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暂停上调医保个人缴费标准

这个提案无疑是受到广泛欢迎的，毕竟在医保上节省开支是每个人都期望的。很多人可能并不完全理解医保的深层意义或其社会作用，他们更关注的是直接的、可见的利益——这是人之常情。尤其是对于农民朋友们来说，他们希望的是切实可感的好处，能够减轻他们的经济负担。这种渴望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关乎他们的日常生活和未来的安全感。医保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社会公平和福祉的问题。它体现了一个社会对其成员的关怀和保障，特别是在面对疾病和不确定性时。因此，这样的提案反映了人们对于更加公平和可持续医疗保障体系的期待。

尤其这几年，老百姓表达了对医保个人缴费上涨的担忧。这不仅是几个人的烦恼，而是一种普遍现象，连那些负责催缴的村干部也感同身受。从2021年到2022年，城乡居民医保的参保人数减少了2517万，这一数字背后，是农村居民对逐年增加的费用的真实反应。

曾经，新农合的10元缴费门槛让许多人愿意参与。然而，随着缴费标准升至380元，许多人开始退出，因为这个数字对于普通农民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这种变化反映了一个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如何在保障基本医疗服务的同时，确保医保制度的可持续性和公平性。这是一个需要政策制定者、社会各界和农民自身共同思考和解决的问题。医保不仅关系到个人的健康，也关系到社会的整体福祉。在寻求解决方案的过程中，农民的声音和需求应当被充分听取和重视。

2.明确支持"职业打假人"打假行为

在我们这个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时代，打击那些假冒伪劣的产品，真是保护消费者权益的一场硬仗。咱们得鼓励大家，包括那些专门打假的人，参与进来，用惩罚性赔偿来给他们点动力，这不光是激励，还能让社会监督起来。这些职业打假人，就像是市场的清洁工，他们弥补了监管的空白，也让大众更愿意站出来。

现在假货到处都是，骗子也越来越猖狂，咱们只有零容忍，才能让他们有所畏惧。法律得伸出它的长臂，公平地打击所有的假货，不管是谁揭露的，普通人还是专业的打假人。他们的努力，揭露那些不法之徒，这种行为值得咱们鼓励和支持。

至于打假的初衷，是为了公共利益还是私人利益，这都不是咱们应该关心的。重要的是，打假能不能揭露事实真相，能不能帮助清理市场。那些生产和销售假货的行为，才是咱们应该关注的问题。打假，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只要是为了正义，就应该得到认可和尊重。这不仅是维护法治，也是坚守公平交易的原则。

3.增加年假，落实带薪年假

带薪休假理应成为一种真正的休息和恢复时间，而不是“隐形加班”的另一种形式。许多打工人的经历是，他们期待的放松和自由常被工作的紧急呼唤所打断。

如何确保员工在休假期间能够完全脱离工作，享受到真正的休息。这不仅是关于个人的工作生活平衡，更是关于企业文化和劳动法规的反思。在这个问题上，社会、企业和立法者需要共同努力，寻找平衡点，以保护打工人的合法权益，让带薪休假成为一种真正的休息方式，而不是工作的延续。

此外，还需要明确劳动法实施中的一些关键问题。应该取消“自愿加班”的概念、降低劳动仲裁门槛、增加企业违法成本，这些都是确保劳动法有效执行的重要措施。特别是增加企业违法成本，这可以大大提高法律的威慑力，促使企业遵守规定。

仅仅在政策上提出要求而不提供具体的执行方案，是难以实现预期效果的。全面落实8小时工作制和法定节假日放假，对于保障劳动者权益至关重要。

在基本的劳动权益都无法得到保障的情况下，讨论其他福利措施确实显得有些超前。这就像在基本的饥饿问题都没有解决的情况下，去讨论食物的多样化和健康问题一样，虽然正确，但并不切实际。

因此，任何关于劳动法的议案或提案，都应该首先确保能够有效地解决劳动者最基本的工作和休息权益问题，然后再去考虑其他的改进措施。

4.对资不抵债的房企该破产就破产

房子没造好就开始烧钱大戏，钱没了，大家却像玩儿热土豆似的，谁也不愿意承认包袱在自己手里。企业玩的是有限责任的把戏，地方靠着无限信用卡，城投公司债转股，债务变魔术，还能拿到银行的VIP待遇。

可怜了那些掏钱的老百姓，一旦信用崩了，就血本无归。

破产之后的兑付得有个先来后到。首先得保证交楼，毕竟居民的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那是血汗钱啊！然后是供应商，人家垫资也是真金白银。债权和股权，应该排在后头，毕竟投资有风险。

每次破产清算，都得像打麻将一样，大家围一桌，公平博弈。用集体诉讼来解决烂尾楼问题，是个好办法！

总之，这市场得有规矩和秩序，不然谁还敢玩儿啊？给弱者反制的能力，让市场健康发展，这才是硬道理！

5.调整法定结婚年龄最低至18周岁

说到全球的法定结婚年龄，这事儿可真是五花八门。俄罗斯那边14岁就能结婚，听着都觉得小呢。法国人得等到18岁，稳重多了。韩国和日本也差不多，男的得18岁，女的16岁才行。巴西和咱们中国的香港、台湾都是16岁起步。但咱大陆这边，男的得22岁，女的20岁才能领证。

不过呢，现在的情况是，中国人的平均初婚年龄已经上涨到了28.67岁，男性是29.38岁，女性是27.95岁。看来，法定年龄并不是大家晚结婚的主要原因。现在的年轻人，因为学习、工作、挣钱或者是个人的选择，都愿意晚点结婚。这些社会因素综合起来，比那个法定年龄影响大多了。所以说，结婚这事儿，还是得看个人的准备和选择，不是吗？

6.加大投入，让年轻人养育成本更低

降低养育成本的核心目标确实简单明了：

让养育孩子成为一件既经济上可承受又情感上满足的事情。

当前中国的出生率下降确实引起了广泛关注，因为它关系到未来的人口结构和国家的长期发展。解决这一问题需要综合考虑社会政策、经济支持、教育资源等多方面因素，以创造一个更有利于年轻家庭成长和孩子养育的环境。

为了激励更多的家庭愿意生育，我们必须创造一个环境，那就是，养育下一代能够带来经济上的回报。同时，我们应当致力于打造一个更加宽松和愉快的学习氛围，让孩子们能在没有压力的环境中成长。

7.开设养老照护专业，应对"人才荒"

在当前的教育体系中，养老护理专业的设置已经成为许多高等教育机构的标配。然而，这些课程与传统的护理专业在内容上差异不大，主要侧重于基础护理技能的培养。高校层面的养老护理教育似乎更注重管理和研究，涵盖了政策研究、养老规章制度以及养老机构建设指标等领域。

从就业市场的角度来看，养老护理专业的毕业生似乎面临着一定的局限性。他们主要被限定在康复、养老和护理等相关领域的工作中，而其他专业的毕业生则可以较容易地进入这一行业。这一现象反映出养老行业的门槛相对较低，且行业内部的职业发展空间和薪资增长潜力有限。

在薪资方面，技校毕业的养老护理员通常面临着较低的起薪，而本科毕业生的薪资水平虽然略高，但整体增长缓慢。这对于那些期待在养老行业中实现职业发展和薪资提升的毕业生来说，无疑是一个挑战。

所以总的来说，虽然养老护理教育在高校中得到了普及，但其在实际就业市场中的价值和效果仍有待进一步的探讨和优化。

8.放宽35岁就业年龄限制

目前的就业市场上，"35岁职业门槛"是一个备受争议的现象。这一现象源于一些用人单位在招聘时设定的年龄限制，通常要求应聘者年龄在35岁以下。

许多职场人士表示，他们因为这一年龄限制而面临职业发展的困境。尽管他们拥有丰富的工作经验，但在寻找新工作时仍然感到困难重重。

在国际上，大多数国家并没有设定类似的就业年龄限制。在这些国家，只要求职者符合职位要求，他们就有机会获得工作，无论年龄大小。这种开放的就业环境有助于充分利用各个年龄段的劳动力资源。

中国的企业可以考虑借鉴国际上的做法，通过放宽年龄限制来促进劳动力市场的活力。这不仅能够为更多的人提供就业机会，还能够帮助企业发掘和利用更多有经验的职场人士的潜力。政府和企业可以共同努力，通过制定合理的政策和提供职业培训，来支持所有年龄段的劳动者，从而推动劳动力市场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