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那些会讲中国话的政治人影响了部分对华政策

在美国的一些官方机构，有那么一些人会被作为对华政策的智囊。他们可能官职不高，但思想却影响了决策。这些人中，要么是从中国去的美国，要么在中国工作过、学习过、生活过。

在上届美国政府中，有一位典型的叫余茂春。余茂春1962年生于安徽，在重庆长大，1979年考入南开大学。1985年，余茂春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斯瓦斯摩尔学院留学，1994年获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系博士学位。随后，余茂春进入美国海军军官学校担任教授。特朗普政府上台后，余茂春成了美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的中国政策规划首席顾问，充当了蓬佩奥的“狗头军事”。为蓬佩奥提出诸多反华建议，就是他提出把中共同中国分开，在特朗普政府的强硬反华政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特朗普时期还有一位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马修·波廷杰）。博明毕业于马萨诸塞大学，专业是中国研究，毕业后他进入了新闻行业。由于精通中文，博明曾先后担任路透社和《华尔街日报》的驻华记者。博明在一次采访中曾与中国国安人员发生过冲突。或许是在中国的一段不愉快经历使他对中国充满了偏见。作为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的高级顾问，博明参与起草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该报告将中国定义为一个“修正主义”国家，认为中国正试图“塑造一个与美国的价值观和利益相悖的世界体系”。新冠病毒大爆发期间，正是他建言为新冠病毒打上地域标签“以明来源”，审查中国驻美媒体。2020年5月4日，还用中文发表演说，胡乱解释“五四精神”。

以上二人，自以为了解中国。他们早期接触中国，对中国的偏见还停留在过去，中国的发展进步没有看到。他们的言论也迎合了决策者，于是决策者和献策者在一个同温层里互相安慰取暖，形成了对中国的偏见，对华政策越走越偏。这样的人物在特朗普政府还不少。

在拜登的团队里，也有一些这样的人。但他们明显年轻化，接触中国时中国已经开始腾飞，他们见证了中国的发展。把中国的发展视为对美威胁，主张遏制中国，成了年轻的鹰派。

今天着重介绍两位“80”后。他们是拜登主持的美国国安委中负责中国事务的格维兹和杜如松，二人都通晓中文，曾在中国有过学习、研究或工作经历。

格维兹从小学习中文， 2018年获得牛津大学中国现代史博士学位，此后先后在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继续历史学研究并担任教职曾于2015年至2016年进入奥巴马政府，出任能源部副部长办公室国际事务特别顾问。曾出过一系列有关中国和中美关系的书。他的理念是美国依然强大，并坚信美国会一直强大，但同时他赞成发挥盟友作用，遏制中国。在2020年4月，百名美国政界、学界人士联名发出《拯救来自美国、中国和全球的生命》倡议，格维兹是署名者之一。

杜如松精通中文和印地语， 2011年至2012年通过美国国务院富布莱特学者计划来到位于昆明的云南大学开展学习和实地研究。杜如松曾发表多篇有关中美关系文章，他认为中国对美国造成了威胁，也认为美国应同盟友一起，包括发挥G7，四方会谈，还有英国倡议的“民主国家联盟”共同应对中国的崛起。当然，他也认为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要与中国合作。

从中也可以看出，什么样的总统用什么样的人。在政治主张上也是人以群分。但有一点，这些精通中文的人，对华都比较鹰派，无论是老鹰还是雏鹰。

拜登在春节前宣布国防部成立中国工作组，优先研究美军在亚洲的部署、技术、情报、盟友和伙伴关系，以及与中国的军事关系。美国还有数个类似的工作组，聚集了一大批长期研究中国的政治人物或专家学者。这充分证明了中国在美国心目中的重量，一大批真知华派和伪知华派混迹其中，影响着美国对华决策。其中多数为鹰派。而这也与特朗普留下的政治遗产有关，对华不强硬成了政治不正确。

中美博弈进入了新的阶段。由你不知我底细，我也不知你底细，到你知我底细，我也知你底细，并且我知道你知我底细，你也知道我知你底细的阶段。很多方面摆到了桌面上，要找出一个解决方案了，而一些人成为了关键。

（以上图片来源于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