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星揽史说

编辑|星揽史说

近千年来，包拯一直成为妇孺皆知的清宫人物，称道者不绝，后人闻其风采，起敬起畏，并将他的“忠孝大节，议论风采，著于庙堂，闻于天下，传之后世，载诸史册”。

尤其在民间，包公戏屡演不衰，代代相传，成为历代人民歌颂和敬仰的清官代表。但是，一般人对他的了解，多是从传说和戏曲中获得的，而对于他的治国思想和历史功绩，却知之不多。

穷书生的成才之路

包拯，字希仁，庐州（今合肥市）人，生于宋真宗咸平二年（公元999年），卒于宋仁宗嘉祐七年（公元1062年），时年64岁。

包拯少年家贫，28岁考取进士，是他从政的开始，他的整个政活动全在仁宗皇帝执政时期，也就是从公元1027到1062年间，其中除去辞官养母10年，前后共20余年仕途生涯。

先后担任知县、知府、按察御史、西北转运史、天章阁待制、开封府知府、枢密副使等职，并出使过契丹，后封为龙图阁直学士。

仁宗时期，政治日趋腐败，经济出现拮据，内忧外患接连不断。其主要表现是：在政治上，朝廷内外，官场腐败，上下官僚勾结，贪赃枉法，欺压百姓，搜刮民财。

官僚机构重叠，升官不论政绩，做官不尽其职，有的甚至不顾廉耻。有人曾对当时官场估价说，十个地方官员中找不出一个像样的。

在经济上，他们对地主阶级采取宽容的政策，放任对农民的剥削，造成“耕不免饥，蚕不得衣”，“不耕不蚕，其利自至”的贫富悬殊局面。

据有关资料统计，全国有十分之七的土地落入地主之手，并不向国家交纳赋税，给国家财政带来了严重的困难，军事上，军队人数的激增，引起了军费的猛涨。

在军队内部，常常是将不专兵，军纪松弛，训练不严，站不成行，走不成列的武备失修状况。因此，外敌不断侵扰，向其施加压力。

特别是在金的高压下，几乎成为附庸。这就造成了“死者道路积”，“恸哭去如织”的社会悲剧。阶级矛盾的不断激化，引起了社会动荡不安，农民起义“一年多如一年，一伙强似一伙”。

就是在这样一个衰落的时代，包拯上接皇帝，下连百姓，奔走呼号，为民请命，为国扶君。因而，他既得宠于帝，又受尊于民，在风风火火的动荡年代，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治国主张。

这些主张“谏诤割切，举刺不避乎权势，犯颜不畏乎逆鳞，明当世之务，务引其君于当道。词气森严，确乎不拔。百世之下，使人读之，奋迅其精神，发扬其志节，炳炳娘粮，光前振后。”

用人之得失

在包拯的《奏议》中，可以说很多篇幅都涉及到择官用人的问题，这是关系到国家兴衰的根本问题。“天下之事，有善有恶，任善人则国安，任恶人则国乱”。

而在北宋王朝，恰恰在这个问题上酿成祸根，成为不治之症。当时的苏轼、孔文仲就说：“不知吏部以有限之官，待无穷之吏；户部以有限之财，禄无用之人。

而所至州县，举罗其害。”后人赵冀也说：宋代的职官“荐辟之广，恩荫之滥，杂流之猥，祠禄之多；日增月益，遂至不可纪极。”这些话都是对当时择官用人制度以及所造成的严重后果的最好的讽刺和鞭鞑。

包拯针对如此弊病也大胆地上书皇帝，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臣谓今之切务者，在择政府大臣敢当天下之责，独立不惧，而以安危为已任者，委以经制四方。”

这句话清楚的指出，皇帝治理天下，在朝廷内部要选择那些“敢当天下之责”，“以安危为己任”的人，充当国家的最高权利者，只有这样，国家才有希望。

他还进一步分析说：“方今天下多事，边鄙未宁。政失于宽，而弊于姑息。士驰于务，而幸于因循。固宜推择真贤，讲求治道。外则黜郡守县令不才贪懦苛虐之辈，以利于民。

内则辨公卿大夫无状谄佞朋比之者，以肃于朝。杜绝回邪，振张纪律，可使教惇于上，民悦于下，足以导迎和气，驯致太宁，不亦盛哉！”

这段话，内容更加丰富，他既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又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并且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以及所产生的良好后果。真乃是良心苦口，切中时弊，一针见血。

给皇帝提意见

宋代初期，有户口96785万户。，而到宋仁宗时，在册户口增加到10964434万户，人口的发展给社会的发展带来了相应的动力。

同时它又给宋王朝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再加上天灾人祸时有发生，下层人民处在“朝不谋夕”、“流亡日众”的灾难之中。

甚至使社会发展到“盗贼充斥，聚集成群，大者近百人，小亦不下数十人，所在剽虏，官司不能禁”的严重地步。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包拯以民为本，站在人民一边，奔走呼号，稳定社会，安定民心，发展生产，救灾救民。

他认为：“年凶则民饥，饥则盗起，盗起则奸雄出，奸雄出则不可制矣。”四凶此，他不怕冒犯威颜，多次上书，直言谏诤，提出许多切实可行的措施，归纳起来，主要的有以下几种：

减免赋税。北宋王朝向土地所有者征收田亩税，夏秋两季各一次，夏税收钱，或折纳练布、麦之类。

衣民不仅如此向国家交税，而且还受地方贪官污吏的种种额外压榨，使农民…税收一项就喘不过气来。到宋仁宗时，各项杂税，包括盐、酒、茶等都猛涨。“

凡百赋率，坏一倍”,“下至果菜，亦皆加税”是最好的写照。苏试在《吴中田妇叹》中唱出了纳税者的不官僚的残酷，“卖牛纳税拆屋炊，虑浅不及明年罚。

宫今要钱不要米，西北万里招羌以民在丰年之时难以承受赋税的压力，灾荒之子州更是及口如年。

有一年冬天遇到大雨雪，冻折桑枣树极多，桑枣蚕只有三、五分的收成，大小麦又不熟在这种情况下，陈州地方官员却让农民按大小麦每斗纳钱140文，每斤土盐纳350文的元定交税。

包拯得知此情，他立即上书皇帝，指出这种“非常暴敛”的征收，必然造成“小民众困”。他建议必须改变这种征收办法，而应该“依现今在市二麦实价，估定钱数，令民取便送纳见钱。

四在江淮、两浙、荆湖等州，受灾之后，按照惯例，税额不变，照数纳税，包拯为了人民的利益，曾四次上奏，请求将“诸般支移折变，只令各纳本色”。

否则，“不愿就力如构，上下招象……横众事我”，就必然造成“流亡相应而起，涂炭郡邑”的恶果。

开荒种地。它既可以减轻农民负担，解决吃饭问题，又可增加国库收入。特别是一些为部队牧马的草地，如果让农民开为熟田，则能增加更大的收入。

如河北漳河阿岸的淤地，实际是一片肥沃的土地，却让邢、洛、赵三州驻军占去15000多倾，每牧马一匹占草地115亩，这实际是一个极大的浪费。

因此，他上书皇帝，要求将这些草地耕为熟田，粗略估算一下，它可供9340户耕种，每年共约出谷子87500余石，小麦31200余百，秆草556000余京，绢800余匹。

“据一年所得，亦可置数倍鞍马，公私大利”，又况“与国家岁出斛斗万数。”这样于国于民部有极大的利益，岂不两全其美。

控制开支。这主要是反对一些无用项目的开支。特别是官廷中的一些基建项目，有的甚至是皇帝亲自批准的，他也竭力反对，以节约开支。

宫廷中的“上清宫”，它是仁宗的上祖太宗在端拱、至道年间“以崇无为之德”修建的，后不幸失之于大火，焚为一片灰烬，而当他听说“陛下存留道众，似有缮修之意”时，他阐明大义，说服皇上停止修缮的意图。

他说：当今“天下多事，调发旁午，帑藏未实，边邵未宁，岂可先不急之务，重无名之率哉。”愿皇上“推仁慈之德，念疲敝之俗，旦务安之，安之之理，岂忍重困也。”

图仁宗采用了他的意见，结果到神宗元丰以后至哲宗元药年间，才在旧址上重建了“清储洋宫”，仁宗的意图在后拖了几十年时间才得以实现。

分兵制

宋代的兵制可分为四种：禁兵、厢兵、乡兵、藩兵。禁兵最重要，也最精锐，主要任务是镇守京师。《宋史·兵制》中说：“禁兵者，天子之卫兵也：……皆以守京师，备征战”。

但是，当时朝廷在边塞要关兵员紧张时，也往往违背常制，将禁兵调往边关抵御外敌的侵略。对此，包拯有着极不同的看法，他严正地指出了这种做法的危害，他说：“京师者，天下之本也。王畿之内，列营屯众，此强本之兵也。

而国家近年以来，边陲有警，乃一例调发，则卫兵日削，恐非固宗社、制戎狄之长策也。”这种调发不已的结果，必然是“耗其财力，而弱其根本”，“善马精兵，悉出于外，扈卫骁锐，为之一空，卒以重其后害。”

那么，当边境地带有了战事，又如何辉决兵员的不足呢？他说，当今河北河东沿边地带，“兵寡财避，卒有急难，惟有民兵可用。”必特别是“河朔之民，皆禀气劲悍，义勇奋发。”

况且他们又“生习：那之利害，素谙戎虏之情伪。”画也就是说，河朔之地的人民，性格刚强勇敢，他们既知道边境的利害关系，又熟悉外敌的真情实况。

如果将他们招为士兵，镇守边关，肯定有好的结果。这是其他士兵所无法比拟的，也是禁兵所不可及的。只有这样，就是在“北虏诡诈万状，声言比，机城留，点采平马”四的情况下，内有禁兵固守东皱，外有画共抵御爽寇，内外岂不安然无恙？

结语

包拯生在一个以道学思想为正统思想的社会，并又作为朝廷的命官，他自然的要接受这种思想，甚至是紧紧的追随，这无论从事实上讲或是从理论上讲，任何一个统治阶级中的成员，都为本阶级的统治做出努力，是正常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