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富人做慈善，很多人向来都是嗤之以鼻，认为或多或少有作秀的成分，或者政商勾结等。不过大部分做慈善者，都怀着一颗善良之心，根据马斯洛需求理论，当人们在解决温饱之后，最高层次的心理需求就是获得自我实现，慈善无疑是最好的方式。

慈善是最贵的奢侈品

世界上最奢侈的消费不是包包、也不是名车，而是做慈善，洛克菲勒作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富翁，同样也慈善的楷模，被认为是美国做慈善的典范，给富人指出了如何做慈善的路径。最富有的富翁，这不是我说的，2006年《福布斯》杂志对世界历史上最富有的富翁进行排名，洛克菲勒的财富折算成今天的货币，以3360亿美元的身价排名第一，马云是390亿美元，比尔·盖茨排名第13。

拥有金钱头脑之人，往往对钱有着不同于常人的直觉，但是这种直觉所带来的的副作用就是非常看重钱的作用，不会轻易把自己的钱给捐出去，或者花费出去。洛克菲勒在外吃饭的时候，给小费都是很抠门，如果有朋友在他家留宿，还要收10美元的住宿费。

洛克菲勒是一位虔诚的清教徒，他认为自己是上帝的财富管家，上帝只是让他们把财富集中起来，然后再把钱花在上帝认为该花费的地方，而不是照着自己的想法去花费。

清教徒认为人只要勤奋节俭，并且讲信用，那么这个人就可以摆脱贫困，财富是上帝赐予的奖励。如果要帮助穷人，要指正他们身上的一些恶习，比如酗酒、懒惰，否者这些人，帮了也是白帮。

那么洛克菲勒是如何做公益呢？1901年洛克菲勒在纽约建立了洛克菲勒研究所，从这里走出来的诺贝尔获奖者超过十几位。随后他又成立了洛克菲勒基金会，他认为基金会应该像他做企业一样，能够自我运转下去。

百年后，我们再看他基金会的成果，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已经世界上顶尖医学研究所，被称为美国的医学院长。曾经成功防治了黄热病、钩虫病等疾病，向人民展示了科学的价值。

而中国的协和医学院，培养了中国近一半的医学人才。我有个医学的朋友跟我说，中国有两所医学院，一所是协和，另一所叫其他。

协和医学院

洛克菲勒之所以选择中国，因为中国是最后一个向世界开放的大国，对美国有独特的吸引力，曾经吸引了大批的传教士来到这里冒险，医学作为传播宗教信仰的一个重要手段，也被带到中国。作为天主教徒的洛克菲勒，希望通过治病救人把上帝的福音，传播给更多人。

当时美国人在中国的传教活动，甚至打动了当时总统罗斯福，他把“庚子赔款”的钱，全部用在了中国教育上，这个建议也是传教士提出来的。同时洛克菲勒创办协和也不是简单的传教，他希望把科学的思想传到中国。

协和是由英文union翻译而来，早期很多中国的教会学校因为师资和资金不足，于是就合并成立联合学校，被称之为协和医学堂。全国有8家协和，有一家在北京，名叫北京协和医学堂。清朝时期给宫廷治过病，因此还得到慈禧的捐助，成为当时唯一得到清廷承认的教会教育机构。

当时有人建议把协和医学堂命名为洛克菲勒医学院，但是洛克菲勒认为医学院还是要融入本地人的生活，如果用外国人的名字，反倒产生隔阂，老百姓已经叫惯了协和，还叫它协和吧。其实此时的协和，和最初的union，意义已经完全不同了。

中国一直是洛克菲勒基金会捐赠的重点，协和是洛克菲勒投资金额最多的项目之一，投资总额高达4500万美元，要知道从1913年起，洛克菲勒基金会10年时间所花出去的钱，也没有超过8000万美元。

协和带来的科学思维

在协和开办之前，中国的医学教育非常薄弱，虽然之前已经有法国人、德国人开设了几家教会医院，但是绝对谈不上培养了现代化科学思维的学生，中国最早一批接受正规现代医学教育的都是海外留学生。

1911年东北发了一场灾难性的肺鼠疫，和欧洲中世纪的黑死病非常类似，黑死病在欧洲夺去了近1/3的人口，在中国不到半年的时间夺走6万人的生命。从剑桥大学毕业回来的伍连德教授，用现代医学的方法成功控制了疫情，这让现代医学和公共卫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当时的中国，医学教育就靠着500多个传教士在做，而且没有医学设备和器械，更没有医学书籍，也不了解世界上医学的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协和的到来就显得尤为重要。当时洛克菲勒基金会考察团受到袁世凯、黎元洪的亲自接待，协和医学院动工的时候，民国总统徐世昌还亲自出席开幕典礼。

洛克菲勒的目标，不是简单办一个医学院，他要把协和办成世界最顶级的医学院，这和中国当时的现状也是格格不入的。1921年，中国12万人才有一个医生，而同期美国是720人就有一个医生。因此很多人认为，与其把大把的钱花费在一个医学院上，倒不如多开几家医学院，培养更多的医生。

当时协和医学院的奢侈程度，可谓令人咋舌，不仅仅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精密仪器，实验器材，甚至马桶、门锁、地板等都是从美国运过来的。而且当时协和医学院内部的所有耗材几乎都要从美国进口，教师也全部都是世界上最好的医学大师。比如哈佛、约翰·霍普金斯等大学的教授都是常客。

这么好的医学院，第一批录取了多少人呢？9个人，而且最终毕业的只有3个人，在协和建院后的24年，也只培养了310个学生，也就是说平均每年只毕业16人。可以说这是洛克菲勒打造的顶级奢侈品，在中国最基础医疗服务都享受不到的年代，协和却用这种极为奢华的方式培养人才，对于拥有5亿人口的中国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

可是到了建国时期，中国12个医学院的领导都是从协和毕业的，8个研究所中有6个是协和出来的，中华医学会的骨干大部分来自协和，《中华医学杂志》26个编委，其中有19人来自协和，1965年当选的9名生物医学院士中，有7名是协和人……

所有这些数据说明，协和对中国医学的贡献已经超越了这个机构本身，是中国的“普罗米修斯”，给中国带来火种，毫不夸张地说，协和撑起了中国医学界半边天。

洛克菲勒公益的态度

洛克菲勒在公益上，追求公益的可持续性，他在捐助芝加哥大学的时候，就强调他只会捐助所需资金的50%，剩余的50%要找到其他的捐助者。

如果这个机构效率低，定位错误，不但浪费捐助者的资金，同时还会成为一个“滥好人”，因为他们助长贪污腐败，鼓励了懒汉行为，这种慈善比一毛不拔之人更加可怕。

洛克菲勒做慈善的目的，不但追求效率，而且还追求每笔钱的长尾效应。协和影响不仅限于医学，它更是中国现代化进程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它是科学精神以及科学方法的示范。

协和所代表的科学思维，在进步的知识分子看来是国家强大的必需品，这粒科学的火种发展到今天，不仅成为医学的信仰，而且是对国家富强的强烈愿望和对科学真理的不懈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