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的自我毁灭之路（七）：全面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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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目疮痍

八年抗战，支持着中国赢得最后胜利的，不是那些个“躲在大后方，既吃农民的米，又抽农民子弟去拼命。吃的是鱼肉，穿的是丝绸，住的是高楼，坐的是汽车”的“上等人”，而是成千上万“断肢折足，或流血阵亡，或死于饥饿、疫疠，或辗转于沟壑”的农民。

八年抗战，国民政府在农村支付了极其高昂的政治代价：征兵、征粮、腐败，几乎将政府的威信消耗殆尽。但是局面并非不可挽回，几年的风调雨顺，休养生息，廉洁而有效的治理，民心自然会逐步恢复。

日军撤退前，有意摧毁了柳州城区。

可是历史没有回档一说，紧随而来的国共内战，国统区的农民们再度遭受了更为残酷的剥削和压榨——人、钱、粮食，这次甚至索要得更多更狠。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投降，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数百万的人群开始利用一切手段，试图返回他们的曾经的家园。铁路沿线的任何一个小站上，都聚集了大量失去了一切并无处可去的难民，因为随处大小便，导致车站周围臭气冲天。

作为战胜国的中国满目疮痍，尤其是华中、华南的大部分地区。一些人推着独轮车，将仅有的财产用扁担挑着，一步一步地试图走回故乡；沿途的村庄长满了杂草，看不到任何人类居住的痕迹；在前一年豫湘桂战役发生过战斗的城镇，到处都是断垣残壁——鬼子短暂的占领、掠夺过这里，撤退时又将其彻底摧毁。

饥饿和死亡笼罩着中国大地，和1942-1943年期间的河南大饥荒不同的是，抗战胜利后，横扫中南地区的大饥荒不但规模毫不逊色，恢复的速度也极为缓慢：根据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在1946年春的一份估计报告，有3300万人营养不足，其中有700万人面临着迫在眉睫的饥馑。

“在沿衡阳到零陵间公路的渡口和小村庄上，到处都可看到从20到50人不等的团伙在乞讨食物。为了引起注意和获得食物，他们成群地站在公路上，阻碍车辆交通，爬上和爬进车辆……当他们紧紧地抓住卡车不停地叫喊和哀诉时，每次都必须从车子上“使劲地拉开孩子 们”。这种团体弥漫着一种骚扰的精神，任何企图驱散他们的尝试都几乎会产生一场骚乱。

实际上，这些团体的每一个人都只是以已成为破布条的污秽的破衣服部分地遮体，而许多孩子则一丝不挂，他们浑身带着疮伤和传染病。”

那些在前一年为了躲避日军的攻势而逃难的人群中，先期返回家园的人们发现，除了一片焦土，鬼子什么都没有给他们留下：

他们的粮种被吃掉了，他们的牲畜、猪、鸡被杀掉了，他们的农具被毁坏了，他们的房屋和全部的村庄都被烧为了平地。

被摧毁的柳州城

仅在湖南一地，就有945000栋房屋被毁，200余万人死伤；在广西，鬼子更是将农村的80000头水牛屠戮一空。

迫切需要复产的农民缺乏从牲畜到肥料的一切资源，这导致他们被迫错过了1945年的夏粮种植，直到1946年初，河南、湖南和广东仍有大约30%—40% 的土地没有耕种。

同时，由于人力和畜力的缺乏、肥料的短缺和整个战争时期的全面抛荒，那些已经耕种的土地的出产效率也不高。

在整个饥荒的区域，人们只能靠杂草、树根、野菜、麦麸和谷糠等来维持生命，缺乏营养进一步导致了疫病肆虐，最为常见的是疟疾，其他诸如天花、霍乱、白喉、痢疾、伤寒、斑疹伤寒等烈性传染病更是司空见惯。

国民政府对于灾区的反应是迟缓而听之任之的，医疗资源和药物都极度匮乏，死亡率因此居高不下，其中儿童又是最容易被饥饿和疾病击倒的，那些联合国的救济队伍发现，在饥荒肆虐的村庄里，几乎看不到1岁以下的儿童的身影。

1945年底到1946年初，发生在中国中南地区的这次饥荒，共有3300万人民受灾，这也可能是战后初期世界上任何地区的同类危机中，最为严酷和最为广泛的一次。

战后的这次饥荒，主要发生在豫湘桂战役涉及到的省份，其他省份的农民，同样逃不脱国民政府带来的灾难，无论是国统区还是光复区，本来就濒临崩溃的经济随着国民党政权的强征手段而变得一片混乱，农民苦难的生活演变成了灾难，饥饿直接变成了饥荒。

强征，又见强征

日本投降带来的欢乐是短暂的，对于1945年的中国来讲，抗战胜利几乎没有解决任何问题，而另外一场战争也迫在眉睫。或者说，一个旧的时代正在被埋葬，一个新的时代正在破茧而出。

国民党政权面对的是一个遭到了战争的巨大破坏，贫穷落后、民不聊生的国家。“黄金十年”所取得的建设成果早已经被破坏殆尽，绝大部分的铁路已经无法运营，道路状况非常糟糕，桥梁和涵洞几乎都被摧毁了，返回家园的难民们发现，他们没有工作，没有资源，手头上只剩下了变得一文不值的法币。

那些在战争早期就被鬼子占领的城市似乎看上去没有遭受什么灾难，但是仔细观察就会发现，鬼子在占领期间早已经将这些城市“剥了个精光”——青岛、北平、上海——蝗军拿走了从灯具到水龙头的一切东西，甚至包括大量的废金属。

国民党曾经做出过努力，试图减轻在战争时期处于日军统治下的那些人的痛苦：

1945年9月3日，重庆政府宣布了减免田赋的政策。在1945—1946年期间，曾经被日本占领过的24个省将免征任何土地税(包括征借和县级公粮)。第二年，国统区的省份也将免交土地税。

这的确是政治方面的一个高招，因为可以帮助国民党政府赢得那些土地所有者的支持。但是（可怕的但是），这给本来就入不敷出的财政当胸一刀。

事实很简单，1946年的土地财政收入锐减50%，但是国民党政权那庞大的军队和政府开支不但没有减少，反而随着接受失地和备战的进程而急剧增长。

那些奉命接收光复区的军队和政府班子们，发现想要依靠从遥远的内地运来足够的粮草完全就是不可能的任务。指望国军的光复部队“饿死不劫掠、冻死不拆屋”，还不如指望天降圣人，一指定乾坤呢。

于是，军队和各级地方政府轻车熟路地把国统区征粮和强征那套又用到了光复区的老百姓头上，这些地方的农民好不容易鼓起的希望瞬间就被踩到地底下去了。

那些前往各个光复区主持工作的政府部门，也发现自己没有任何的收入来源，起初，这些地方政府依靠向中央借款度日，田赋取消后，他们的借款额猛增了上万倍——江苏政府在1945年5-8月，共借款69万元法币；1945年9-12月，借款68100万元法币。

大学食堂

当中央政府叫停借款后，各地的省、市、县级财政顿时陷入了无法维持的困境，于是，新一轮的摊派开始了，而对于那些沦陷时期居住在大城市的市民来讲，不论他们是否曾经通敌，都被迫要支付罚款或面临被指控通敌的风险——在政府的默许下，合法的“敲诈”日益活跃。

随着内战的全面爆发，数十万的国民党军队涌入了交战的各个省份，起初，国民政府通过市场采购的方式来解决军粮，但是，他们付出的价格却一成不变，只有市场价格的20-30%——很快就没有任何人愿意向他们出售粮食了。

但是军粮的供应不容有任何形式的拖延，在这种情况下，强征制度再次上马，无论是国统区还是光复区，政府事实打算夺走民众的一切。

全面失控

在1946-1949年期间，濒临绝境的农村倒是恢复了几分生气，得益于1946年的大丰收，让那些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广大农民得以喘息，虽然农产品不足以供应全国的需要，但是国民党政府通过大量的食品进口，勉强保证了大城市的供应，大规模的饥荒的威胁不再存在了。

但是，各种各样的政治和经济原因，尤其是失控的通货膨胀，让国民党治下的地区不可阻挡地滑入深渊。原本就遭到战争严重破坏的运输系统，现在被国民党几乎全部用来为内战服务，导致粮食基本无法流通，城市里怨声载道。（注1）

农民无法通过市场的调剂而获利，但同时所有的生活必需品价格都在猛涨，而且农村的劳动力价格也更为昂贵，大部分的成年男性要么当兵了，要么逃到了大城市。

战后中国的对外贸易也受到了极大影响，塑料的普及降低了国外对猪鬃的需求，妇女的尼龙袜现在也广泛地取代了丝制袜，而丝织品恰恰是中国长期出口的主要产品之一。因为长期战争，印度和锡兰也取代中国成为了世界茶叶的大宗供应商。

茶馆一角

和战前相比，中国出口物资的数量急剧下跌，1946年的生丝出口只有1936年数额的1/8，茶只有1/9，猪鬃只有1/2，桐油只有1/4。

但与之相反的是，中国的纺织厂对于棉花原料的需求却一直在高涨，而原有的产棉区——湖北、河南、山东和苏北——正好是受到战争破坏最严重的地方；而混乱的交通运输系统让这一问题雪上加霜。因此，国民政府只好从美国、印度、埃及大量进口棉花原料。

最后彻底击垮了农村对于政府的信心和认可的，还是拉兵制——因为农民们听到征兵队的消息后就会四散逃亡，国民党的征兵部队现在改成了晚上出动，包围住整个村庄，然后将所有的男丁从床铺上绑走。

有钱人可以通过贿赂逃过一劫，剩下的人被绑到部队，去和共产党作战，和抗战时期不同，这些士兵不但没有任何意愿和共产党作战，而且他们充满了对国民党军队和政府的愤恨，一有机会就会倒戈一击。

总之，到了1948年末，国统区的农村似乎在全面解体，货币已经失去了信用，人们的所有活动，都回到了以货易货的方式；越来越多的农民逃亡，而日益混乱和危险的社会环境，让更多的地主也逃向了城市。

讽刺的是，直到濒临崩溃的前夜，国民党政权似乎才恍然大悟一般，突然明白了广大农村的悲惨境地和所导致的严重后果。而这并非出自他们的本意，而是因为从1948年开始，国共双方攻守易势了。

惊觉到他们向来忽视和轻视的那些“无知人卑贱”的农民居然和国民政府的衰败息息相关后，国民党政府的官员们开始热烈地讨论怎样消除地主的剥削和改变租佃制度，以便让共产党失去基础的力量来源。

1948年9月1日，86位立法委员终于提出一个议案，它主张废除租佃制，使每一个农民都成为他的土地的主人。不出所料，国民党内部因此而陷入了一场激烈的争辩——直到1949年初，整个政权都开始崩塌时，争论仍旧没有什么结果。

虽然我们将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称之为伟大的农民革命的胜利，但是对于那些国统区的农民来讲，只有在得到了共产党的军队的庇护的前提下，他们才会敢于去反抗那些旧有的秩序。

国统区的农民不像解放区的同胞们一样，直接对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的贡献是间接的，但同样也是至关重要的——他们不再向国民党政权提供赖以生存的粮食、税赋和人了。

从1946年开始，国民党对农村的粮食资源的征收额度就从来没有达标过，而且还在逐年下降，尤其是到了1948年和1949年，由于控制的地盘日益缩小、政治经济状况越来越不稳 定，征粮数量更是跌到了更低的数量。

抗战时期和内战初期，来自农村的收入支撑起了政府的开支。但是到了1948年，国民政府的开支只有21%是税收提供的，还有11%是通过出售公共财产、国有企业的利润以及出售债券等措施获得；剩下的68%，就是大肆发行没有保证金的货币——从此之后，通货膨胀一飞冲天，再也没法被控制住了。

注1：当时的粮食价格的地域性差异极大，比如，在1947年5月时，上海的大米每石（约120斤）售价是30多万元，而在汉口的售价是17万元，在重庆仅售7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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