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为何不再追求爱情了？

什么是好的分手文化？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梁永安认为，人在分手中获得的成长，远大于相爱时，“分手本身也是美好的一部分，是一个生命再生、重新自我认识的过程。”

近日，今日头条文化频道自制读书栏目《头条书声》推出“与阅读再次相遇”系列视频，邀约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梁永安、原华中师范大学古文系教授戴建业、知名作家马伯庸、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刘宪权，以及心理学者李松蔚，结合时下热点话题，讲述书中故事，共享阅读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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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永安：这个时代需要分手文化

什么是分手文化？在梁永安看来，人在分手中获得的成长，远大于相爱时。

以名著《傲慢与偏见》为例，源于偏见，伊丽莎白谢绝了达西的求婚，这一打击使他第一次认识到自负的恶果。临走前，他留下一封长信，对过往种种作出解释。读信后，伊丽莎白既对错怪达西感到内疚，又为母亲和妹妹的不当行为羞愧。那一刻，她也真正理解了达西，反思自身局限。

梁永安认为，分手本身也是美好的一部分，是一个生命再生、重新自我认识的过程，“很多人一分手就把原因归到外部，等于放弃了一次成长的机会。”

李松蔚：“智者不入爱河”为何盛行？

“智者不入爱河”观念盛行，很多当代年轻人不想要亲密关系，这令父母辈感到困惑。

时代在进步，允许更多人选择以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且很多由自由恋爱进入婚姻的人，也可能会冒出另一个问题：当自由的关系被约束，它变得越来越不是曾经熟悉的状态了。

在李松蔚看来，问题的根源在于，很多时候人们容易把对当前生活的失望、挫败或困惑，解读成是对方的过错。与此同时，人们有时也有太多过于明确的目标，比如：期待另一半变得更上进、更温柔、提供更多的情绪价值等，“期待最后带来的并非改变，反而是怀疑。”

他在新书《5%的改变》中写到，爱需要练习，“王子公主式的幸福结局”只是故事的开始。

马伯庸：创作灵感来源于“社畜思维”

小说《长安的荔枝》和《太白金星有点烦》的创作灵感竟来自“社畜思维”？

作家马伯庸介绍，《长安的荔枝》是他在写《大医》过程中临时创作的。《大医》全书共80万字，他写到一半时已累觉不爱，想休息下，换换脑子。

一般人都知道“一骑红尘妃子笑”，却少有人关心荔枝具体怎么运输的。当时，马伯庸已上了10年班，有一种社畜的思维：这活儿要是摊到我头上得多惨？要怎么送？一时间，脑子里就想出了20份PPT，活脱脱的“古代社畜求生记”！

还有个朋友曾跟他分享奇思。他说，天上一天，地上一年，唐僧师徒取经花了 14 年，对于上天的神仙来说，就是半个月就能完成的小项目。他一想，这个思路特别好。

于是，两个故事雏形就这样产生了。

刘宪权：Chatgpt犯罪需要负责么？

ChatGPT犯罪需要负责任吗？

在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刘宪权看来，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现使人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强人工智能时代即将到来。

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具有一定的逻辑推理能力和创造能力，甚至还具有独立编程的能力，从而可能在未来脱离人类，拥有自主意志。“这无疑会对现有刑法理论和刑罚体系造成冲击”，因此，刘宪权认为，对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进行刑法学研究刻不容缓。

戴建业：今天的诗歌教育大多误入歧途

在戴建业看来，今天的读诗和学校诗歌教育大多是误入歧途，“诗歌本应直接作用于人的情感体验和培养，激发想象，点燃生命力。”

在人类智力的五个层面中，即想象、直觉、逻辑、记忆和语言，想象是最重要的。而诗歌恰恰能激发这一点。

古人说诗，必提及盛唐。戴建业认为，年轻人多读李白、杜甫、王之焕的诗，能使心胸博大，充满激情。

反观当下，学校教育只把诗歌作为一种知识积累，老师在课堂上讲诗，学生读诗、背诗，试考完了就说bye bye，人与诗歌没有发生任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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