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因为一场意外,大唐诗坛一哥或许不是李白，而是唐中宗

文/查尔菲的笔记

编辑/查尔菲的笔记

«——【·前言·】——»

在《神探狄仁杰》中,唐中宗是一位比较窝囊的皇帝｡

但根据宋朝人尤袤的《全唐诗话》记载,唐中宗是位很不错的诗人，更有人表示,如果不是因为一场意外,大唐诗坛一哥就是他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场意外做皇帝·】——»

唐中宗在位时间虽短,但在政治方面却屡遭巨变,其永隆元年被立为皇太子,在弘道元年高宗驾崩时即位,嗣圣元年二月便被武则天废为庐陵王。

不过三个月,这表明他不但缺乏政治力量的支持,本身也缺乏足够的政治手段,甚至在“幽居别所”时,常常“惧不自安,每闻使至,惶恐欲自杀”｡

神龙元年(705年)二月,以张柬之为首的“五王政变”把中宗再一次扶上皇位,但其根本不能掌控政治的局势,因而他在登基后,便想方设法设法加强皇权,巩固其统治地位,于是引韦后､上官婉儿等后宫干预朝政;同时又联合诸武势力来共同打击“五王”｡

神龙二年(706年),中宗下诏“自谓勋高一时,遂欲权倾四海,擅作威福,轻侮国章,悖道弃义,莫斯之甚｡所以特从宽宥,咸宜贬降,出佐遐籓｡

晖可崖州司马,柬之可新州司马,恕己可窦州司马,玄暐可白州司马,并员外置”(《旧唐书》卷九五),五王由此湮灭｡

在解除“五王”威胁的过程中,皇权非但没有加强,反而进一步削弱,其他势力却得到了加强｡

韦后乘机扩大势力,“方优宠亲属,内外封拜,遍列清要,又欲宠树安乐公主,乃制公主开府,置官属……颇干朝政,如则天故事”。

武氏宗族以武为代表,借助韦后的势力不断干预朝政,“三思令百官复修则天之政,不附武氏者斥之,为五王所逐者复之,大权尽归三思矣”。

安乐公主更是“恃宠骄态,卖官介狱,势倾朝廷,常自草制救,掩其文而请帝书焉,帝笑而从之,竟不省视”｡

这些政治集团大肆营私,废弛纲纪,政治危机不断涌现并发酵｡

景龙元年(707年)7月,深感危机的太子李重俊发动政变,诛杀武氏父子,促使中宗进一步认识到皇权与生命的飘摇,关键时期虽以萌荫豁免。

但却为韦后势力的扩张提供了契机,大量收罗武氏党羽余孽,同时借助安乐公主,大肆打击异己分子,一步步向皇位进逼,中宗尽管明白时局的问题,但已无力回天。

景龙四年六月,便被韦后等人轻易毒杀｡

唐中宗当朝的政局混乱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与“武周革命”有着必然联系,直接导致各股政治势力的此起彼伏,这对于当时的文人来说,更是岌岌可危,命运多舛,甚至多次遭贬或流放｡

神龙元年(705年),“朝官房融､崔神庆､崔融､李峤､宋之问､杜审言､沈佺期､阎朝隐等皆坐二张窜逐,凡数十人”,几乎当时所有文人无一幸免。

韦承庆贬高要,房融流高州,韦嗣立贬饶州,宋之问坐二张贬泷州,沈佺期受贿与附二张遭贬驩州,杜审言流峰州,阎朝隐因附流崖州。

王无竞坐张易之遭贬岭南,李峤坐附二张逐通州,苏味道贬眉州,崔融坐张氏兄弟左迁袁州,韦元旦贬感义,刘允济坐于张易之款狎左授青州,刘宪贬渝州,郑愔贬宣州｡

尽管如此,这些文人并没有因被贬而丧失“竞进干利”和“经世致用”的仕进热情,“两地江山万余里,何时重谒圣明君”唐中宗的多次大赦和对文学的推崇使他们屡屡燃起“东山再起”的希望｡

中宗景龙二年(708年)设立的修文馆,大开文学仕进之门,让宦海浮沉中的诗人群似乎找到了经世致用的机会,在“天下靡然,争以文华相尚,儒学中谠之士莫得进矣”的境遇中,“赓歌时继,上好下甚”,有力地推动了诗歌的发展｡

«——【·诗人的文艺从哪来·】——»

景龙文人历来被史学家认为普遍人格低下,缺乏骨鲠之气,因而表现在诗歌中便多有谄媚､少有刚健之作｡

但是如果将他们的人生意识放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来考察,就会发现,中宗诗坛的诗人是生存在“武后随心所欲的施政,蓄意利用宗派主义,完全不顾道德和原则操纵政治,无情冷酷､肆无忌惮和政治上的机会主义。

对于敌人和对手往往表现出极度的残忍和报复心”的阴影之下,“太后临朝独断,威福任己,皇帝上表,徒使速吾祸也’”,一句话便速祸亡身,皇帝求情更是加快身死｡

在这样的恐怖背景下,如何生存才是文人人生的第一要务｡中宗秉政以后虽然多次大赦,大力推掖文士,但并没有改变现实社会的残酷,依附“二张”的“后遗症”及影响不断更改着诗人们的命运,韦后及家族､诸武势力､前朝重臣等政治集团的此起彼伏,还是让学士战战兢兢｡

尽管中宗非常重视文士的文学才能(景龙二年置二十四大学士),这些文人对中宗也感激涕零,“今日陪欢豫,还疑陟紫霄”(宋之问《春日芙蓉园侍宴应制》),但朝廷的混乱政治仍然深刻影响着文士的前途。

如宋之问因依附“二张”左迁泷州参军,后谄事太平公主见用,但及安乐公主权盛,复往谐结,下迁汴州长史，睿宗时以狯险盈恶诏流钦州,最终赐死桂州｡

因此,宦海的浮尘让景龙学士遍尝人世之沧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或对传统的功名意识作出总结和呼应,或在政治变幻中生发对逐臣贬庶不平的质疑。

或在与山林的对话中获得逍遥隐逸之感,将对人生意识的体认达到一个传统与变化同在,理想与现实融合的高度,从而为“盛唐气象”的到来做好了创作主体内在精神的准备｡

«——【·中宗的作诗有深意·】——»

纵观中宗诗坛之社会背景､诗人组成､创作题材､审美趣味､价值取向等质素,其足以“仰承贞观,弥见周留;俯待开元,先咀意旨;旷代高之,无以为过”(徐献忠《唐诗品》卷上),诗学意义｡

高棅在《唐诗品汇》中认为“神龙以还,洎开元初,陈子昂古风雅正,李巨山文章宿老,沈､宋之新声,苏､张之大手笔,此初唐之渐盛也”,明确了中宗时期诗歌的要义所在｡

从诗歌创作的实践来看,陈子昂于久视元年(700年)因段简构陷狱死,但其标举兴寄､风雅的诗学标准却已发轫,《感遇》诸篇与《登幽州台歌》“清雄为骨,绵秀为姿,设色妍丽,寓意苍远。

沈､宋堂皇,悉皆袓构于此”(毛先舒《诗辩坻》卷三),且“首倡高雅冲淡之音,一扫六代之纤弱,趋于黄初建安矣,太白､韦､柳继出,皆自子昂发之”(刘克庄《后村诗话》卷一)｡

李峤上元二年(675年)制策甲科,后以文章受知武后,并领修《三教珠英》,景龙三年(709)擢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朝廷每有大手笔,皆特令峤为之”(《旧唐书》卷九十四),其“其仕前与王勃､杨盈川接,中与崔融､苏味道齐名,晚诸人没。

而为文章宿老,一时学者取法焉”(《新唐书》卷一百三十六)｡沈佺期长安二年知贡举至宋之问景龙二年(708年)知贡举,正式将“新声”命名为律诗。

以科场法令固定,作为进士试诗的体式,因而“至沈詹事､宋考功,始裁成六律,彰施五色,使言之而中伦,歌之而成声,缘情绮靡之功,至是乃备”(《全唐文》卷三百八十八)｡

张说于景龙二年(709年)擢兵部寺郎,苏颋于景龙元年(707年)任中书舍人,二人深得中宗赏识,“燕公之文,如梗木楠枝,缔构大厦,上栋下宇,孕育气象,可以变阴阳而阅寒暑,坐天子而朝群后。

许公之文,如应钟攀鼓,笙簧悼磐,崇牙树羽,考以宫县,可以奉明神,享宗庙”(皇甫湜《谕业》)｡因而“自景龙后,与张说以文章显,称望略等,故时号‘燕许大手笔’”(《新唐书》卷一百三十八)｡故初唐之渐盛完成｡

关于盛唐气象的形成,学界基本都认为“盛唐气象”是历史上空前强大的唐帝国文治武功极盛与古典诗歌高度繁荣成熟所结出的硕果,而中宗时期则是这一气象形成的关键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