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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43年，通过地下党联系，一位女八路军战士抱着出生只有43天的男婴来到一户姓张的农民家里，她要将自己的儿子送给这户人家。

张家夫妻两人结婚多年来一直没有孩子，对这个孩子十分喜爱。为了防止女八路军反悔，夫妻二人找人写了契约，约定这个孩子之后与她再无关系，终身姓张。

女八路军忍痛签下契约，含泪离开，再无音讯。

假夫妻变为真夫妻

这位女八路军名叫邓戈明，是一位坚强的女革命家，她与丈夫石辟澜的革命故事感人至深。

邓戈明原名邓贞子，广东广州人，出生于爱国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曾留学日本。在父亲的影响下，邓戈明在上学时参加了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于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当日军踏进广州城时，刚刚大学毕业的邓戈明义无反顾地奔赴敌后，宣传组织群众，坚持珠江三角洲抗日游击战争。

在紧张的抗日活动中，邓戈明投入了高度的热情，同时在感情上，遇到了一生挚爱。

1940年，邓戈明调到粤南省委任妇女部长，密写和收藏省委文件。为了掩人耳目，组织上派了宣传部部长石辟澜与她假扮夫妻，居住在一间10来平方米的小屋。

不久，两人产生感情，经过组织批准结了婚，假夫妻成了真夫妻。

由于地下党经费紧张，邓戈明夫妇的生活十分艰苦。石辟澜患有肺病，时常咳嗽，但仍然坚持工作。作为妻子，邓戈明想尽了办法为丈夫增加营养，家中大小事务她都揽在自己身上，甚至将宣传部秘书的工作也兼做起来。

就在结婚的第二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启德机场也受到了重创。

爆炸发生在半夜，邓戈明夫妇还在睡梦中，炸弹爆炸的冲击力使他们房间的玻璃全部震碎。惊醒的邓戈明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的人身安全，而是她收藏的省委文件。如果这些文件被气浪吹飞到街上，后果将难以想象。

几天后，日军占领了九龙，邓戈明夫妇等地下党员不得不偷渡到香港。然而香港也没能支撑多久，随后也沦陷了。

就在这个时候，石辟澜接到组织任务，要倾力营救滞留在香港的各界知名人士和国际友人。而邓戈明则要重新偷渡到九龙，与那里的组织部长王均予取得联系。

此次任务显然风险巨大，一不小心就会被敌人发现死无全尸。但即便是这样，邓戈明仍然勇往直前，并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当天就返回了香港。

在之后的两年里，邓戈明夫妇秘密营救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知名人士800余人。直到1942年，战争局势越发紧张，邓戈明夫妇只好撤出香港，转移到了梅县。

然而就在这时，党内竟然出了叛徒，梅县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石辟澜将被召回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可是这个时候，邓戈明却发现自己怀孕了。

面对危机四伏的现状，邓戈明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她要将孩子送走。

生为人母，邓戈明自然也无法忍受骨肉分离的痛苦，但为了革命和孩子的安全，她只有这么一个办法。

石辟澜牺牲，与儿子养母组成多姓家庭

1943年夏，邓戈明夫妇通过地下党联系，找到了一对适合收养孩子的夫妻。夫妻二人结婚多年没有生育，非常想要个孩子。他们十分喜欢邓戈明怀抱中的婴儿，但收养的唯一条件是：从此以后，孩子与邓戈明再无关系，只能姓张。

为了保证邓戈明不会反悔，夫妻俩还与邓戈明签下了契约。

忍痛将孩子送走后，邓戈明只身来到了重庆，在得知丈夫已经在去往延安的路上时，她不敢耽搁，也紧随其后。

在此后的三年中，邓戈明夫妇同在中央党校学习，革命的使命抚平了她的失子之痛。在1946年，她又迎来了第二个孩子，是一个可爱的女婴。

当时石辟澜的化名叫余清，所以他也让女儿姓了余，名叫余小青。

本来夫妻俩准备带着女儿回南方工作，可解放战争爆发，他们只好留在了北方，在河南省南乐县参加土改斗争。

1947年，石辟澜报名随刘邓大军南下，临别时，他深情地向妻女告别。但他们不知道的是，石辟澜走后就再也没能回来。

据石辟澜的战友回忆，石辟澜在挺进大别山后，就担任了东木古城的地委工作。他发动群众、宣传革命道理，组织贫农团、儿童团，为打土豪分田地打基础。当时他化名仍叫余清，因此当地民众都亲切地叫他“余队长”。

然而就在1947年11月，麻城县反动头子郑家贤发动反革命暴乱，石辟澜的住处附近的熊家湾村恶霸熊存绪多次谋划刺杀石辟澜。

暴乱发生时，石辟澜身边只有一个警卫员，熊存绪就趁着这个时候冲进了石辟澜驻扎的新屋湾村。警卫员听到枪响顿感不妙，赶紧背着正患疟疾的石辟澜往后山上跑，然而，还是没能逃脱。

熊存绪和另一名反动分子熊存玉将石辟澜和警卫员绑了起来，对他们进行严刑吊打的审讯，逼问他们解放军的机密。

石辟澜和警卫员坚决不背叛党组织，惹怒了反动分子，熊存绪将他们杀害在了附近的金字岗小山上。

暴动平息后，群众将石辟澜和警卫员的遗体从山上背了下来，与其他5位烈士一同安葬在了毛家冲尹家岗山坡顶上。

石辟澜牺牲的消息一年后才传到了邓戈明那里，她顿时悲痛欲绝，可革命还得继续，邓戈明独自带着女儿顽强地活了下去。

1949年广州解放，邓戈明回到了广州工作，与女儿生活在干部大院中。一天，女儿问邓戈明她为什么没有“爸爸”，惹得邓戈明生气地说：“你怎么没有爸爸，你当然有爸爸。”

女儿的话引起了邓戈明丧夫之痛，当天晚上，她便梦到丈夫浑身是血的样子。

锥心之痛，使她下决心找回那个送走的儿子。在1956年，她被调到北京后，事情有了眉目。

通过多方打听，邓戈明终于与儿子认了亲，但此时儿子的养母廖氏孤苦无依，邓戈明一咬牙，将廖氏也接到了北京。鉴于当年签订的契约，邓戈明没有让儿子改姓，依旧姓张。

这样一来，邓戈明的家就成了一户多姓的家庭，两个孩子一个姓张一个姓余，两个母亲一个姓邓一个姓廖。

解放初期实行工薪制时，邓戈明的工资定为行政十级，几十年没有升过一次，家里的开销全都由她承担，实在有些拮据。但即便如此，邓戈明每个月还会拿出一部分钱，以丈夫的名义寄给乡下的婆婆。

直到乡下的婆婆去世，都以为自己的儿子在北京做官。

邓戈明独自撑起一个大家异常辛苦，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她总能想起与丈夫相识相恋的岁月。在孤独和思念的磋磨下，邓戈明到南京出差时，专门到雨花台革命烈士园捡了几块雨花石回家，泡在玻璃杯中，以寄托对丈夫的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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