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说观念作用于人的内心，并以“德言”“慎言”等具体观念作为思想的导向，形成针对君主和士人言论的约束之力。

言论制度作用于人的外部行为，其中既有谏制与议制这种开阔言论空间的制度传统，也有针对言论与思想传播的控制手段。

那么言说观念与言论制度具有“共生”的关系与“合一”的逻辑，它们到底在中国古代言论秩序构建中到底有着什么样的作用？

君主权力

在中国古代的君权社会，保持君主权力的核心性与强大性，既是君主个体的利益追求，也是统治阶级为了回应政治合法性，从而维护政权稳定的现实需要。

君主权力的强化与制衡在中国古代政治体系中，君主扮演着权力中心的角色，无论是先秦时期的分封之制，还是秦以后的封建政治体系。

若追溯政治权力在人间的源头，最终指向的都是君主，君主权力的变动影响的是政治体系的整体演进。

在此过程中的君权强化与制衡，是言论秩序之所以不断发展的现实根源，放眼于中国古代历史的整体进程，君权随着封建社会的建立与发展而不断强化。

但与此同时，为了维护君权社会的脆弱政治平衡，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也设计了一系列限制君权的措施。

君主权力的不断强化在政治建构中，权力来源是第一重要的事，一切权力的终极来源只有两种可能:神授和民授，即神性合法性和人性合法性。

中国古代的君权是来源于上天的神性权力，君主也被称为“天子”，为了不断强化君权和巩固君主地位，君主角色的神圣化成为中国古代历史进程中的优先政治选择。

君权与神权的连接还体现在具体的行为之上，比如凭空制造谶谣是就中国古代统治者常用的神圣化手段。

此外，君权的强化还体现在权力的集中化，权力的集中化首先表现为中央集权的不断增强。

秦代确立了君主专制体制，同时实行郡县制，极大增强了皇帝对于地方的掌控能力。

汉代设立刺史代天巡狩，监察地方官员，树立中央权威，宋代设立枢密院分割兵权，加强皇帝对于军队的掌控能力。

明清时期则通过设置厂卫制度和密折制度，进一步压缩地方官员的权力操作空间，增强皇帝的个人威信。

中国古代君主权力集中化的另一个方式是削弱相权，从汉朝的“内外朝制度”到隋唐时期的“三省六部制”。

以至明清时期朱元璋废除丞相，雍正设立军机处，导致相权逐步衰败直至消亡，观念与制度的“内外合一”。

君主并非任意而为的角色，君主的权力也非随意地进行集中和加强，中国古代的统治阶层首先追求的是权力的稳定性。

尽管君主制度是封建王朝的基本制度，但它并非意味着君主凌驾于一切之上，那么君主制度本身，到底受到哪些君权制度的限制呢？

君主权力的约束性

在君权和言论秩序的关系中，君权体系作为根基而存在，言论秩序建立其上，根基动摇则秩序难存。

权力体系是一个整体性的机制，其中既包含最重要的君权，还包含了其他权力，比如天权、官权等。

在君权整体上加强的历史进程中，君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强弱不等，因此也就使得政权的稳定性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性。

同时使得言论空间也在历史进程中变得时而开阔，时而逼仄，在君主权力在权力体系中过于弱小时，政权难以保持稳定。

但言论空间也因此变得相当开阔，比如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百家争鸣，当君主权力强度在权力体系中保持平衡时，政权就能够保持稳定，言论空间也相对开阔。

比如唐宋时期的言谏与公议之风，当君权过于强盛时，权力体系便不复平衡，不但政权难以保持长期的稳定。

而且言论空间相对狭小，比如秦代的“焚书坑儒”等，言论秩序的构建一方面依靠外在制度与规则的行为限制。

孔子曾经提出“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展示了这样一个观念，即言说是人与生俱来的基本能力，但言论不等同于好的言论。

如何评价一个人的言论是否是好的言论，就要看言论是否对应道德，达到“言以载道”的境界。

在这种言说观念下，人们不应该只停留在言这一层面，而是应该将自己的言论拔高至“德言”的高度。

让自己的言论成为“照应、连接天道与道德的媒介，表达天命、道德所向”。

当德言作为一种具体的言说观念成为理想目标时，人们的言论行为就被这种深层次的思想导向所约束。

这种约束不是强制性的，却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

此外，以君主为代表的统治者也不能避免言说观念所带来的约束力，甚至对于士人的言论观念约束到达君主这里时反而变得要求更高。

其实君主的言论牵动着众生的命运与政权的前程，所以中国古代社会对于君主，有着更加全面和深度的言论观念约束。

言谏制度与议的传统

无论是君主还是士人，都会在思想上受到言说观念的深层次影响，并在言行实践中得以体现。

对于君主而言，秉持慎言观虽能体现“一言九鼎”的权威性，但这也意味着君主平时的言论要慎之又慎。

在政治上，君主虽享有崇高的地位，但在思想上，君主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言论观念的约束与影响。

对于士人而言，“慎言”与“多谋”的言论观同样至关重要，“慎言”对于君主而言是权力与地位的“稳定器”。

士人而言则是关乎生死问题的“保命符”，在明清时期，士人稍有不慎就有被卷入不必要的风险。

但在中国古代社会，士人群体已然进入统治阶级的范畴，难以通过退避书斋而远离权力漩涡。

因此对于士人群体而言，慎言不是不言，而是要“谋定而后动”，在说出言论之前做好充足的思考与准备，在君权的高压之下规避风险，保全自身。

言论秩序的建立，仅仅依靠观念教化与思想引导是不够的，还要依靠外在和具体的政治制度来对人们的言论行为进行规制。

使得人们既在内心深处认同言论观念，也在言论行为上符合制度规范，达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地步。

言论制度中的言论自由在中国古代的君权体系下，人们的言论固然会被重重限制和约束。

但这并不意味着古代言论空间的完全封闭，其中仍然存在言论自由的空间，并在言论制度中体现出来，具有代表性的比如言谏制度与议的传统。

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已出现了谏言之官的雏形，如舜之“纳言”、商汤之“司过之士”等。

在西周时期，《周礼》中就有了“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的记载，秦代设立“谏议大夫”，成为最早的专职谏官。

唐代设立专谏制度，谏权获得独立，谏官入阁议事自此开始制度化。

到了宋代，谏院独设，台谏合一，谏官的权力更大且不惧君权的压制，使得宋代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开阔言论空间。

言谏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制衡了无限膨胀的君权，纠正了一部分不合理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国家权力体系的稳定器，延长了王朝的存在寿命。

但言谏制度的言论自由只是相对的，在政治稳定、明君当政的时期，言路畅通而言谏有力。

然而当朝纲动摇之时，言谏便成为言官求取功名的手段，更何况“讽谏传播由卑向尊流动，但又终结于尊”。

在此过程中，言谏的指向对象——君主，才是权力体系中至高无上的存在，言谏制度也就不可避免地具有了天然的软弱性。

因此对其“评价也不宜过高”，除了言谏制度之外，议的传统同样也开辟了一定的言论自由空间。

议的传统不但与政治决策机制紧密相连，减少决策环节因君主独断引起的政令偏谬，并且在朝堂之外也形成了言论相对自由的空间。

言论秩序下的传播控制中国古代的言论秩序，虽然有着言论自由化的一面，但这种言论自由既是有限的，也是不稳定的。

在君主权力不断加强的历史背景下，言论空间逐渐被权力所侵蚀，虽然中间存在言路相对开阔的朝代如宋朝。

思想作为言论行为的根源，控制思想的传播就是控制言论的传播，因此历代统治者尤其重视对于思想的控制。

早在秦始皇时期，就实行了焚书坑儒的举措，通过暴力手段压制儒家思想的传播，从而控制人们的思想与言行。

禁书运动在秦之后并未消失，而是到达明清时愈演愈烈，大量的书籍被查禁和销毁，清代编纂的《四库全书》本质上就是禁书运动的产物。

除了暴力手段的禁书之外，还有更加隐晦的一种思想控制途径，那就是利用科举来进行思想的控制。

科举制度是国古代社会中的重要制度，的确有其正面化的历史意义，但是科举的另一面是实现思想的统一化。

科举制到了明清时期，不但内容严格限制，不允许考生有过多的个人见解，甚至连考试格式也僵化成为八股文。

这种潜移默化的思想控制，效果虽不如禁书来得直接，但是却更加深远与全面……

言说观念与言论制度的秩序合一性

中国古代言论秩序的建立，不只是言论观念或言论制度的单方面构建，而是两者的相互映照，互相补全的结果。

事实上，观念上的理论与现实中的制度之间的确存在着密切而深度的联系，正如钱穆先生所言：

“任何制度，断无二三十年而不变的，更无二三百年而不变的，但无论如何变，一项制度背后的本原精神所在，即此制度之用意的主要处则仍可不变。”

在此举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在中国古代，“一言兴邦，一言丧邦”是言论观念的“纲纽性认识”，这种观念将言论重要性提升至国家兴亡的高度，从而告诫人们要秉持“慎言”的言论观。

“慎言”的言论观长期存在于中国古代历史中，使得古代的言论秩序往往是森严的，言论行为的表达常常是僵化与隐晦的。

言说观念在言论秩序的构建过程中，更像是一种“先行者”的角色，统治者传承适合用来构建秩序的部分并进行适应性的解读。

不符合秩序构建目标的言论观念则逐渐隐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

言论制度作为秩序构建过程中的“后行者”，对于言说观念是一种落实与更是秩序之所以能够形成的外部保证。

由于观念上的约束是间接的，难以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因此需要对言论观念进行制度化的处理。

在中国古代言论秩序的构建过程中，言说观念与言论制度是缺一不可的，这体现在两者的任一缺失都会导致言论秩序难以保持稳定。

长此以往，通过言说观念与言论制度双管齐下，就可以实现言论秩序长期处于稳定的状态。

因此，言说观念与言论制度在构建中国古代言论秩序的进程中难以分割，它们存在着“共生”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