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随笔」我与上桑路

我与上桑路

　焦娟娟

　　1997年，我还在矿务局第一中学念高中。一个秋日的周五，我最要好的室友芳芳告诉我，她父母去了外地，周末家里没人，让我和她一起回家做伴，给我做拔丝红薯吃。

　　芳芳家住在桑树坪煤矿。虽然同在韩城矿区，但我并没有去过这个被称作“山窝窝”的地方，只听说过那是矿区最大的一个矿，当时有两万多名职工、家属，学校、街道、家属区、早市……热闹非凡。常听芳芳讲她是如何在电影院逃票、在河里摸鱼的趣事，这些让我很是羡慕。于是，我兴冲冲地用学校商店的电话向母亲请了假。中午放学后，我们便迫不及待地去城里坐车。

　　上车后，售票员给我们一人发了一个塑料袋，说是晕车能用得上。售票员反复叮嘱到了上桑路段尤其要坐好，千万不能站起来。见我露出疑惑的神情，芳芳解释说，上桑路是从上峪口到桑树坪的一段山路，她曾目睹一位老者在途中站起来摔倒磕破了头。

　　这便是我与上桑路第一次结缘。

　　从城里到桑树坪矿有一个多小时的路程。宽敞的马路边栽种着两排高大的白杨树，随着车子的前进，白杨树欢快地后退着。金色的阳光洒下来，微微的凉风吹进车窗，我们如同笼里放飞的小鸟，欢声笑语不停。

　　大约半小时后，车子从108国道拐到上桑路，画风突变。公交车开始剧烈颠簸，沿着一条由水泥和石子铺成的山路，蜿蜒而上。路面坑洼不平，或宽或窄，时有落石挡道，致使车身左右摇摆。公交车不知道拐了多少个急弯。爬到半山腰的时候，有人开始哇哇地呕吐起来。我看向窗外，一侧是怪石嶙峋的峭壁，一侧是数十米的深渊。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手心里全是汗。

　　为了缓解我紧张的情绪，芳芳讲起了上桑路的故事。芳芳家祖祖辈辈都住在桑树坪，上桑路没修建之前，这里只有一条羊肠小道通向山外，行走其间，一不小心就会跌落悬崖，村里人把出山看作“渡劫”。她的曾祖父年轻时进城办事得骑着驴，早上天不亮就出发，晚上才能赶回来。她裹着小脚的曾祖母一直跟到村口，直到驴脖子上的铃铛声听不见了才肯回去，晚上又站在村口等，直到把人接回来才放心。芳芳说，她的曾祖母一辈子没出过山。上世纪70年代后期，煤矿搞基建时修了上桑路，用来搞运输。

　　车辆绕过杨家岭，桑树坪矿依稀可见，办公楼、家属楼等建筑物突兀地出现在山沟里。四周除了一座又一座的荒山，还有散落的村庄。从远处观望，桑树坪煤矿仿佛乱山中凭空擎出的积木托盘。

　　后来，我忘记了芳芳做的拔丝红薯的味道，在上桑路坐“过山车”的体验却记忆深刻。再后来，芳芳考上北京的一所重点大学，并在北京成家立业。而我，成了桑树坪煤矿的一名工人。

　　2003年，我去矿上报到。母亲背着铺盖卷送我，坐着公交车，走的就是上桑路。母亲一路上眼泪没停。

　　从此，我开始与上桑路为伴。

　　山区的生活单调乏味，我每周五下班后准时搭车回家。平时还好，一到雪天，即便公交车装上防滑链，跑起来也如同牛拉车，很是闹心。在这条路上，我曾接到过无数次母亲打来的电话，询问路上的情况。

　　岁月流逝，我慢慢与曾经的梦想渐行渐远，习惯了上桑路的颠簸与崎岖，亦如认定了自己煤矿工人的命运。2005年，我在矿上谈了对象，结婚生子。孩子的到来，让原本不富裕的生活更加拮据。为了节省两个人出山进城来回40元钱的路费，我们选择了骑摩托车。于是，每到周末，便能看到一辆载着两个人的摩托车在上桑路上疾驰。

　　爱人戴着头盔，我嫌太重，只在头上顶一件工作服，来抵御煤尘煤灰。当然，我们也不忘在山顶的路边稍作停留，去触摸一枝春日的桃花，或者观赏秋天漫山的红叶。进城之后，倘若先回娘家，进门第一件事情就是洗脸。倘若先逛街，就要拿出提前准备的湿毛巾，对着摩托车的后视镜把脸擦干净。镜子里的整张脸除了眼睛和牙齿，其他部位都是黑黢黢的。这个时候，我们往往先做个鬼脸，大笑一番。

　　2013年7月1日，我调到了矿上宣传部工作。不久后的一天，部长匆匆推开办公室的门，告诉我农民企业家修的桑树坪隧道在剪彩，让我去现场采访。我和同事凯哥立刻提着设备开车前往。远远就看见隧道口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扭秧歌、摇花杆，热闹非凡。剪彩结束后，隧道正式运行。我们开着车激动地在里面走了3个来回，道路平直、灯光明亮。隧道开通后，从上峪口到桑树坪驾车只需8分钟就能到达。我回到办公室准备当天报道的稿件，文档打开的瞬间，眼泪就出来了，心里满是说不出的酸楚。

　　隧道开通后不久，我们就买了一辆私家车，从此告别了骑摩托车进城的日子。在接下来很短的时间里，桑树坪矿周边大大小小上百座小煤窑开始逐渐关停。上桑路沿途的杨家岭、胡岭、卫家庄等村庄也陆续搬迁到政府修建的新农村。

　　上桑路的使命结束了，我与上桑路的缘分也走到了尽头。如今，上桑路鲜有人去，但这条路承载了我十年青春、十年酸甜苦辣，它将永远存在于我的记忆中。

来源：韩城日报

陕西网韩城站（编辑 王美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