，效果可以维持小一个月，一瓶昂贵的面霜动辄两三千元。两者相比较之下，医美所能达到的效果远高于护肤品，性价比更高。现在，周周平均两个月做一次医美，有事没事就到相关平台上了解新项目，“如果觉得合适，我就会去尝试，这和买新的护肤品是一样的。”

为什么那么在意自己的外表？“我主要是觉得自己可以自信一些，在很多社交场合也更愿意表达自己的想法。”周周回答说，她从事互联网行业的工作，加班熬夜是常态，皮肤状态不太好，让她很是烦恼。在没做医美之前，每次出门见朋友都要花1小时化妆。聚会的时候，也总是担心脸上是不是脱妆了，瑕疵没有遮住。

和小娇、周周的想法类似的年轻人现在越来越多了，他们想通过医美这种让自己“立竿见影”地变得更漂亮，让自己在职场和社交场上更为自信。《南方周末》与医美平台——新氧APP联合发布的《2019年中国女性自信报告》指出，在调查对象中有超过40%的女性对工作和社交场域感到焦虑。此外，高达 40%的女性认为会考虑通过改变外貌，也就是医美手段，来提高自己的自信程度。

（成都夏日街头穿着时尚的女孩。）

《看上去很美——整形美容手术在中国》的作者文华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就曾表示：整容是中国人身体焦虑的窗口，这其中折射的是由社会转型中资源的稀缺性和社会剧变带来的不确定性而引发的精神焦虑。社会变化太快，每个人都生怕被落下，因此就要找一个最快捷的方式去改变自己以获得成功。

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主治医师郭时伟在接受《中国慈善家》采访时表示，以他的观察，来问诊的人中约有10%表示出明显的焦虑，反复强调自己身体某些部位的不足，过度放大一些小缺点。“如果我们劝退了这些人，他们通常还要找其他医美机构，直到有人愿意接收。”

郭时伟记得有一位女性，在连续加班后压力无处释放，就来整形门诊，希望通过医美手术来缓解内心的压力。“普通人不会通过手术的方式来释放压力，其实她没有什么大的缺陷，也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项目，只是单纯地希望通过医美消费来缓解压力而已。实际上，这就是病态的特征。”

北京煤医医疗美容医院主治医师李艳认为，大部分接触医美的用户都是“开弓没有回头箭”。她告诉《中国慈善家》，只要第一次尝试了医美项目，就会一发不可收拾。“大部分人会不断放大自己身体上的缺陷，在不同部位尝试医美项目。还有一些人对自己身体的某一个特征特别有执念，会要求医生反复用手术来修改。”

对医美风险认识不足，也在一方面鼓励了人们对医美的尝试。无论是在一些整容医生的认知中，还是一些相关行业报告中，类似双眼皮手术、鼻部整形一类风险性较小的医美项目都不被认定为“手术”。但事实上，这些项目的手术风险是存在的。针对医美风险评估的不足，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朱迪就指出，如果医生乃至社会对于此类风险性小的手术没有正确认知，很容易误导消费者。“我们的社会对美的要求就越来越高，女性在社会中更是处于不安之中，这同样会加剧她们的焦虑。”

集体焦虑

在中国传统观念中，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但是，随着西医外科手术在上世纪20年代传入中国，慢慢打破了中国人对于保持身体完整性的传统观念。20世纪30年代，北京、上海等一些大城市，已有整形医生在做隆鼻、双眼皮、隆胸等手术，一些美容诊所开始在中国出现。

新中国成立后，美一度被认为是“资产阶级虚荣心”的表现，只有一些特殊职业，例如演员等文艺工作者可以做双眼皮手术，而且还需要经过工作单位的批准。改革开放以后，医美行业发展迅速，一度呈井喷式状态。

咨询公司Frost&Sullivan的报告显示，2018年中国医美服务行业总收入达1217亿元人民币，预计2023年将达到3601亿元。在这当中，95后和00后成为医美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医美平台更美APP《2020年医美白皮书》中显示，90后在医美消费中占到21%，95后和00后分别占到35%和18%。中国年轻人群体在医美行业的投入占到了总比的74%。

文华就认为，市场似乎控制了个人生活最私密的领域——身体。在消费文化中，身体不仅成为了个人身份的反应，也是意识形态竞争的场地。

在研究校园贷的时候，朱迪发现，有一部分大学生通过使用校园贷进行医美手术。“这其实是一种预期年龄焦虑。年轻人认为中年人所表现出的状态不是他们所希望的，因此希望提前干涉，以防止自己过早衰老。”在朱迪看来，许多年轻女性在医美上的投入体现了她们在职场中处境——因为没有更好的职业履历，出彩的学历背景，因此只能在外貌上多下功夫。

周周便是其中典型的代表。95后的她每年在医美上要花掉3至4万元。每两个月固定做一次皮肤管理，时不时还要尝试新的项目。同时，她也没有放弃贵价护肤品可能带来的改变。她认为这是“双管齐下”。

而在高度商业化的市场营销宣传之下，密不透风的信息轰炸对消费者也产生了强烈的心理暗示和诱导。比如在护肤品广告中，通常打着“祛除你人生中第一条鱼尾纹”这样的夸大措辞。“燕窝可以留住青春，代餐粉可以保持身材，这些产品的出现都在迎合当下快节奏生活中年轻人的需求。在市场营销的助推之下，焦虑情绪就变得更加强烈。”朱迪说。

喻丰认为，德国社会学家马尔库塞提出的“虚假理论”刚好印证了当下的现状。“许多产品在发明出来之前，人们并不认为自己有需要，但是当市场大力宣传这些产品的功效和用途时，就会有一部分人开始使用，没有使用的人则会怀疑自己从而产生焦虑。”在他看来，变美确实能让人获益，但过度的追求美则反应了整个社会的集体焦虑。（记者 吴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