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在苏北的罪恶

军统在苏北的罪恶

綦 岱 峰（作者曾任国民党新二路军总司令部少将政治部主任、一0七军政工处少将处长、军统局苏北工作站站长）

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蒋介石为了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就把汪伪政府的那些汉奸部队,都纷纷的发表为“先遣军司令”,或“新编某某军总司令”,来抗拒人民革命武装,继续为害地方。

伪苏北绥靖主任兼伪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孙良诚，就是在抗战胜利之后的第二天,就接到蒋介石发表他为先遣军司令的电报,过了没有多久,蒋介石又发表孙为新编第二路军总司令,命令他固守苏北的防务,继续抗击共产党。

汉奸孙良诚为了报答蒋介石的大恩，在特务头子戴笠飞到上海的时候，就派我充当他的代表，拿了他的亲笔信，到上海去见戴笠(这时我任新二路军总司令部少将政治部主任)。

我在上海杜美路72号和戴笠见面之后,毛森就把我叫到他的办事处里(我在抗战期间,任军统上海情报员的时候,曾受毛森的领导,后来我奉派到了南京,他撤退到金华之后,彼此就失了联系,抗战胜利后,我正渴望着与军统恢复关系,继续往上爬),问了我关于苏北的一些情况,和我个人近年来的经历后,他就叫我在苏北再替他做些工作。

这对我当时来说,真是喜出望外,这样我就可以由一个汉奸，一变而成为“地下工作者”了。我当时就向他要个名义，毛森问我：“你想要个什么名义？”我当时无从说起，不知道要个什么名义才好，就说请你看着办吧。

毛森就顺手拿了一张信纸，用毛笔当场写了一个派令给我，上面写着：“兹派綦岱峰同志为苏北工作站站长,此令。”下面署名毛森,盖了他的一个图章(这时毛森的公开职务是第三方面军总司令部第二处处长),告诉我晚上9点钟,在国际饭店请我吃饭。

这天晚上,在国际饭店见面的时候，除了毛森以外，还有一个军统特务朱岑楼，他是在抗战时期常和我秘密联系的熟人;另外还有毛森新派的一个苏北工作站副站长陶然和一个译电员、一个报务员,他们的名字我都记不清了。

毛森当时布置给我的任务是:一、把苏北共产党、新四军的活动情况及时向他报告;二、把孙良诚部队里的情况和团级以上干部的出身、政治背景,和驻地等情况报告他;三、尽快的把苏北的情报网组织起来,以新二路军政治部为基础,在部队驻地组织情报小组,搜集共产党、新四军的各种情报。

他当时配给我一部美国制的小型电台,叫我们马上回到扬州,进行秘密活动,每天用电报和他联系,不准我向任何其他单位或个人报情报,或作其他联系。

就这样,我和副站长陶然,还有一个译电员和一个报务员,带了一部电台,到了扬州。

大约是在1945年9月间,军统苏北工作站,就在扬州城内一家民房里秘密成立了(后来又搬到扬州城内花园巷一号,仍然是秘密进行搜集情报工作，对外不作任何联系)。

毛森最初对于苏北工作站的组织和发展，是抱了很大的希望的，他指示我们以新二路军政工人员为基干,在该军所到的地方,都组织情报小组。他并以第三方面军第二处的情况向我介绍说:“我的第二处由原来的十多个人,现已发展到几百人,因为我做的有成绩,随便用多少经费,汤先生（指三方面军总司令汤恩伯)都给我批,到处都有我的人,部队办不到的事,我可以办到。只要你们有办法去破坏共产党,用多少钱我都可以给你。”

但是由于我是在抗战胜利之后,才只身到孙良诚的部队里当政治部主任的,在部队里没有人事基础,同时各军、师的政治部,都是有名无实,都是由部队长指定他的私人或被刷下来的老部下带兵官,来担任个空名义,并没有正式的组织和活动。

因此我也无法运用这个政工组织来发展情报网；只是依靠苏北绥靖主任公署政治部主任高耀武在扬州利用的那一批党棍流氓,成立了三个情报小组。

扬州第一情报小组,组长是汪伪时期伪国民党扬州县党部委员戴鹏，是高耀武的旧属。他运用了十多个油头粉面的小流氓，进行造谣破坏。扬州第二情报小组,组长也是汪伪时期扬州县党部里的一个职员,他的名字名叫王忧,听说他曾干过中统特务,也是高耀武给我介绍的。他善与日军勾结,得到一些新四军在苏北地区的活动情报,后来被毛森监禁起来了。泰州情报小组,组长卢洁梅,是高耀武的姘妇,她名义上是泰州情报小组组长,实际她未离开过扬州。她自己也从未做过泰州地区的情报工作,不过她却运用了她们乡下来的一些小商贩，替她打听一些新四军在农村里活动的情况(她原来是乡下人,在城里彩衣街开了一个五洋商店,所以有不少的乡间小商贩,都在她店里歇脚、购货，无意中就被她利用了)。

另外，苏北工作站还派了泰州的一个情报员熊某和高邮的一个情报员孙某,叫他们在各地区成立情报小组,可是他们始终都没有组织起来。

当时我为了报领经费和夸大自己的组织和力量,曾向毛森虚报了仪征、盐城、六合等十多个情报小组,这些小组都是虚设的,并没有真正的组织,这是苏北工作站外勤组织情况。

苏北工作站的内部组织:设有站长一人,由新二路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綦岱峰充任，副站长一人，是由毛森亲自派定的他的学生陶然充任，译电员和报务员各一人，也都是由毛森直接委派的特训班新毕业的学生。还有一个会计兼事务,是我用的一个小同乡,名叫王吉祥。

苏北工作站的组织系统是由毛森直接领导的，人事、经费都由他负责，不与其他单位或个人发生任何关系。

苏北工作站的主要任务,是收集共产党、新四军在苏北各方面的情报,向毛森报告,另外就是监视和分化孙良诚的部队,企图把该部归并于汤恩伯,严防其投靠人民。当时苏北工作站的一切罪恶活动，都是秘密进行的。

一、苏北工作站从1945年9月间在扬州成立，到1946年1月初我离开扬州时，共约四个月的时间内,向毛森共约报了四百多份情报,其中有关于人民解放军和人民地方武装在各个战役中的战斗情况,及装备、活动地区等情况,这主要是由新二路军总司令部参谋处供给的材料。

另外是关于共产党、新四军和人民地方部队,在扬泰地区的各种革命活动,和各学校、团体中进步人士的革命活动,这主要是靠各情报小组的搜集。

再是由苏北绥靖主任公署政治部主任高耀武,向我提供了不少的关于孙良诚部队中团长以上干部的出身经历和政治思想、实力装备等情况。

这些情报,都是由美制的小型特务电台发出的,并根据毛森的指示,借新二路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的权力,组织纠察队,加强对水陆码头来往客人的检查，企图封锁运往苏北解放区的物资。

二、1945年秋，新四军准备解放盐城时，苏北工作站就把这个消息，报告给毛森，当时毛森就指示我调查盐城飞机场的情况,准备叫孙良诚乘飞机到盐城,给官兵们打气,企图坚决顽抗到底。

但是新四军很快就解放了伍佑(地名),包围了盐城,飞机已经无法在盐城机场降落了,这时我就报告毛森,请他转请中央派飞机前往盐城助战,轰炸新四军部队,这样就可大大鼓励军队的士气，盐城可以“固守无虞”。

毛森接到这个报告之后，就电请南京中央，两次派机轰炸盐城，据军长赵云祥被新四军俘虏获释后返回扬州时，当面告诉我说：当中央派机前往盐城轰炸时，盐城郊区的村庄，都遭到轰炸，新四军攻城的工事，多被炸毁，军民伤亡约有三百余名，但由于新四军英勇无敌，盐城还是很快就被解放了。

三、盐城解放之后，苏北工作站就得到情报，新四军将继续解放高邮。这时我除把这个情报报告毛森之外,就和苏北工作站副站长陶然商议如何加强高邮的防御,以图坚决顽抗，我们商议的结果，除了我当即建议孙良诚加派军统特务任经武为驻高邮的四十二师副师长之外(任原是盐城县长,盐城解放时他被俘,受到新四军的宽大,他就星夜逃回扬州,是个坚决反人民的家伙)；我还亲自乘小火轮到高邮，与四十二师师长王合民研究坚决顽抗到底的办法,并布置特务孙某在高邮成立情报小组,暗中监视师长王合民的作战情况,及时报告苏北工作站。我当时并在师长王合民的陪同下,视察了高邮城防工事,认为是可以顽抗的。

四、当高邮城还未被新四军包围之前，王合民的部队在高邮城附近查获新四军的侦察员一名，他承认是由盐城新四军派来的，我就指示特务孙某将他杀害。

五、1945年秋，当新四军解放高邮的前夕，苏北工作站得到这个情报之后，副站长陶然就和我计划派扬州第一情报小组长戴鹏,前往高邮,以新二路军总司令部参议的名义,会同师长王合民、高邮县长郭世茂,指挥业已放下武器的日军炮兵的一部分(他们业已无条件投降缴械,在高邮城内集中),重新把他们武装起来,协助王部在高邮城内炮击攻城的新四军，顽抗一昼夜。

据戴鹏被俘获释后逃回扬州时向我报告说，由于他们勾结日军炮兵协助顽抗新四军解放高邮，而给新四军造成的伤亡，约在五百名以上。这是勾结敌寇重新拿起武器来屠杀自己同胞的滔天罪行。

六、1945年8月间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初,伪苏北绥靖主任兼伪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孙良诚,就怯于他投敌当汉奸,在抗战胜利之后,会受到国家法律的制裁。

正当他一筹莫展,张惶失措的时候,蒋介石给他发来一个电报,发表他为“先遣军总司令”,叫他固守苏北,听候中央处理。孙良诚接到这个电报,当然是喜出望外,自己当了汉奸,不但没有受到国法的惩办，反而发表他当总司令，这是他根本没有想到的事。

同时他也很警惕这是蒋介石利用他一时，来当看门狗；将来用不着了，中央军过来了，就会收拾他。

因此他就在泰州召集了一个高级军事秘密会议（当时参加会议的，有他的两个军长赵云祥、王清瀚,伪政务厅厅长谢卿云,伪参谋长谷大江等),商议他们的出路问题。

据后来传闻,当时他们有三种意见:一是拉走队伍占山为王;一是投降共产党;一是听候中央命令,见机行事。

孙良诚当时是徘徊不定,不知道那头的炕热。会后没有多久(大约是9月初),蒋介石又给孙良诚发来一个电报,任命孙良诚为“新编第二路军总司令”,可是这仍然不能安定孙良诚的心,使他全心全意的来效忠蒋介石。

就在这个时候,蒋介石的戴笠到了上海。我就拿了孙良诚的亲笔信,代表他到上海去见戴笠。

一面向戴报告苏北防务和地方情况,我就拿了孙良诚的亲笔信,代表他到上海去见戴笠。

一面代表孙良诚表示竭诚拥护中央,效忠蒋介石,来看看戴笠对孙良诚的态度究竟如何,蒋介石是否真正要他。

我到了上海杜美路72号杜家花园去见戴笠的时候,首先代表孙良诚向戴笠表示过去走错了路，希望他特别关照、原谅，在委员长面前多加美言，并大言不惭地说，可以巩固扬泰地区的防务，保卫南京的安全，企求获得戴笠的欢心。

当时戴笠就对我说:“只要孙总司令打共产党,保住苏北地方的安全,我就可以替他向中央说话,洗刷他过去那一段历史，负责他今后的名义和编制，只要孙总司令能真诚的忠于党，忠于中央,而有实际表现，我可以完全负责重新装备他的部队、充实他的力量。”

最后，叫他的秘书拿了一本戴、孙之间专用的密电本,亲手交给我说,叫孙良诚今后和他直接联系,有什么困难,可以随时告诉他,他可以负责帮助解决等等。

我回到扬州之后,见了孙良诚,就把戴笠这一番话,夸大其词的告诉了孙良诚,并强调说:“只要咱们反共,戴笠就可完全对咱负责。”

当时孙良诚对我表示:“咱们只有走这条路,只要他们不见外,咱们还有什么话说。”

因而孙良诚的反共决心和效忠蒋介石的念头,就更加坚定了,他除了命令他的部下,加强扬泰地区的防务外，还命令盐城赵云祥那个军，要储备可供半年用的物资，固守盐城，等候国民党军。

可是新四军部队很快的把盐城一带的赵云祥军全部消灭了,军长赵云祥当场被俘。

约在盐城解放两星期后，新四军把赵云样从盐城送回扬州，以影响、争取孙良诚部反正，我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就和副站长陶然计议,如何监视赵云祥与孙良诚部高级干部的接近,并电告毛森转报南京陆军总部，速把赵云祥调往南京，以防日久之后孙良诚会受到他的影响，而不积极反共。

此外，我并建议孙良诚待赵云祥回到扬州之后，叫赵秘密住在政务厅厅长谢卿云的家里，不准他和部队上的高级干部见面。

孙按照我的建议，让赵云祥在扬州住了没有几天,就把他送到南京去了。

所以在新四军解放高邮的时候,孙良诚部仍然还是坚决顽抗，一心一意的效忠蒋介石。

这都是与我在苏北工作站时的罪恶活动分不开的。

苏北工作站的建立,主要是因人而设的临时设置。我在抗日战争时期,曾被毛森领导过，在上海做侦察日军的军事情报工作，是毛的旧部。抗战胜利后，我已在扬州孙良诚的部队里担任少将政治部主任,毛森就利用我这种现成的关系作掩护,想在苏北发展他反共反人民的特务势力，并企图以汤恩伯的实力，把孙良诚的部队吞并掉。

所以就在毛森的直接领导下，建立了军统苏北工作站的组织，一切经费、人事、电台等，都是由毛森直接发给我的。

苏北工作站的情报，也都是直接报给毛森，并没有和任何其他单位或个人联系过。

1946年1月间,孙良诚部离开扬州开往安徽滁县的时候,我曾请示毛森,我个人是留在扬州继续搞苏北站的活动，还是跟了孙良诚的部队开往滁县？

当时毛森就告诉我，叫我跟了孙良诚的部队出发,他的部队开到哪里,就叫我跟到哪里;苏北工作站的事情,由副站长陶然在扬州负责。从此我就跟了孙良诚的部队开往滁县、明光一带,再也没有回到扬州,问过苏北工作站的事情。

后来据苏北工作站泰州情报小组长卢洁梅告诉我说，自我离开杨州之后,苏北工作站就等于停顿了,大家干得都不起劲,陶然是个搞内勤的,对外边的情况一点也不熟悉,也没有路子,所以在1946年3月间,毛森就把陶然等调回上海,苏北工作站就撤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