捅破了中国文学的纸糊-王小波

倘若你常对世界发表意见，认为自己所思所欲，全属正当，应该推而广之，建议你看看《沉默的大多数》的序。

倘若你因故沉默，又见世事荒谬绝伦，忍不住要向前一步说些什么，建议你先看看《沉默的大多数》的序，再做决定。

作家完成职业的过程，本质上是一次表达，可作家又最爱沉默。两者之间的矛盾，少有人思考。

作家常说参差多态是幸福的本源，又常一不小心就把一种思想，写成一种意志，统领成千上万人的意识，这其中的矛盾，也少有人思考。

王小波想到了：

「年轻时读萧伯纳的剧本《芭芭拉少校》，有场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工业巨头安德谢夫老爷子见到了多年不见的儿子斯泰芬，问他对做什么有兴趣。这个年轻人在科学、文艺、法律等一切方面一无所长，但他说自己有一项长处：会明辨是非。

老爷子把自己的儿子暴损了一通，说这件事难倒了一切科学家、政治家、哲学家，怎么你什么都不会，就会一个明辨是非。我看到这段文章时只有二十来岁，登时痛下决心，说这辈子我干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做一个一无所能，就能明辨是非的人。

因为这个原故，我成了沉默的大多数的一员。

我年轻时所见的人，只掌握了一些粗浅（且不说是荒谬）的原则，就以为无所不知，对世界妄加判断，结果整个世界都深受其害。直到我年登不惑，才明白萧翁的见解原有偏颇之处；但这是后话一一无论如何，萧翁的这些议论，对那些浅薄之辈、狂妄之辈，总是一种解毒剂。

萧翁说明辨是非难，是因为这些是非都在伦理的领域之内。俗话说得好，此人之肉，彼人之毒；一件对此人有利的事，难免会伤害另一个人。真正的君子知道，自己的见解受所处环境左右，未必是公平的；所以他觉得明辨是非是难的。倘若某人以为自已是社会的精英，以为自己的见解一定对，虽然有狂妄之嫌，但他会觉得明辨是非很容易。明了萧翁这重意思以后，我很以做明辨是非的专家为耻——但这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了。当时我是年轻人，觉得能洁身自好，不去害别人就可以了。」

——《沉默的大多数》序

在比现在年轻一些的时候，我也觉得自己好像明辨了是非，一个问题抛到我面前，物理和数学的我可能无法解决，但世事伦理方面，比如谁在搞破鞋，谁是混蛋，谁是小人，我想我是明白的，因此胡乱说了很多话，如今想来，羞得无地自容。而王小波在二十多岁时，就明白了明辨是非很难。这是他比我优秀的地方。

一个沉默的人，一个认为明辨是非的人，突然写起杂文，大谈是非，其中矛盾，一个负责任的作家，不能不对此做出解释。

王小波于是又说：

「现在我是中年人——一个社会里，中年人要负很重的责任：要对社会负责，要对年轻人负责，不能只顾自己。因为这个原故，我开始写杂文。现在奉献给读者的这本杂文集，篇篇都在明辨是非，而且都在打我自己的嘴。

伦理问题虽难，但却不是不能讨论。罗素先生云，真正的伦理原则把人人同等看待。考虑伦理问题时，想替每个人都想一遍是不可能的事，但你可以说，这是我的一得之见，然后说出自己的意见，把是非交付公论。讨论伦理问题时也可以保持良心的清白——这是我最近的体会；但不是我打破沉默的动机。

假设有一个领域，谦虚的人、明理的人以为它太困难、太暖昧，不肯说话，那么开口说话的就必然是浅薄之徒、狂妄之辈。这导致一种负筛选：越是傻子越敢叫唤一一马上我就要说到，这些傻子也不见得是真的傻，但喊出来的都是傻话。久而久之，对中国人的名声也有很大的损害。前些时见到个外国人，他说：听说你们中国人都在说不知道。这简直是把我们都当傻子看待。

我很不客气地答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认识的中国都说不，但我不认识这样的人。这倒不是唬外国人，我认识很多明理的人，但他们都在沉默中，因为他们都珍视自己的清白。但我以为，伦理问题太过重要，已经不容我顾及自身的清白。」

——《沉默的大多数》序

王小波说，写杂文，打破沉默，一是中年人要对社会负责，要对年轻人负责。二是如果明理的人因为顾及清白，纷纷沉默，那么最后在说话的，就都是无所谓自身清白的傻子，这有损一个民族的形象。

从王小波的陈述中，我看到，他沉默是为了自己，他可以在沉默中学习人性，护全自身清白，而发声则是为了别人。他认为，必要的时候，一个由沉默中掌握了智慧的人，应该承担起社会责任，把自身清白放在一边，出来说点真的有良心有理性的话。

很多人有王小波的智慧，但他们都没有王小波的勇气，他们依然在沉默，依然在顾及自身清白。他们的智慧来源于先贤们的著述立传，但他们并没有打算承担起社会责任。所以我们能看到，如今在叫唤的，都是傻子。

最后，王小波说：

「伦理（尤其是社会伦理）问题的重要，在于它是大家的事——大家的意思就是包括我在内。我在这个领域里有话要说，首先就是：我要反对愚蠢。一个只会明辨是非的人总是凭朐中的浩然正气做出一个判断，然后加上一句：难道这不是不言而喻的吗?任何受过一点科学训练的人都知道，这世界上简直找不到什么不言而喻的事，所以这就叫做愚蠢。

在我们这个国家里，傻有时能成为一种威慑。假如乡下一位农妇养了五个傻儿子，既不会讲理，又不懂王法，就会和人打架，这家人就能得点便宜。聪明人也能看到这种便宜，而且装傻谁不会呢一一所以装傻就成为一种风气。我也可以写装傻的文章，不只是可以，我是写过的一一文革里谁没写过批判稿呢。但装傻是要不得的，装开了头就不好收拾，只好装到底，最后弄假成真。

我知道一个例子是这样的：某人文革里装傻写批判稿，原本是想搞点小好处，谁知一不小心上了《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成了风云人物。到了这一步，我也不知他是真傻假傻了。再以后就被人整成了三种人。到了这个地步，就只好装下去了，真傻犯错误处理还能轻些呀。

我反对愚蠢，不是反对天生就笨的人，这种人只是极少数，而且这种人还盼着变聪明。在这个世界上，大多数愚蠢里都含有假装和弄假成真的成分；但这一点并不是我的发现，是萧伯纳告诉我的。在他的《匹克梅梁》里，息金斯教授遇上了一个假痴不癫的杜特立尔先生。息教授问：你是恶棍还是傻瓜?这就是问：你假傻真傻。杜先生答：两样都有点，先生，凡人两样都得有点呀。在我身上，后者的成分多，前者的成分少；而且我讨厌装傻，渴望变聪明。所以我才会写这本书。」

——《沉默的大多数》序

总而言之，这篇文章，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王小波也在表达，那些不像王小波的人，也在表达，而两者的表达，最终目的并无差别，都是为了让更多人相信自己表达中所承载的意志。

那么，王小波必须要证明，为什么他的文章，他的言论，比他的反面，更靠近理性和智慧。如他所言，世间没有一件事是不言而喻的。他需要证明《沉默的大多数》，真的是一本明辨是非的书。

很难找到一个标准，去衡量王小波是否自证成功。但王小波作为一名作家，说话之前，不仅考虑到说话内容，还考虑说话动机，并对自己的说话动机作极严苛的审视，而且生怕自己如自己所反对的事物一样，强力统领他人意志，于是说「这是我的一得之见，是非交付公论」。

就作文良心而言，王小波要比很多作家要优秀，因为他起码真的知道自己在做的是件什么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