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盖茨基金会全球发展部门主席伊莱亚斯：未来6个月是消除脊灰关键时期，中国可在全球发挥重要作用

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全球发展部门主席兼脊灰监督委员会主席克里斯·伊莱亚斯(Chris Elias)（图片由清华大学提供）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郑青亭 北京报道

“实际上，脊髓灰质炎是我们有机会从地球上彻底根除的少数疾病之一，而且我们距离这一目标已经非常接近了。我对于在未来一两年内做到这一点感到非常乐观。”

近日，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全球发展部门主席兼脊灰监督委员会主席克里斯·伊莱亚斯(Chris Elias)在北京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这样说道，并表示，接下来的6个月是脊灰传播的淡季，这是完全阻断传染的最佳机会。

脊灰，被公认为继天花之后的第二个“全球公敌”，该病毒多发于5岁以下儿童，隐性感染率高，严重时可导致肢体麻痹，并留下终身残疾甚至死亡，因此又被称为“小儿麻痹症”。

如今，脊灰有望被根除。自1988年以来，受脊灰影响的儿童数量已下降了99%。目前，全球仅有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两个国家有野生脊灰病毒流行，今年以来两国总共发现了10例病例。

但伊莱亚斯强调，虽然距离人类彻底消灭这一疾病仅剩“最后一公里”，但这反而是最难走的一段路程。他解释道，为根除脊灰，必须对所有家庭中的所有儿童进行疫苗接种，但仍有许多儿童居住在偏远、脆弱和受冲突影响的地区，这使得为他们接种疫苗非常困难。

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以下简称“世卫组织”）宣布中国彻底消灭了脊灰野生病毒的传播,成为无脊灰国家。但由于该病毒仍在邻国传播，中国面临着野生脊灰病毒输入性压力。2011年，在获得认证十多年后，中国就曾经历一次源自巴基斯坦的输入型野生脊灰病毒导致的局部性脊灰暴发。

伊莱亚斯表示，基于同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密切关系，中国可以在帮助两国消除脊灰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近日，中国宣布将向巴基斯坦无偿提供3000万剂脊髓灰质炎疫苗。基金会已经同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就潜在的合作内容展开讨论。

11月4日至5日，伊莱亚斯在清华大学参加了第三届世界卫生健康论坛。他在论坛上指出，各国必须为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大流行病做好准备。作为全球备灾监测委员会的成员，他指出，当前，全球应对潜在流行病的能力仍然严重不足，需要大量的工作使大流行病的预防和应对达到所需要的水平。

全球应对潜在流行病的能力严重不足

《21世纪》：首先，请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参加以“大流行应对与挑战”为主题的第三届世界卫生健康论坛的感受。我们还会经历另一场大流行吗？我们应该从新冠大流行中吸取哪些教训？

伊莱亚斯：我此次来中国的目的之一是受邀加入清华大学万科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以下简称“卫健学院”）国际顾问委员会。作为新成员，我昨天参加了该顾问委员会成立以来的第四次会议，这也是他们首次举行线下会议。卫健学院于2020年4月新冠大流行暴发不久后成立，在此后短短几年中无论是在师资队伍还是课程建设方面都取得了令人惊叹的进展。

此外，我还参加了由卫健学院主办的第三届全球健康论坛，这也是论坛首次举行线下会议。本次会议旨在总结应对新冠大流行的经验，为下一次大流行的到来做好准备。我是全球备灾监测委员会(GPMB)的成员，该委员会2018年5月由世界银行和世卫组织共同召集建立。我们刚刚在日内瓦发布了题为“脆弱的准备状态”的报告。报告显示，我们的备灾状态仍然非常脆弱，还没有为另一场大流行病的到来做好充分准备。我在论坛上分享了这份报告的主要内容，并就融资、监测和研发提出了一些建议，以更好地为下一次大流行做好准备。我还同与会专家讨论了大流行病防范的经验教训，既有中国的，也有其他国家的。

今年论坛的主题“大流行应对与挑战”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大流行病总会时有发生，比如不时暴发的流感。在20世纪，人类经历了三次大流感，最严重的是1917-1918年的疫情，其次是1957年疫情，最后是1968年的。在21世纪，虽然流感疫情相对轻一些，但又发生了2008年的非典疫情和2020年的新冠大流行。未来，我们非常有可能再经历流感疫情或者冠状病毒疫情，或者由于环境的变化、人同动物互动的增加、生态环境的变化、城镇化进程的推进等，我们可能会因动物感染而遭受更多的溢出效应。我们不知道下一次大流行何时到来以及会有多严重，但我认为它的到来是大概率事件。所以，我们务必要做好准备，而且要假设下一次大流行会像新冠大流行一样严重。

《21世纪》：由全球备灾监测委员会发布的“脆弱的准备状态”的报告主要提出了哪些建议？

伊莱亚斯：报告提出有四个关键建议：一是，改进监控和问责的制度，包括独立的监督框架，以便及时发现存在的漏洞。如果我们要阻止下一次大流行的暴发，每个国家都需要做好准备，因为它可能在任何国家出现。二是，提高融资能力，以确保疫苗、药物、诊断设备等公共产品的生产能力，同时，一旦疫情暴发能够迅速调整和调度资金，从而针对疫情快速做出反应。三是，为世界建立更强大的研发能力，以便我们在需要时能够拥有所需的工具。四是，重视跨部门合作能力，不仅是卫生领域，还要关注贸易、环境保护、安全、粮食系统、动物健康等领域的问题，需要在多部门的协调平台上汇集各方专长。

我们在报告中针对30个疫情准备状态指标进行了评估，其中没有一个是绿色的，也就是说没有一项是完全达标的，这表明我们并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特别是在纠正错误信息方面，互联网上充斥着大量有关传染病的错误和虚假信息，给公众造成了严重误导。世卫组织一直在帮助提高人们对错误信息风险的认识，并且正在培养在区域范围内跟踪错误信息所在的能力。但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做，包括与运营这些媒体渠道的私营公司开展更密切的合作，以确保他们能够充分防止其渠道上的错误信息。

《21世纪》：基于这些研究，基金会将如何为下一次大流行做好准备？

伊莱亚斯：基金会正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一是加强研究能力，提高数据收集和分析能力，完善监测能力。通过更强有力的监测，例如废水监测，我们可以更快做出反应，从而对疫情做出干预，防止其成为大流行病。二是加强监控系统。世卫组织正在带头建立一支全球卫生应急储备力量，致力于制定培训、模拟和演习方案，让各国为全球卫生应急部队的应对做好准备。中国等很多国家也正在投入大量资金建设快速反应能力，但一些低收入国家没有资源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所有国家都具备响应能力，这是基金会正在世卫组织等机构讨论的内容之一。

《21世纪》：在经历过新冠大流行之后，你认为未来十年全球公共卫生系统可能面临哪些挑战？

伊莱亚斯：在大流行期间，很多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程出现了倒退。我们的年度《目标守卫者报告》也揭示了很多目标出现停滞，例如，在大流行期间，由于很多国家的卫生系统被削弱，它们的免疫接种进展有所下降，我们需要在后疫情时代挽回这些损失，因为免疫接种这项简单直接的干预措施可以挽救很多生命。在过去20年里，疟疾死亡率迅速下降，但在过去四五年中却一直停滞不前。我们要重新加快这方面的努力。

我本人直接参与的是消灭脊髓灰质炎的工作。我们已经在超过125个国家成功做到这一点，今年以来，全球只有10例小儿麻痹症，其中阿富汗有6例，巴基斯坦有4例。我们正在密切参与这方面的合作，以完成这项工作。就像20世纪70年代末消灭天花（唯一被消除的一种疾病），一旦脊髓灰质炎被消除，我们就不再需要应对这种疾病了。实际上，脊髓灰质炎是我们有机会从地球上彻底根除的少数疾病之一，而且我们距离这一目标已经非常接近了。我对于在未来一两年内做到这一点感到非常乐观。

此外，我认为，我们在大流行期间学到的重要教训之一就是，拥有强大且有韧性的初级卫生保健系统的国家可以在疫情期间做得更好。我们需要进一步加强初级卫生系统，这不仅能够帮助我们应对下一次大流行病，也能够在平时拯救更多生命，特别是提升母婴存活率。

专注慈善投资可以产生最大影响的领域

《21世纪》：面对如此多的全球健康问题，基金会如何确定其优先事项？

伊莱亚斯：我们一般会思考我们的投资可以产生最大影响的领域。自基金会成立以来，我们一直非常关注免疫接种的原因之一是，在免疫接种上投入的每1美元，都可以通过消除疫苗可预防的疾病为系统节省约37美元的成本。对于投资回报，我们的衡量方式不是从财务的角度出发，而是从挽救生命或改善生计所带来的影响来衡量。我们会问：人类的最大杀手是什么？这一挑战有解决方案吗？需要开发新的工具、疫苗或药物吗？我们的慈善投资可以在哪些方面产生最大的影响？这就是我们的想法。

《21世纪》：你刚刚说现在已经很接近彻底消除脊髓灰质炎了。在此之后，基金会会准备消除其他疾病吗？

伊莱亚斯：实际上，能彻底消除的疾病非常少。从长远来看，疟疾也是可能被根除的疾病之一，但我们无法用现有的疫苗和药物做到这一点。因此，我们正在投资大量的研究，以研发出更新、更好的疫苗、药物和诊断方法。 对于很多疾病，我们并不是为了消灭它们，而是为了减轻它们给人类造成的损失，比如减少感染、减轻症状或者是提供诊疗方案。

让我们越来越感兴趣的事情之一就是如何加强初级卫生保健系统，因为这有助于解决很多这样的问题，比如，通过及早发现和治疗，可以大大减少大中型医院接受复杂治疗的人群。此外，初级卫生保健系统还可以帮助我们应对高血压等非传染性疾病。

《21世纪》：去年，基金会宣布计划到2026年将每年投入从近60亿美元增加到90亿美元，较新冠疫情之前提升50%。这是出于哪些考虑？如果不是钱的话，在后疫情时代基金会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伊莱亚斯：过去23年以来，基金会的年度支出几乎一直在不断成长。我们今年的预算刚刚超过80亿美元，正在朝着2026年达到90亿美元的目标而努力。但这个距离并不很遥远。因此，我们必须非常有选择性地增加我们要做的事情。正如我之前所说，我们将专注于可能产生最大影响的事情。

我认为，我们遇到的挑战之一是，当前，国际环境充满各种挑战，如地缘政治冲突、气候变化、通货膨胀、低收入国家的债务问题、海外发展援助停滞不前等。我们担心健康、农业、水和卫生设施等重要发展项目无法得到应有的重视，这造成了可持续发展目标进程的停滞。我们今年发布的《目标守卫者报告》提出了一些非常令人担忧的发现，在大流行之后，一些国家向卫生部门提供的资金不足。我们最担心的是，有些国家不会继续将健康作为它们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点工作。

《21世纪》：比尔·盖茨已经表示，他所有的财富最终都将捐给该基金会，该基金会将在他、梅琳达·盖茨和沃伦·巴菲特去世20年后关闭。我很好奇基金会在关闭之前的捐赠总额会达到怎样一个数字。巨大的资金支持可以让基金会有哪些独特的行事方式？

伊莱亚斯：我还没有计算过这一数字。截至去年年底，基金会总计花了714亿美元，账上还有673亿美元。总的捐赠总额会不断增长，但有很多未知数，我们会随机应变。近期，我们更多地思考的是如何在2026年明智地花好90亿美元。毫无疑问，当基金会关闭时，我们的捐赠额将是一个巨大的数字。我们也会向已经花完捐赠额的基金会取经。20年听起来是很长一段时间，但考虑到基金会的规模，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短的时间。

盖茨基金会虽然是全球最大的私人慈善基金会，但面对世界遇到的各种难题，每年90亿美元的资金规模仍然很小。大多数卫生系统由各国自身或主要多边开发银行的优惠贷款提供资金。慈善事业的作用是撬动资金填补市场不开发新产品的空白，通过公共产品的开发帮助推动系统的变革。我们将继续通过拯救的生命或者是生计的改善来衡量投资的回报，并以此决定将资金投向何处。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滞后

《21世纪》：我参加了今年基金会在纽约举行的年度目标守卫者大会，对精心策划的活动感到惊讶不已。我想知道的是，基金会为何会选择在每年联合国大会召开期间举行这样的活动？

伊莱亚斯：我们是在2015年联合国宣布可持续发展目标之后定期召开这一年度大会的。正如你那周所看到的，那个时候，纽约市极其拥挤，各国领导人云集，各项高层会议密集举行。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希望为多元化的群体提供一个相聚的机会，包括很多通常不参与对话的人士，以激起大家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注。我们既要庆祝已经取得的进展，还要在落后时发出警报。今年的大会更多的是为了后者——我们无法实现这17个目标中的任何一个。从2015年到2030 年，已经过了一半时间，而我们还没有走上正轨。现在，是时候让我们重新关注这些目标了。它们虽然是延伸目标，但是是可以实现的。我们的目标守卫者大会试图带来一些紧迫感，通过追踪各项目标的进展，让大家感受到一些紧迫性。我们也试图引入更多元的声音，这就是我们邀请很多40岁以下年轻人的原因，他们对地球的未来和实现这些目标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21世纪》：我们还有机会让可持续发展目标重回正轨吗？

伊莱亚斯：我们一开始就距离一些目标非常遥远。怀疑论者会说，我们永远不会实现那些雄心勃勃的目标。但现实是，如果不设定它们，就不会去尝试。我认为，对于某些目标，我们可以让它们回到正轨并实现它们，而对于其他目标，我们应该尽可能接近。因此，在剩下的时间中，这关系到是否有足够的政治意愿，以及是否能够投入必要的资源。在某些方面，最重要的目标可能是与性别平等相关的第五个目标，旨在确保女性可以平等地参与实现所有其他目标的进程。

《21世纪》：你刚刚说，加快推进可持续发展目标，需要强大的政治意愿。你今年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在纽约感受到这种氛围了吗？

伊莱亚斯：让我回想我在纽约的一周，有一些对话让人感到沮丧，因为人们觉得要做的事情太多了。但除了目标守卫者大会，我们当时还与The Moth（飞蛾）（一个以纽约为大本营的非营利组织）一起举办了关于消灭小儿麻痹症的讲故事专场。在听过演讲者讲述的真实故事后，你会真切地感受到他们的能量以及这些目标的重要性，也会意识到有很多事情是可以做的。我们需要跨部门的通力合作，而且需要经历艰苦的努力，才能实现这些目标。但最终我还是很乐观的。

人类接近完全消灭脊灰病毒

《21世纪》：为什么根除脊髓灰质炎如此重要？是否有可能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已经取得了怎样的进展？

伊莱亚斯：今年以来，全球只有十个病例，但问题是，如果我们停止努力，它就可能卷土重来，很可能出现病例激增。模型表明，如果一旦放松现有努力，每年可能会有多达20万例病例。实际上，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初，我们也确实看到了病例的上升，这证实了模型的准确性。而如果我们根除这种疾病，就不用再担心它了，就像20世纪70年代末的天花。

回顾脊髓灰质炎的历史，早在1988年，世界卫生大会为各国制定了根除它的目标，当时。有125个国家有小儿麻痹症病例。到了2000年，100多个国家已经根除小儿麻痹症。2011 年，印度最后一次出现小儿麻痹症。2016年，尼日利亚最后一次出现小儿麻痹症。过去7年，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以外，我们没有再看到过小儿麻痹症，除了莫桑比克发生过一次来自巴基斯坦的小规模输入疫情——这似乎已经得到控制。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我们完全可以根除脊髓灰质炎的原因。如果我们做到了，将为各国节省大量的资金投入，并免于让大量的儿童罹患小儿麻痹。自1988年以来，我们已经成功避免2000万儿童因脊髓灰质炎而瘫痪，其中一部分人甚至可能死于这一疾病。因此，现在我们正处于最后冲刺的关键时刻。

《21世纪》：迄今为止，有多少国际资金用于消除脊髓灰质炎？是什么阻碍了脊髓灰质炎病被根除？“最后一公里”的工作有多难？ 现在需要采取什么行动？

伊莱亚斯：1988年至2020年间，CEPI向100多个公共和私营部门捐助者提供了超过180亿美元的资金。与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CEPI，注：由惠康信托基金会和盖茨基金会支持成立，旨在通过加速疫苗研发防控流行病）紧密合作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每年管理超过10亿剂脊髓灰质炎疫苗的采购和分发，占全球脊髓灰质炎口服疫苗（OPV）的半数以上。

我们知道疫苗有效，也有能力向所有儿童提供疫苗，但挑战就在，这些发病地区不在首都，而是偏远的农村，交通不便，冲突频发，非常不安全，医务工作者不仅难以进入，而且不被当地社区信任。因此，这“最后一公里”反而是最难的。当年，非洲出现脊髓灰质炎的最后一个地方是在尼日利亚东北部，医务工作者是冒着被博科圣地恐怖组织袭击的风险为当地儿童接种了疫苗。

但积极的一面是，一旦给孩子们接种了疫苗，小儿麻痹症就会消失。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以脊髓灰质炎监督委员会主席的身份访问了巴基斯坦。我认为那里有强有力的政治承诺，只是我们面临如何接触这些偏远地区儿童的挑战，因为即使有政府参与，我们仍然很难到达那些不安全的边境地区，那里的医务人员或护送他们的安全部队偶尔会受到袭击。

《21世纪》：中国于2000年被世卫组织正式认证为无脊髓灰质炎国家。你如何评价中国消灭脊髓灰质炎的努力？中国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根除脊髓灰质炎方面可以发挥什么作用？

伊莱亚斯：中国做了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作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中国在23年前成功消除小儿麻痹症对全球来说意义重大。时至今日，中国也在为在全球层面彻底消除这一疾病做着贡献，中国强大的小儿麻痹症实验室网络正在帮助整个西半球防治小儿麻痹症。

对于中国来说，只要世界上存在有脊灰野病毒的传播，所有易感儿童都有感染该病的危险。2011年，中国就发生了输入性脊灰野病毒事件，好在中国反应迅速，及时遏制住了疫情。目前，只有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是脊灰本土流行国家，这两个国家都是中国的邻国，很容易将病毒传入中国。

中国同巴基斯坦和阿富汗都有密切的关系，可以为帮助这两国消除这一疾病发挥重要作用。近日，中国宣布将向巴基斯坦无偿提供3000万剂脊髓灰质炎疫苗。我也同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高层进行了会谈，我们希望中方可以成为我们在“最后一公里”上的合作伙伴，帮助这两国彻底消除脊髓灰质炎。

世卫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盖茨基金会以及“全球根除脊髓灰质炎行动”的其他合作伙伴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取得很多成绩。只要这两国遵循技术指导，让医务工作者接触到所有的儿童，不管他们是在多么偏远的地方，我们就可以彻底消除脊髓灰质炎。

我认为，接下来的6个月是非常关键的时期，因为脊髓灰质炎的传染是季节性的，旺季刚刚结束，淡季从11月下旬到5月上旬，这是我们完全中断传染的最佳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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