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船王卢作孚（6）投笔救国 又遭入狱

离开上海时，卢作孚的计划是到合川县立中学当数学老师，然而，诸事进展皆不顺利。

最初，卢作孚在上海联系到了合川县立中学的校长刘极光，刘校长对卢作孚的才学极为欣赏，很快答应让卢作孚担任学校的数学老师。

得到答复的卢作孚也不敢耽搁，立刻收拾行装上路。

可是，在上海一直以给报纸投稿维持生计的卢作孚，一时间，竟然凑不出钱买一张到重庆的船票。

这时，若是他找黄炎培、黄警顽等借款未尝不可，只是生性好强的卢作孚不愿意为了区区路费向友人开口。

无奈之下，他只好买了到湖北宜昌的船票，然后，再由宜昌由陆路徒步回到合川。

谁知，这一路旅程甚是艰难。乘船到达宜昌之后，卢作孚便上岸开始了徒步的旅程，先后经过施南、利川回到重庆。

等他由重庆到达合川，已是初冬。此时，刘校长等待卢作孚已有月余，学校的学生又要赶课程，而卢作孚一路走来通信又诸多不便，不得已，刘校长只好不再等待，另聘他人代替了卢作孚的位置。

这时候，卢作孚家里的境况也是不容乐观，一家10余口人每日都在与饥饿抗争。为了贴补家用，卢作孚再次拿起笔给报纸写稿，可是，稿费终究是时有时无，生活依然没有保障。

直到1916年3月，他由友人推荐，到成都的《四川群报》担任记者兼编辑，有了稳定的收入，虽然每月仅仅只有14元，还是勉强可以维持家人最基本的生活开销。

尽管卢作孚在《四川群报》担任编辑记者时虽然薪水有限，可这并不妨碍其仗义执言，他敢于批评时政，替劳苦大众大声疾呼。正是因为直言不讳，他又遭遇了一场牢狱之灾。

当时，卢作孚的哥哥卢志林任《群报》在合川的特约通讯员。

1916年春，合川县发生一起人命案，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合川县长徇私舞弊，贪赃枉法，此举引来民众极大不满，但是，这县长置民意于不顾，肆意妄为，为非作歹。

卢志林出于公理和正义，公正客观地报道了这件事，虽然报道中没有直接提及县长的名字，但是其中的内容很容易就能看出来具体所指。

一天，刊载这篇报道的《四川群报》由成都送达合川，县长和往日一样，吃饱喝足后顺势坐在他那专属的椅子里，翻开报纸细细读来。

县长看报有一个习惯，就是边看边点评，分析天下大势给周围的随从听。可是，今天县长刚点评完一篇文章，紧接着，住口不谈，满脸怒气，最后居然拍案而起，拿起手边的茶杯朝地上摔了个粉碎。

这样的举动，让四周的随从各个心惊胆战：县长怎么会突然发这么大的火呢？一个个呆立着不敢有一丝动静。

县长发完火之后，对一个佣人喊道：“去，把警察队长给我找来！”

很快，警察队长急匆匆地跑到了县长面前，县长指着被他甩在桌子上的报纸对警察队长说：“你看看去，一个姓卢的记者，居然敢对前些天办的那个人命案子说三道四！”

这警察队长拿起报纸也没细看，一听县长说是有人对他们办的案子说三道四，立刻向县长请示：“县长，我这就去把他抓起来！”

“嗯，你现在就去，多带几个人，动静大点，要是他敢抗命当场枪毙！让他们知道知道对官府说三道四是什么后果！”

领到命令，警察队长立即召集了20个带枪的警察，浩浩荡荡奔向卢作孚家里。

此刻，已回到家中的卢作孚并不知道他们即将大难临头。当时正值午间，恰有好友来到合川，兄弟二人正在招呼朋友吃饭。

突然间，一队带枪的警察直接破门而入，20个黑洞洞的枪口指向正在桌前吃饭的3个青年。

警察队长抽出随身带着的马鞭，啪的一声抽在饭桌上，把满桌的饭菜打得飞溅。然后厉声道：“哪个是姓卢的？给老子滚出来！”

卢作孚早些年经历过辛亥革命中的血腥场面，对于警察队长的蛮横并不惧怕，站起来道：“我们兄弟都姓卢，长官有何贵干？在我中华民国境内你们私闯民宅，国法何在？”

“老子就是国法，想干嘛就干嘛！全部抓起来带回去！”

不由分说，20个警察就把3个青年死死地摁住，拿麻绳捆了个结实，之后，又在他们衣服上撕下布条，塞在他们嘴里，除了卢作孚开始有机会对质一句，其余二人皆来不及说话，便被捆绑封口。

卢作孚等3人被押解到县衙后，县长顾不得正跟他撒娇要买玉手镯的四姨太，直奔前堂，立刻升堂审讯犯人。

在大堂正中，他正襟危坐，说道：“尔等污蔑民国县长，无中生有、混淆视听，败坏我民国声誉，这是通匪叛国。现判尔等即刻入狱，刑期待定！”

听完县长的话，底下的警察队长补充道：“你们可有话要说，如果没有就赶紧画押招供！”

说着，警察们就拿着早已拟好的判决书来到三人面前，掰开他们三个紧握的手指头，粘上红色的印泥，狠狠地摁在了判决书上。

就这样，三人就稀里糊涂地被关进了县府的大牢，一关就是一个月有余，期间禁止家人探监，禁止一切与外界的交流。

对于卢作孚等人的遭遇，知情人无不同情惋惜，连县监狱的狱卒都十分同情。鉴于这样的情况，卢作孚想到了对策。

他请同情他们的狱卒带了纸和笔到牢房，在牢房里将自己的遭遇写成了一封长信，又托狱卒带给他小学时候的老师。

很快，卢作孚的信就广为传播，读过信的人，无不称赞卢作孚之文采，唾骂县吏之恶行。众多当地有名望的乡绅得知此事后，他们中间，不少人都很爱惜卢作孚的才华，而且认为县长此举甚是不妥，便联名要求县衙放人。

初时，县长对于众人要求放人极为不满，不过，县长虽是父母官，却也忌惮当地乡绅几分，看到众多乡绅都来保卢作孚等人，他也不得不妥协，只好下令放人。

就这样，卢作孚这场有惊无险的牢狱之灾总算是过去了，经过这件事，卢作孚在当地也成为了有名的才子。

出狱后，卢作孚继续为《四川群报》写稿，他并没有因为这次牢狱之灾而有所顾忌，依旧坚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文风，针砭时弊，为劳苦大众鸣不平。

1917年夏，刚刚接任合川县立中学校长的杨鹤皋，来信邀请卢作孚到合川县中学担任监学(相当于教务长)兼数学教师。

接到这个邀请之后，卢作孚略加沉思，便决定辞去报社的工作，再去做老师。投身教育正是卢作孚多年来的心愿，有了这样的机会，自然是不能错过的。

就在卢作孚离开《四川群报》后不久，该报因其一贯观点激进的作风，被当局查封了。

转眼间到了1919年春，卢作孚已经做了将近两年的数学老师，此时正值“五四运动”前期。

当年《四川群报》的主笔李劼人受人之托，在成都又创办了一家新的民间报纸《川报》，自任社长兼总编辑。

报社刚一组建，李劼人就想到，昔日的同事卢作孚可当大任，于是，他去函诚邀卢作孚担任《川报》的主笔、记者和编辑。

李劼人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李劼人是中国现代具有世界影响的文学大师之一，生于四川成都，1919年赴法国留学。23岁任《四川群报》主笔、编辑，《川报》总编辑。建国后曾任成都市副市长、四川文联副主席等职。代表作有《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和《大波》。另外，还发表各种著译作品几百万字。

1915年，从李劼人担任《四川群报》首任主笔起，他就聘请了周太玄、王光祈为驻上海和北京的记者。《川报》创刊后，周太玄、王光祈仍然被聘为驻外记者。

1919年2月，周太玄在法国组建《巴黎通讯社》。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巴黎和会”召开。于是，他密切注视着“和会”的动向，随时都有新消息传回国内。

有一天，会议的重要内容让他们探得了以下消息：西方列强要把战败国德国在我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而中国政府已经准备在文件上签字！

消息核实后，周太玄连夜写稿，最终抢在英美日等国通讯社之前，第一个将报道发回了国内。随即，“五四运动”便在北京爆发了。

当时，北京的王光祈还是北大的旁听生，理所当然参与了北大学生的集会和游行。具有新闻敏锐性的他，立即感觉到了这一大事件深远的历史意义。

5月4日当天，他从赵家楼出来后，直奔电报局，用专电将北京的消息发回了成都。

李劼人收到王光祈发出的第一封“五四运动”的专电后，即可意识到一件历史大事件发生了。

因为，在此之前，他已经编发了周太玄发回的巴黎中国留学生反对“和会”签字的新闻，现在，又收到王光祈从北京发来的更激动人心的消息。

于是，他立即就在《川报》的重要位置以最大的字号登载。以后，每次收到北京来的文章，也都以最快速度在最显著的位置发表。

随着“五四运动”的进行，《川报》及时跟进，大量报道，把发生在北京的一系列活动迅速传到巴山蜀水。

图片来自网络

通过《川报》，成都的学子了解到“五四运动”的情形，一致决定拍发通电，声援北京学生爱国运动，声讨北京卖国政府，要求罢免亲日派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呼吁全国各界反对“巴黎和会”签字。

随后，成都各校数千人开展游行示威活动，向督军、省政府请愿，通电各省各县共起反日救国，开展抵制日货运动。

“五四运动”在四川播撒下的新思想、新文化，使大批有志青年受到了新时代的洗礼。

卢作孚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加入《川报》，成为李劼人的得力干将，直接参与了《川报》对“五四运动”的报道工作，再次感受到革命的力量。

当收到李劼人的邀请时，他当即决定辞去教师职务，前往成都再次从事新闻事业。

就在卢作孚就职的当月，“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成都各校学生群情激奋，纷起响应。以成都高等师范学校为首，各校开始罢课游行。

在“五四运动”中，卢作孚有着双重身份，其一，作为记者，他是事件的见证者、记录者，他要秉着记者的良知和职业道德客观公正地报道发生在成都的运动；

其二，他是运动的参与者，“五四运动”是以爱国青年为主体的运动，而卢作孚作为一个爱国青年，不可能不参与到这样一场伟大的运动中。

白天，卢作孚加入到游行示威者的行列中，举起爱国的旗子，呼喊爱国的口号，即使手臂酸疼，嗓子沙哑也不能让他有丝毫松懈；

晚上，他又端坐案头，奋笔疾书，将当天的见闻翔实记录，写作成新闻稿送到报馆编排印刷。

运动期间，卢作孚除了参与运动和报道运动之外，他还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

当时，留日学生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全体回国，国内各学校学生请愿受到反动军阀压迫而失败，因此，李大钊等人感到，有组织一个带学术性的政治团体之必要，随后定名为“少年中国学会”，1918年6月30日开会筹建，1919年7月1日正式成立。

1920年7月1日，少年中国学会成立一周年合影，右三为李大钊 图片来自网络

李大钊和王光祈是这个学会的发起人。恽代英、邓中夏、杨贤江、高君宇、李达、黄日葵、缪伯英、蔡和森、赵世炎、张闻天、许德珩等进步学生都参加了这个组织，而且，他们中的一部分还起到了重要的领导作用。

北大校长蔡元培曾评价说：“现在各种集会中，我觉得最有希望的是‘少年中国学会’。因为他的言论，他的行动，都质实得很，没有一点浮动与夸张的态度。”

王光祈是“少年中国学会”的灵魂人物，当时他极力反对政治改革，主张社会改革，要用教育和实业来创造理想的少年中国，这些主张与卢作孚的思想有契合之处。

然而，“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多是一些年轻学生，并没有找到以教育和实业救国的途径，而“五四运动”后全国政治情绪高涨，许多人加入政党或组织新政党，又回到了政治改革的老路，一些不愿意放弃原来主张的人也找不到出路，只能安心读书做学问，而王光祈自己也到德国柏林大学学习音乐，研究中国音乐史。

王光祈、曾琦坚决要求不依靠既有势力，要和军阀官僚划清界限，要完全用青年自己的力量建设理想国家。这样的想法固然可贵，但在当时的中国却是无异于空谈；

卢作孚则不然，他认同通过社会改革来实现强国富民的理想，而且，他认为，应该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来实现这个理想，他不反对利用青年的力量，但不赞同只依靠青年单枪匹马应对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

最终，不同的主张，让这些热血青年走上了不同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