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那些事-宋教仁被刺

1912年底，曾长期扶持孙逸仙的桂太郎第三次上台组阁。

得此消息，孙逸仙感到有了造反的底气，于2月10日匆匆离沪，以考察日本铁路的名义赴日寻求支持。

而杀掉陶成章后，陈其美得以收编浙派人马，势力膨胀。

他也对宋教仁解散同盟会极为不满，认为宋教仁改会为党坏了帮规。

作为上海青帮大老，陈其美的青帮党羽遍布上海、江浙。

应桂馨是青帮“大”字辈头目，受陈提拔重用。

暴动前后，陈帮应摆平了宁波强占民房事件，应助陈暗杀了政敌张献贞，陈再帮助应摆平命案，派应担任孙逸仙卫队长。

临时政府解散后，应在陈支持下成立了自认会长的青洪帮及哥老会的联合公口——中华国民共进会（陈其美、应桂馨、吴乃文是三个核心人物），在上海的酒楼、饭店、妓院、赌场等布下的眼线，替陈搜集情报。

在对待宋教仁问题上，应桂馨安排了栽赃袁世凯及总理赵秉钧的伪证——与内务部秘书洪述祖、赵秉钧的往来函电多件。

在国民党取得国会选举胜利时，宋教仁的同乡刘白（字羹臣）风闻会众中流传宋另组新党坏了帮规之言，提醒宋防范加害。

宋在复信中说：

“闻本党有内哄，前日兄来电警告弟以危象，然弟总料其未必有如是之甚，纵小有波澜，当不至于成大风潮，放眼观察人才之高下，有此能力者固不多也；且目下之形势，未必能于将来亦可包括，吾人既不争目下，则将来自有将来之局面，又何足忧，请兄不必怀杞人之念也。”

3月22日，在应桂馨的安排下，由吴乃文亲自联系的刺客武士英，在吴乃文亲自带领导下，一同三名国民党人，前往上海沪宁火车站对宋教仁行刺。

刺案发生后，袁世凯电吊宋教仁，严令江苏都督缉拿凶手。

在日的孙逸仙反应迅速，一面通电要求严究凶手，一面要求日外务省勿助袁世凯，同时动身回国。

三天后，孙逸仙回到上海，接收了国民党的领导权，召集国民党高层开会，在会上提出“联日讨袁”，起兵讨伐北京民国政府。

不明真相的黄兴主张循法律程序调查，谓：

“南方武力不足恃，苟或发难，必致大局糜烂。”

“民国已经成立，法律非无效力。”

孙逸仙阻止司法调查程序，谓对付袁世凯只有武力讨伐。

黄兴不知道，孙逸仙此时担心的是司法调查程序将使他与陈其美策划的刺宋案真相败露。

由于陈其美事先早有栽赃布置，江苏警察厅迅速查获了凶手与洪述祖之间往来电稿。

司法调查程序开始后，江苏都督程德全将查获证据公布，法庭破天荒地传唤国务总理赵秉钧到庭。

就在此时，凶手武士英在受陈其美控制的上海模范监狱被人灭口，使调查程序无法继续。

民国总统袁世凯和国务总理赵秉钧顿成声讨的对象，原本进展顺利的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合并，举袁世凯、黎元洪、梁启超分任总理、协理的计划泡汤，连推动三党合并的梁启超也因拥袁而备受责难，三党的不少党员改变支持袁世凯的立场，三党合并后在议院争得多数的希望落空，赵秉钧成杀人嫌犯，声名狼藉。

不久，嫌疑人应桂馨和赵秉钧也被灭口，公布所谓证据的程德全遭到国民党人追杀。

随着主要嫌疑人被灭口，宋案司法调查程序不了了之。

各界根据栽赃资料的指引，指袁世凯、赵秉钧为宋案的幕后主使，国民党人控制的《民立报》、《民权报》充斥讨袁檄文。

国民党人后来神化孙逸仙，编造了袁世凯因怕宋教仁控制国会使他无法当选正式大总统而杀宋的故事。

然而，明眼人不难看出制造宋案嫁祸袁世凯的设计：

第一、国民党虽为当时国会第一大党，但只控制四成议席，袁世凯得到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三党合并组成）和其它党派的绝大多数议员的支持，当选总统并无悬念。

第二、若说袁世凯和赵秉钧蠢到留下一系列关于谋杀的往来函等待下台，再派刺客到上海监狱将刺宋案凶手灭口殊不可信，况且，这些“取证”、灭口等行动对袁世凯而言力不能及，但对控制上海地区的陈其美则易如反掌。

从栽赃角度来看，陈其美预先伪造函电证据，在调查审判程序开始后灭口阻止调查是合理的设计。事实上，陈其美在案发后安排手下将有关材料全部销毁。

第三、宋教仁与孙逸仙在理念上存在重大分歧，在日记中多有指责孙逸仙人品之词。

第四、宋将袁世凯看成是自己的知己和事业同路人，在信中和竞选演讲中盛赞袁世凯而不提孙逸仙，临终前最后的遗嘱是口述电文致袁世凯：

“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捭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仁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见纳。”

第五、孙逸仙在宋案前就提出过“二次革命起兵”之说，了解情况的共和党人曾指称国民党向日借款购械，准备谋割据东南。

宋案后，孙逸仙极力阻止司法调查，迫不及待地发动武装叛乱。

梁启超分析说：

“宋案确与政府无关，系同盟会人自屠。”

第六、本案的最关键人物吴乃文自宋教仁遇刺后，就人间蒸发了；在国民党的报纸和史学里，再也没有出现这个人了。

而一系列事实让人相信，宋案不仅是：

“同盟会人自屠。”

更是孙逸仙发动“二次革命”计划的一部分。

宋教仁的日本挚友北一辉也得出与梁启超一样的结论。

北一辉长期任宋教仁的助理，与孙逸仙身边有宫崎滔天，黄兴的身边有萱野长知一样，负有代表日方支持之责。

北一辉对宋遇刺极为悲痛，展开独立调查后提出了宋案系孙逸仙与陈其美所为的结论。

还有一些事实支持梁启超、北一辉的结论。

例如，《孙逸仙年谱》1912年的记载几乎详细到了每一天，而从孙逸仙从宋案前在沪活动到案后由日返沪，即1913年初至3月27日期间记录空白。

显然，这期间的记录是因后来神化孙逸仙的需要被隐瞒。

会党之间没有妥协精神，有了冲突互相暗杀并不奇怪。

宋案之前，孙逸仙、陈其美曾合作杀了反对派领袖陶成章，宋案后不到两个月，陈其美又暗杀了拥护袁世凯政府，反对孙逸仙发动“二次革命”叛乱的扬州军政分府都督徐宝山，显示出孙、陈合谋暗杀与“二次革命”叛乱间的关系。

宋案十年后，孙逸仙有言道：

“自己当年不甘心被宋教仁、黄兴等一般（帮）旧革命党人所制。”

他的信徒戴季陶后在《三民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一书中抨击宋教仁，谓：

“与反革命的官僚妥协，以图在短时期内掌握政权。公平的批判起来，革命党的第一个罪人，实在是桃源渔父。”

这些言论是梁启超、北一辉结论的另一注脚。

4月8日，第一届国会在宋案的阴影下开幕。

梁启超代袁世凯致词：

“我中华民国第一次国会正式成立，此实四千余年历史上莫大之光荣，四万万人亿万年之幸福。世凯亦国民一分子，当与诸君子同深庆幸”，并高呼“中华民国万岁！民国国会万岁！”

随后，国会进行了参众两院议长、副议长的选举。

国民党为一方，拥袁的共和、民主、统一三党为一方展开了竞争。

国民党要求记名投票，三党要求无记名投票。

由于国民党的会堂组织特性，记名投票对国民党的政治对手意味着的人身风险。

结果，国民党在宋案阴影的投票中再胜，国民党籍议员张继、王正廷当选为参议院正、副议长，国民党人控制了参议院。

众议院选举在共和等三党议员坚持下采用了无记名投票选举，结果民主党的汤化龙、共和党的陈国祥当选正、副议长。

宋教仁死后。

“倘许我作愤激语，神州当与先生毅魄俱沉，号哭范巨卿，白马素车无地赴；便降格就厉害观，何国人忍把万里长城自坏，从容来君叔，抽刀投笔向谁言。”

这是汤化龙挽宋教仁联，曾传诵一时。

但汤化龙于1918年出国考察时，在加拿大维多利亚市被孙逸仙授意国民党人王昌刺杀身亡。

为了纪念宋教仁，1913年4月25日，谭人凤等人就致电北京政府要：

“为宋教仁铸像，开设公园。”

最初选址在徐家汇附近，但因该处离宋教仁遇难处过远，遂将墓地确定在接近北火车站的宝山县象仪巷乡间，辟地10余亩建墓园。墓地占地0.6公顷。

但是因种种原因，几经周折。

康宝忠撰文，于右任书丹《宋教仁墓志铭初稿》

1924年6月，革命党人在闸北地区买了一块墓地，将宋教仁安葬于此，请于右任、康宝忠二人为石像题语。

底座背面刻于右任所书的铭文：

“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记？为直笔乎？直笔人戮！为曲笔乎？曲笔天诛。於乎！九泉之泪，天下之血。老友之笔，贼人之铁！勒之空山，期之良史。铭诸心肝，质诸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