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红：让更多的公益人看见对方

她希望银杏基金会发现更多社会创新家，激发他们的想法；同时让他们“看见”对方，彼此联合互助，形成社群的力量。

（林红。摄影/本刊记者 张旭）

今年的夏天，中国西北，银杏基金会理事长林红正在考察项目，一路的行程多在沙漠中行进，手机信号时有时无。但联系林红的人却很多，大部分是媒体记者。彼时，“银杏伙伴刘韬涉嫌性侵事件”正在舆论场上沸沸扬扬，媒体希望作为“话事人”的林红就“刘韬事件”做出回应。

事情出于一则举报——一名女孩向银杏基金会（以下简称“银杏”）实名举报，银杏伙伴刘韬此前对她进行了性侵。此事经媒体曝光，行业哗然。一个月里，银杏基金会官方连发四份声明表示将积极处理性侵风波，给予公众合理交待。但尽管如此，由于危机处理经验不足，声明中含糊其辞的表态仍备受外界质疑，银杏也被置于舆论的风口浪尖之上。

林红告诉《中国慈善家》，大多数人不知道她已经卸任秘书长，不再具体管理基金会的行政事务。不过，尽管网络信号时有时无，她还是想办法给记者发来一条语气诚恳的微信，表示要找一个信号好的地方，尽量回复问题中能够回答的部分。

最终，“银杏伙伴刘韬涉嫌性骚扰”事件以刘韬本人退出银杏计划、银杏基金会“将积极总结反思经验教训”的声明中收尾。数月之后，当林红再次面对《中国慈善家》的采访，她花了很多时间向记者解释银杏基金会的特别和复杂之处。

正如中国的公益慈善事业一样，银杏一路跌宕，既见证过高光时刻，也经历过类似此次“信任危机”的波折。经历过“成长的烦恼”，年轻的银杏及其年轻的团队，也就更加成熟笃定了。

10年前，36岁的林红亲自参与打造了银杏，此后一路培养着这个孩子长大。她也曾有过茫然与不安，但当初辞去微软的工作进入公益行业，如今想来并无遗憾。采访中，她回忆起一位外国同行说的话，“当所有人都觉得你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时，那么恭喜你，你正在对的路上。”

林红认为，她正带着银杏基金会走在她认为对的路上。

伙伴

成立于2015年的银杏基金会是一家资助型的非公募基金会。作为一家年轻的基金会，它与业内其他以资助特定项目为主的基金会不一样的地方是：银杏以人为资助单位，从而去关注人背后的机构和所开展的公益项目。这样的模式在中国亦属首创。

从单一项目到基金会，这个叫做“银杏伙伴成长计划”的项目已有10年，林红也陪伴着这个项目一同成长。资助个体所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时刻伴随着银杏，“刘韬事件”便是这样的例子。

尽管道路并不平坦，但10年的坚持如今已经慢慢开花结果，尤其是在今年新冠疫情暴发之后，项目的效果得到了体现。

（出差已成林红的工作常态，乡村社工是近期让她感触颇多的项目。）

疫情暴发之后，银杏伙伴自发开展了“银杏伙伴在武汉”的行动。从一开始两人组队，到后来二十几位银杏伙伴各司其职进行团队协作，他们把关注的重点放在新冠肺炎患者的前期治疗上。这项行动也组织医疗物资的募集，所募集的物资不只是口罩、防护服，更多的是制氧机。

2015届银杏伙伴郝南是牙医出身，后来又成立了卓明灾害信息服务中心，参与过多次救灾工作。新冠疫情初期，他利用自己的社会资源组织一批医生在网络上进行问诊。郝南在此过程中发现，因为医院床位很有限，很多未能入院治疗的新冠患者从轻症拖成了重症，因此解决他们前期在家治疗的问题至关重要，而制氧机就是居家治疗最重要的设备。

于是，郝南到处找制氧机，运往湖北。这个时候，另一位银杏伙伴陈丹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于是他们两人一拍即合，一边发动身边的资源筹集制氧机，一边找到银杏基金会理事长林红，希望能够帮助筹集资金。这便是“武汉银杏在行动”的雏形。

为了能够筹集更多资金购买制氧机，林红找到一位银杏伙伴所在的春苗基金会，将武汉银杏行动的专项基金设立在这个基金会。与此同时，有公募资格的春苗基金会迅速地通过公众的力量，筹集到用于购买物资的资金。最终，“武汉银杏在行动”筹得980多万元资金，购买了近3000台制氧机。疫情初期，制氧机被直接送往患者家中。待方舱、隔离点建立后，制氧机又送到这些最需要的地方。

在这个过程中，陆陆续续又有二十多位银杏伙伴加入到行动当中来。2月1日，银杏成立了快速行动基金，提供救助行动所必需的小额灵活资金，例如交通运输费用、通讯费、志愿者补贴等费用。在林红看来，这些资金并不用于直接购买捐赠物资，但同样非常重要。“这些小额资金是行动中的润滑剂、加速剂，往往能够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此后，银杏伙伴根据经验和专业意见编写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实用建议手册》。行动小组中的银杏伙伴孙海燕作为曾经的媒体人，又联系各方将手册翻译成8种语言。在国际疫情暴发后，他们将这个手册分享给了其他国家的公益组织和华人组织。

那段时间，在每一天的忙碌和焦虑当中，林红努力让自己变得更理性，但忙乱也是难免，她笑称自己没有一刻活在当下，而是“活在了远方或者手机上”。她将自己定位为“行动中志愿者的志愿者”，主要是向银杏伙伴的行动提供支持和便利。几个月的集中行动，虽然辛苦，但让林红和银杏伙伴都很自豪。购买物资、打通运输都是抗疫行动中困难的环节，但银杏伙伴之间配合默契，各有分工。在林红看来，之所以能够快速行动，与银杏伙伴自身能力是分不开的。而且，银杏伙伴之间有很强的信任感，这与银杏组织的多次协作练习也有密切关系。

“‘银杏伙伴在武汉’行动尽显职业公益人的有章有法。”林红自己如此评价。

感悟

林红有着令人羡慕的童年。她从小成绩优异，老师的表扬是家常便饭，以至于生活中一旦缺少了赞扬，她就会觉得心里不平衡。林红称之为“好学生综合征”。

由于父母在国外工作，年少的林红多数时间和姥姥生活在一起。14岁那年，她被母亲带到瑞士生活，在陌生的日内瓦成为一名插班生。在异国他乡，林红的成绩一如既往地出类拔萃。但在那里，她也开始觉得自己与周围格格不入——语言不通，反应迟钝，表情木讷，这是林红记忆中年少的自己。

（林红实地探访“银杏”参与的项目。）

母亲当时在瑞士的欧洲核子研究组织（CERN）工作，在上世纪80年代，欧洲的生活要比国内优越许多。但尽管如此，陌生环境带给林红的仍是无法摆脱的孤独感，在日内瓦的那五年时间，一直给林红很强的漂泊感，她说自己是一个高级版的“流动儿童”。

那些年她一直过着漂泊的生活。在母亲的影响下，高中毕业后林红报考了北京大学，但在19岁那年又回到瑞士日内瓦继续大学本科的学业。后来的五年大学时光，林红利用闲暇时间穷游了大半个欧洲，在西西里的火车站睡过觉，在荷兰同学的地板上借宿过，在巴黎的公园里喂过鸽子……这些“流浪”的经历让林红看到了世界各个角落的美景，与同龄人相比她的人生经历要丰富得多，但内心的不安定感却一直都在，挥之不去。

25岁的时候，林红又到了美国中西部，在威斯康星大学继续攻读计算机专业的硕士学位。毕业后，她成为硅谷一家科技公司的工程师，不停地出差、加班。她笑称，自己就是硅谷里的一枚码农。

人生的大变故在30岁那年出现了。“仿佛在一夜之间，我没有了工作，没有了婚姻，没有了孩子。我妈妈在化疗，我爸爸腰疼卧床。我有一张银行卡，里面有一千块人民币。”2016年，林红在一篇名为《站在人生的雪道顶端》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时光。如今，林红仍然不愿多谈，只是借用了一句“鸡汤”，“如果生活没能杀死你，那么终将使你变得更强大”。

2003年冬天，林红辞去在美国的工作，回到熟悉又陌生的北京。林红坦言自己在中国没有任何“关系”，唯有原生家庭的支持。但那个时候，父母生病，一切只能靠自己。她将痛苦封存，埋头向前。

一切都要从头开始。30岁的林红拿着简历，在全中国互联网公司最集中的中关村开始一轮又一轮的面试。她仍留在自己熟悉的行业，到微软任职。

那段时间她意识到，互联网不仅能够改变一个人的生活方式，还在慢慢改变着整个社会的结构。尤其是她后来接触到一个叫做“电子书包”的项目，更是加深了她对社会的认识和感悟。

林红发现，许多乡村里的孩子即使拥有互联网工具，也只是用它来玩游戏，而不是学习。林红更深切地认识到，世界是不平等的，处于社会边缘的农村孩子尤其是留守儿童，从小没有人引导，从而也缺乏学习意识。“原来科技不能改变一切。”她感慨，科技让社会进步，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大了不平等，让社会更撕裂。

也是那时候，她看了一本题为《如何改变世界》的书。书中讲述了一群社会创业家的故事，他们通过建立不同类型的机构回应社会需求、解决社会问题。这群人和机构背后是一个美国的公益组织，名叫“阿育王”。后来，林红参与创办的“银杏伙伴成长计划”，在一定程度上参考了阿育王的公益模式。

于是林红决定，先改变自己，去寻找更为辽阔的人生。回想当初的决定，林红觉得自己进入公益行业并非偶然，只是做了足够的人生积累。

公益

2010年，“希望工程”创始人、南都公益基金会名誉理事长徐永光经朋友介绍，在一个会议上面试了刚刚从微软中国离职的林红。说是面试，其实就是聊聊天而已。那次交谈之后，徐永光决定将林红招进南都基金会，负责一个全新的公益项目。

后来，这个称为“银杏伙伴成长计划”的项目在业内做得风生水起。2015年，徐永光和南都基金会的其他理事觉得时机成熟，银杏公益基金会就此成立，林红也从一个公益项目的总监转身成为银杏公益基金会的秘书长。

林红的同事评价她说，“第一眼感觉有些高冷，但接触下来发现她愿意为他人着想，也很有亲和力。”徐永光觉得，林红的眼神中有一种自信和透明，直觉上认为她“可以信任”。除此之外，他更看重的是林红外企高管的职业经历，出色的名校教育，以及长期海外生活造就的国际视野。

（银杏伙伴社群日渐成熟，现在已经可以独立运转，在思维碰撞中关注更多社会问题。）

对于在商业公司中浸淫十多年的林红而言，公益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刚进入这个领域，就得以在“教父”级领军人物徐永光的麾下任职，这是一个可遇不可求的学习机会。不过，面对权威她也并非一味地迎合，例如，当初徐永光曾想把“银杏伙伴计划”命名为“公益之星”，林红就表示了反对。她的说辞是，这个项目不是培养明星，也不寻找英雄，而是连结一批有想法的创业家共同解决社会问题。而在徐永光的回忆里，林红作为新人能大胆提出自己的想法，难能可贵。

在互联网行业工作时，林红保持着高频率的出差节奏，走过将近20个国家。成为公益人后，林红依然保持着半个月为周期的出差频率，但去的地方不再是精英生活半径中的纽约、伦敦等大城市。她的目的地变成了贫穷乡村，或者灾区一线。在大山深处，她备受冲击，深切体会到什么是真正的不平等。

她同时也看到，有那么一些人，真正地想通过自身的努力去服务社会、改变社会。在采访中，林红多次提到一位银杏伙伴——在甘肃民勤种植梭梭林的马俊河。马俊河祖辈都生活在民勤，偶然他听专家说，如果民勤的荒漠化持续恶化，可能会变成第二个罗布泊。马俊河坐不住了，原本在外打工的他毅然回到家乡，开始动员村民们一起种梭梭树。林红探访民勤时，心中五味杂陈：一边是几万亩的沙地，一边是马俊河一棵棵亲手栽下的树苗，这一场与荒漠化的战争就如同愚公移山一般艰难。林红并不确知马俊河的努力是否最终获得胜果，但她越来越明白，不停地前进，是克服无力感唯一的办法。

社群

银杏伙伴计划囊括了来自中国公益界不同领域的人士，这十年一路走来，林红在见证了众多银杏伙伴的成长的同时，也对这个行业的艰辛及其意义有了更深的认识。

被资助的银杏伙伴互相连结，组成了伙伴社群，进而有了伙伴委员会。实际上，这个伙伴委员会并不受银杏基金会管理，而是由银杏伙伴自愿组成的。林红称这群人是“玩社群的”。所以，银杏基金会、银杏伙伴社群、伙伴委员会之间是互相独立不干扰的。林红认为银杏基金会之所以听起来很复杂，是因为这三个组织之间不是简单的自上而下的关系，更像是网络交织在一起，互相有联系，但又相对独立。

这些不同的项目，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难处。他们当中，有的人历经多年终于在环保公益案件胜诉，有的人在推动乡村社工的曲折道路上艰难前行；多数人付出巨大的努力，但鲜有人关注，也少有支持，一直就在那里默默地前行。

也因为这样，林红看到了银杏伙伴计划存在的意义——个体或是单个机构的力量是有限的，但大家结伴成为一个社群，相互支持和帮助，就能迸发出更强大的力量。这就是社群的意义，也是银杏伙伴计划的价值所在。

“你能想象，乡村儿童教育和关注性少数群体的两个公益组织之间有什么联系吗？”林红说，“他们就是在银杏伙伴的社群里互相交流，然后‘看见’了对方。两个组织的负责人回到自己的机构后，开始关注乡村儿童中可能存在的性少数群体，或者是性少数群体中那些被忽略的儿童。”

因此，尽管艰难，也许还会不断遇到各种不可控的风险，林红领导的银杏依然笃定地坚持投资未来的公益领导人，打造一个健康的公益伙伴社群网络。对于资助个体的这个模式，林红一直非常坚持，她希望通过银杏基金会的努力去发现更多社会创新家，激发他们的想法，以公益的方式去改善更多的社会问题。（吴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