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禁毒全面失败？明年一月即将开设毒品注射中心

破旧的街道里，到处是垃圾，排泄物墙角靠着一排人，他们形容枯槁、眼神涣散，甚至连走路的步态都与大片里的丧尸别无二致。

这就是美国费城肯辛顿大道，美国吸毒者的“天堂”。

谁也不会想到，占世界人口5%的美国，消耗的阿片类药物却占到全球的80%，仅2020年，美国因吸毒而死亡的人数就超过了9.3万人次，毒品问题已经成为枪支问题以外，美国的最大威胁。

然而更荒谬的是面对这一惨烈的事实，美国政府想到的竟然不是想方设法禁绝毒品的传播，而是试图通过开设毒品注射中心，帮助吸毒者舒适安逸地吸毒。

2021年10月24日，《每日邮报》报道，美国罗德岛州将于明年一月，开设全美首家毒品注射中心，在这里，吸毒者可以带着自己的毒品，让专业的医护人员为自己注射以避免用药过量致死，支持者认为开设毒品注射中心，既为瘾君子吸毒提供了安全干净的场所，又让街道重归宁静，是保障人权的又一有力举措。

消息一出，纽约、费城、马萨诸塞州、加州等地皆蠢蠢欲动，想要追随罗德岛州的脚步，公然开设“大烟馆”，究竟是美国禁毒全面失败之下的无奈之举，还是美国禁毒政策的明智转变？

我们或许可以从美国禁毒的历史中找到真相，20世纪20年代前的美国，鸦片被广泛应用于医学领域，人们用它来治疗食物中毒、霍乱、寄生虫疾病，但是他们并没有意识到鸦片的成瘾性，就这样，因药用和维持药用的鸦片成瘾严重起来，到19世纪末，美国的吸毒者人数就达到了15-20万人左右。

然而美国并不愿意承认鸦片成瘾是自己的原因，反而将罪责全都归咎于为躲避战火而移居美国的墨西哥人，以及大批赴美修建铁路的华工，在种族歧视、排外和经济冲突之下，各州开始重视起毒品问题。

1914年12月，美国国会通过了第一部管制麻醉药品的法律《哈里森法》，法律规定，合法经营麻醉品者，要在政府注册登记并每年缴纳1美元的特种税，违反者处以2000美元内的罚款或者5年以下徒刑，法律的出现，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美国麻醉药品的滥用，但《哈里森法》并没有把大麻列入管制范围内，这就为后来的大麻泛滥留下了一个口子。

进入20年代以后，美国迎来经济大萧条，失业者普遍认为，廉价的墨西哥劳动力抢占了就业机会，又一次种族矛盾促使《统一州麻醉品法》颁行，大麻被列入管制名单，但是在各州对法律的执行标准不一，执行力度也参差不齐。

1937年，罗斯福签署《大麻税法》是第一部在联邦层面管制大麻的法律，但是《大麻税法》并没有完全禁止买卖大麻，甚至在交税的前提下，医生和药剂师可以向病人开具处方或出售大麻，大麻种植户也可以继续种植大麻。

到了二战期间，大麻摇身一变，成为重要战略物资，种植大麻甚至被认为是爱国行为，在这段时间内吸食大麻者如过江之鲫，数不胜数。

然而很快，二战结束，新中国成立，与苏联结为共产友好同盟，美国开始向国内宣称，中国蓄意向美国走私毒品。

《纽约时报》这样写道：共产主义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生产成瘾最强的三大毒品国家，中国大陆政府将鸦片贸易获得的资金，用于军事物资的购买上。

舆论控制之下，红色恐怖泛滥，美国顺势颁布了美国历史上惩戒力度最强禁毒法：《博格斯法》和《麻醉品管制法》。

其实美国的这种伎俩在历史上屡见不鲜，20世纪30年代《哈里森法》严格管控鸦片，成瘾者将大麻作为替代品，当时墨西哥移民迁入美国，加剧了大麻的娱乐性滥用。

于是，美国国内认为墨西哥人等少数族裔是大麻问题的始作俑者，推动各州管制大麻和联邦大麻立法的制定，到60年代末，参与越战的美国士兵，将海洛因和鸦片带回美国，美国人将成瘾归罪于“金三角”毒源地，尼克松开始治理毒品滥用问题，颁布《毒品滥用预防与控制综合法》。

美国的禁毒历史似乎存在着一个规律，美国总是以种族歧视转移国内毒品问题，将社会对少数族裔的仇视与偏见转化为管制毒品的动力，从而推动禁毒法的制定与实施。

时至如今，美国依旧沿用这一伎俩。

2018年，特朗普就专门发推，指控中国向美国大量出口新型毒品芬太尼，BBC也发表了《Fentanyl Crisis: Is China a Major Source of Illegal Drugs》。

美国国会报告中，指控中国为“毒品生产中心”报告中提出的证据是，中国是制毒化学品和致幻药的主要来源地，可是美国忽略了一点，芬太尼本身是一种镇痛的医学药物。

中国作为制药大国，出口芬太尼到医疗水平较差的国家，实在无可厚非。

何况，在2019年5月前，中国从科研、流通买卖、出口、对芬太尼进行了全面的管制，每个环节都会立项审查，实际上杜绝了走私芬太尼的可能性。

反倒是美国的毒品走私案件频频发生，《2019年中国毒品形势报告》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海关全年查处走私入境大麻案件268起，源自美国的就有61起且呈逐年上升趋势。

美国留学生成为吸毒和走私的主力军，美国的心思都放在如何把国内矛盾转移给别国上，却意识不到美国禁毒策略的偏颇，才是美国毒品泛滥的罪魁。相比于中国国内对毒品的深恶痛绝，美国对于毒品，特别是大麻，怀抱着无比的“包容”的态度。

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得到迅猛发展，国力也迅速上升，嬉皮士们以夸张的着装，叛逆的态度，抨击传统精神、追求享乐、吸食大麻。

数据显示：1965年，州一级因吸食大麻而入狱者有18000人。到了70年，人数十倍增长，共计18.8万美国人吸食大麻入狱。

71年，11岁以上的美国人中，有2400万至少有过一次吸食大麻的经历，吸毒者年龄呈现年轻化趋势，前任总统奥巴马甚至在公开场合表示，自己年轻的时候吸食过大麻，而他认为大麻并不比酒精的危害大。

亚文化风靡之时，逐利的资本也盯上了阿片类药物这块巨大的蛋糕，阿片类药物是一类作用于阿片受体的化学物质。

吗啡、可待因、海洛因、氢可酮、羟考酮、美沙酮、芬太尼都属于阿片类药物。

这种药物被广泛应用于医疗和科研当中，但在美国，这种药物却被瘾君子当做毒品的替代品，1980年，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了文章《成瘾在使用阿片类药物治疗的患者中罕见》，文章描述了作者所在医院的39946例案例，其中11882例接受过至少一次阿片类药物，治疗只有4例既往无成瘾史患者出现成瘾问题。

但这篇文章既没有说明用药剂量，也没有将患者出院后是否成瘾的信息纳入考量，更没有拿出判断是否成瘾的标准。就是这样一篇文章，发表后被广泛引用，谷歌引用记录高达1050次，而生产羟考酮缓释剂的厂家，更是用此文章为自己的产品打广告。

1990年，美国权威期刊《科学美国人》发表了一项研究，这个研究称，阿片类药物治疗会导致成瘾没什么根据。就这样，阿片类药物不会导致成瘾的观念深入人心。商家瞅准机会发力，其中 Prudue Pharma就资助了2000场医学教育会议，宣传阿片类药物并对成瘾性选择忽视。

FDA 作为美国唯一负责管理药物和医疗器械的联邦机构，在2001年以前，也接受药企所称的医源性成瘾罕见的说法，对药品缺乏严格的临床观察和上市监督，对过量药剂导致死亡的报告也熟视无睹。

患者也在这样的舆论氛围中越来越娇气，原本用来缓解分娩、癌症等重度疼痛的阿片类药剂，逐渐下滑到治疗一般疼痛，在美国的药店，保险报销甚至和用户满意度挂钩，这导致71%的药剂师医生在压力下不得不开具阿片类处方药物。

2017年7月，司法部破获了一起史上最严重的医保诈骗案，共有412名医疗人员卷入其中，涉案金额高达13亿美元，120人涉嫌滥开阿片类处方药物，阿片类药物的使用范围远远超出边界。

除此之外，美国的禁毒政策，也经历了从强硬到妥协的转变，60年代，总统尼克松宣布向毒品宣战，从源头打击毒品贸易，在青少年当中普及毒品危害，并建立戒毒机构，帮助吸毒人员戒毒。

在这段期间，美国的禁毒政策达到了一个平衡，可是这个平衡在1974年福特上台后被打破了。福特上台后，人们认为尼克松发动的“反毒战争”耗财耗力，据合众社公布了一项研究显示，美国禁毒花费高达1万亿美元。

这些支出被用在边界拦截贩毒，在阿富汗、墨西哥和哥伦比亚进行的反毒战争，以及逮捕收押贩毒份子上。

但实际上，美国国内吸毒情形依旧恶劣，民众开始不信任原来的法律惩戒模式。这个时候欧洲荷兰开创的公共安全禁毒新模式，却取得了不错的成效。

上世纪70年代以前，荷兰追随美国的禁毒政策，可是青少年吸食海洛因的人数不断攀高，大麻的使用人数不降反升。荷兰舆论开始变化，人们开始认为毒品和犯罪之间不存在很强的正相关性，应该将吸食毒品当做个人的自由来对待。

于是，荷兰将大麻和其他毒品区分开立，在荷兰的咖啡馆，人们可以买到限定剂量的大麻。1996年，荷兰建起首个毒品安全注射中心，到现在，已经有40多家中心在荷兰经营。2001年到2005年间，荷兰15至64岁居民使用毒品的比例稳定在3.3%，学生吸食大麻的数量在1996年达到高峰后开始下降。

欧洲各国纷纷效仿荷兰的禁毒政策，目前，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欧洲，总共有100多间毒品注射中心。或许是受到荷兰医疗卫生模式的冲击，也或许是曾经的法律承接模式的确效率过低，美国也开始学习荷兰，想要用毒品注射中心，来降低吸毒者的感染和死亡。

于是《1972毒品滥用办公室和治疗法》法案颁布，推进大麻的去刑化，将毒品成瘾认定为一种疾病而非罪恶。1977年，卡特总统上台，在他执政期内，十几个州通过立法、支持大麻的去刑化。

从此，美国国民不仅能从非法渠道获取海洛因等毒品，还能从医院、药店甚至大麻种植户手里获得合理合法的大麻制品，美国的毒品泛滥到达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在美国的中西部和东北部一些州，衰退的经济和容易获取的毒品，使一些城市成为毒品的温床。

美国疾控中心在2020年透露，过去一年里死于药物过量的人数高达8.1万。现在，美国又开始仿照荷兰开设毒品注射中心。

但中国有一句老话，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

医疗卫生禁毒模式在荷兰取得的成功，真的那么容易被复制吗？

美国的国情是否与荷兰模式适配，恐怕还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而我国，禁毒是一项基本国策，是一件事关国家兴衰、民族兴旺的大事，绝不允许“大烟馆”在中国堂而皇之地开设。

七十几年前，新中国建国之初，我国境内罂粟种植面积达100多万公顷，以贩毒为业的人约有30万人 ，吸毒者约2000万人，就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之下，我国禁毒工作者，用他们的血肉之躯，筑造起抵御毒品的长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我国完成没有一个人吸毒，没有一个人贩毒的伟大成就。

随着改革开放下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我国毒品问题开始复发，但我们仍旧采取强硬到零容忍的禁毒政策。

1998年以来，我国破获2.2万多起毒品违法案；

2020年，全国禁毒工作群众满意度平均达96.96%，吸毒人员同比下降16.1%，戒断成功率同比增长18%，在这些可喜的数据背后，却是362名缉毒警察的牺牲。

其中最小的18岁，最大的68岁。

死亡缉毒警察平均年龄41岁，在中国960万平方千米的土地上，几乎每天都有一名缉毒警察在行动中牺牲。无论美国开设毒品安全注射中心，将带来怎样的利与弊，都不能改变过去的一百多年里美国禁毒失败的事实。

所谓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美国应该做的，是正视与反省失败，而非耍污蔑的老把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