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健委表示5月31日以后，“三孩”政策的窗口就正式打开了。“三孩政策”是我国人口政策正常化的重要一步，未来的趋势肯定是全面放开。对国家的政策我们是支持的。

但是有很多人一直呼喊希望中国能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以增加出生人口的方式应对老龄化。对此我不敢苟同。

老龄化是一个经济体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网络上有很多人一直鼓吹中国所谓的”人口危机“。这是大错特错。对于我们这些熟悉点经济的人来说，这些人嘴里的“人口危机”让人感觉莫名奇妙。

先明确一点，老龄化是一个经济体走向富裕的必然产物。

1、当社会走向富裕时，这个社会的出生率就会自然下降。

2、当生活水平和医疗保健水平提高使人们拥有更长的寿命时，劳动年龄人口与退休人口的比例就会下降。

所以，我们看到全球每个发达国家都出现了”劳动年龄人口与退休人口的比例大幅下降“的老龄化现象。这并不是什么神奇的事情，而且，老龄化也并不是社会进步的妨碍，我一直反对把老龄化污名化。

关键就在于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劳动者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生产率会提高——这意味着劳动者在他们的工作时间里可以生产更多的产出。

下图显示了在各种生产力假设下，每名退休人员对应的有效工作年龄人口数量，第一条柱状图显示的是202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与退休人口(60岁退休)的比率为3.74；

在生产率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预计到2045年，这一比例将降至1.68——代表1.68个劳动者养1个退休者，这确实算是老龄化危机了。然而……

然而，当我们把未来25年的生产率增长考虑进去以后，情况将大不一样。

1、在一个极端悲观的情况下，我国的生产率的年平均增长率只有1.0%——这是美国历史上最低的持续增长率——工人与退休人员的比率将为2.15（上图第二条柱线）。

这种情况不算危机，但是还是不妙，劳动者对退休者的比例比2020年低，意味着未来普通工人的收入相对于退休人员的收入将不得不下降(即增加税收) ，以确保退休人员在2045年的收入与2020年相同。

2、如果假设未来25年生产力的年增长率为2.0% ——这大致相当于二战后美国的平均水平。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劳动人口比率下降得更为温和，降至2.76。

3、在过去的40年里，中国的生产率一直在快速增长。2009年至2019年，中国的生产率年均增长超过6.0%。接下来的两个条形图显示了中国未来生产率的年增速为4.0%和6.0%的情况。在前一种情况下，调整后的劳动人口与退休人员的比率为4.48。在后一种情况下该比率是7.21。

这意味着，如果中国未来保持过去生产率的平均增速，那么老龄化根本不是问题，即使生产率增速降低三分之一，也能轻松应对老龄化，如果目标是确保退休人员在2045年享有与2020年相同的生活水平，那么在不增加劳动人口税收的情况下，生产率增速比现在减少一半也能实现了。

事实上，如果目标仅仅是维持退休人员2020年的生活水平，那么在这些高生产率增长的情况下，对劳动人口的税收甚至可以减少。

从人均产出的角度衡量

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衡量这种变化——看人均产出。

下面的图表显示了情况，与前面的图表中的生产率假设相同。

可以看出，即使在生产率增长非常低的情况下（1%），2045年人均产出也会略高于2020年。这意味着，应该要可能调整分配结构，使每个人都能看到这一时期生活水平的提高，尽管只是很小的提高。

如果中国未来25年的生产率增速达到二战后美国的平均水平，那么到2045年，中国人的人均产出将比2020年高出30% 以上。这将大大提高工人和退休人员的生活水平。

在4% 的生产力增长情景下，2045年人均产出将是2020年的两倍多。如果中国能够保持过去十年6% 的生产率增长，到2045年人均产出将是2020年的3.4倍。

简而言之，即使是适度的生产率增长，也能轻松抵消中国预计在未来25年将出现的劳动力人口与退休人员比率下降所带来的影响。如果中国的生产率增长率能够维持在接近现在的水平，那么相比之下，劳动力人口与退休人员比率下降的影响将微不足道。

四个因素表明我国人口问题没有那么严重

有四个主要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人口结构变化所造成的影响并没有专家所说的那么严重，甚至比我上述的情况还要小。

首先，要更准确地计算劳动力人口与退休人员的比例。

我在上面例子中使用工作年龄人群和退休人员(60岁以上)来衡量。实际上，有许多年龄在20岁到60岁之间的人，在社会中并没有从事有偿劳动。

比如在家里从事全职太太的女性，他们实际上并不属于经济统计中的劳动人口，如果未来25年女性在有偿劳动力中所占比例增加，那么劳动力人口与退休人员比例的下降幅度将小于上述计算结果。

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面对老龄化，我们更应该鼓励女性走进职场，而不是像很多专家说的那样“让女性回归家庭“，或者“生一个小孩，放三年的产假。”

第二，很多60岁以上的人实际上还在工作。

随着中国变得越来越富裕，劳动力受到更好的教育和更长的寿命，60岁以上的人口中可能会有更多的人继续工作。这一方面是因为工作对体力的要求会降低，另一方面是因为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更有可能找到自己觉得有内在价值的工作。（不一定在职，可能自由职业）何况中国已经推迟了退休年龄。

2019年，美国60岁到64岁之间的人有56.0% 在工作。年龄在65岁到69岁之间的人中，也有33.3%的人有工作。老年群体中很大一部分人实际上并未退休，这既增加了工人的数量，又减少了需要靠他人工作来支持的退休人员的数量。

第三，人口增加造成的污染和摩擦成本。

这些负面因素并没有反映在GDP指标中，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它们是实实在在的。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中国在环保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许多地区仍然存在严重的问题。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更多的人消耗更多的能源，也意味着更大的污染问题。而环保是需要巨大的成本的。这就是统计局所说的“人口与自然资源的紧平衡”。

此外，更多的人意味着更大的摩擦成本，有一个流行词语“内卷”就很好地形容了这种成本。

比如交通堵塞、更长的通勤距离、公共基础设施将面临更多的磨损……这些成本在 GDP 衡量中都是没有明确表现出来的。

这意味着，如果中国解决老龄化问题的方法是生育更多的孩子，这可能会使未来25年的人口状况变得更糟。

这就引出了最后一点——孩子也是要被抚养的。如果我们降低工人与退休人员比例就是要多生孩子，那么在未来20年里，受抚养子女与工人的比例将大幅上升。

生育率如果上升，将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才能导致受抚养人总比率的下降。

以美国为例，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的扶养比总人口(年轻人和老年人相对于工作年龄人口)为0.681。后来出现了生育高峰，这导致了年轻受抚养者与工作年龄人口的比例急剧上升。直到55年后的2000年，美国的受抚养人口与工作年龄人口的比例回落到1945年以下。

总而言之，事实可能你在媒体上读到的相反，中国所谓老龄化危害被夸大了，这种夸大故意忽视了中国劳动生产率的上升，我之所以说故意，是因为我很难相信这个简单的道理，经济专家们会不知道。与其关注生育率不如关注生产增长率。如果没有生产增长率的提高，生再多的孩子都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