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岫华回忆被国民党军抓捕之后的遭遇：有钱能使鬼推磨

1930年，涟水"八·一"暴动失败后，中共淮盐特委决定我担任淮盐团特委书记。不久，又改派我去盐城、阜宁两地恢复、整顿党组织，于10月间由特委组织部长宋鸿才同志陪同我前往。因受暴动失败影响，党组织涣散，群众情绪低落，工作不见起色，到旧历年底，我将盐城工作交由郇佩宗同志负责，我即去阜宁县工作。到阜宁一年半时间，恢复和发展了13个党支部，五个群众组织。

1931年秋，省委巡视员薛味五同志来阜宁视察，将盐城、阜宁两县合并成盐阜县委。县委委员有郇佩宗、张凤吾、黄肖白、丁某某和我共五人，并指定由我任县委书记。在这期间，为了取得经费来源和便于活动，我争取到阜宁县周门小学校长的职务。此时工作开展得较为顺利。1932年4月一天，我接到省委通知去上海参加县委书记会议，接到通知的第二天我就被捕了。

一、被捕经过

1932年春节后，我正在周门小学任职。4月初的一天下午，忽有从淮安来的一位老同志吴乐群找我，接谈之下知道他原在淮安县谷圩完小教书，因"八·一"暴动的影响，谷小他已经无法再蹲下去了，请我在阜宁县替他找一个教员的位置。因为是老同志，有困难应该帮助，我答应他先到阜宁县教育局找人试试看。

当晚吴随我回家过一宿，第二天早饭后，我们二人各自骑着自行车赶往阜宁城，先到城中完小找到张凤吾、黄肖白两同志，说明来意，就在他们宿舍住下，然后由他们介绍到县教育局找科员唐愧群同志商量（唐原是地下党员，这时已不工作，但不反动），唐接谈后说："这学期已开学两个多月，教员已安排满了，难以安排。"后经张、黄二人再三恳商，唐答应待了解情况后再作研究。这时我们已来阜城三四天，事毕即准备回去，从教育局回到城中完小的路上，忽然看见县委交通员胡大嫂，迎面送来一大卷文件，还有上海20元汇款单一张，她将这些东西交给我就匆匆在人群中消失了。

回到城中宿舍，我将文件打开一看，见有中共中央对当前的工作指示、江苏省委的文件，另有密信一件，经处理后显现出江苏省委召开各县县委书记会议的通知，并说明由于敌情严重，省委机关经常移动，对各县每月20元活动费不可能按时汇给，希将这20元收到后，节约使用。我将这些文件粗略的看了一遍，心中非常兴奋。工作上有了上级党的指示，又要到上海去参加县书会议，这喜悦使我一夜未曾入眠。

天明起来，打算回周门小学，文件如何带走，就未认真慎重的考虑，如将文件仍交交通员送到郭大桥联络点再交我，或可不出问题，正当提到文件如何带走时，阜宁真理报刚出版（阜宁县委办的小报），又送来一大卷。张凤吾同志为人忠诚老实，他建议将文件和真理报绑在我大腿上带走，这样就可以蒙混过关，商讨后张亲自用白线帮我绑好。我和吴乐群同志仍然骑自行车出发了。

行至斜桥（公路入城处的一座桥）见有驻军岗哨持枪站在那里，欲回头车已行至桥头，经岗哨检查，发现我腿上带有大批文件，哨兵不识字，打开一看说，好东西不在腿上，随即命令我们跟他走。这时我们环望四周，只见斜桥东南角有一个操场，有很多士兵在那里上操，看样子逃是逃不了的，只好跟着哨兵走。我见哨兵离我们较远，就低声对吴说："文件在我身上，你只说走路偶然和我走在一起的，与你没关系，如能把你放走的话，要迅速通知张、黄二人立即离城（因文件内有他们二人介绍给唐愧群的信和名片），另要他们立即通知县委机关转移，并请告知我家庭设法营救。"哨兵虽然发现我们说话，但他是外地人，可能听不懂我们说什么，又因为他只是一人一枪，也不敢靠近我们，只有大声喝令快走！

从斜桥到北门营房，约一里多路，当我们到达营房大门口时，凑巧有个军官就站在那里，这个士兵立正报告："这两个人身上带这东西，我看不是好人，才把他们带来，请营长定夺！"这位营长年龄较轻，约莫三十上下，白面书生，很有文人气质。他接过哨兵交上的文件包，首先揭开真理报一看，说："这是地方上的事，与我们无关。"我看时机有利，立即指着吴乐群同志对这位营长说："这个人是行路的，偶然碰在一起，我们并不相识。"营长问吴："是真的吗？"吴答："是的"。营长说："那你走吧。"吴乐群同志立即转忧为喜，匆匆的离开了。

这时门口忽然又来一个军官，听卫兵报告："上尉司书到"。营长随手将文件包交给他看，这个司书翻看了一阵，说："这是共产党，把他送到团部去！"接着又面对我说："你这个青年人，为什么不参加国家主义派，反而参加共产党呢？"那位营长见势已无话可说，立即派两个士兵将我押送团部关押起来。

不久就来人问我，这些文件是从那里来的，送到那里去？我被解送来团部的路上，就考虑好如何回答审问的事，因而不假思索的回答："在轮船码头，有人用5元钱雇我，将这些东西送到西门外郭大桥，到那里有人在等着接"。他们不相信，又问我姓名、年龄、藉贯、职业。我回答我叫陈寿山（是我舅舅家表兄的名字），22岁，涟水县人，当小学教员，问的人把这些话录下去以后就走了。

过了很长时间，大约在上午10时左右，问的人又来了，并且拿来了张凤吾介绍去教育局找唐愧群的信一件，黄肖白名片一张（名片上衔名是城中完小教员），问我这两个是不是同党，我回答不是。问的人说这两件东西怎么到你身上的？我想好在他们走远，看样子说没有一点关系也不合情理，因而我承认是认识关系。问的人听后恼羞成怒，命令当兵的用绳子将我吊起来毒打，硬要我承认我和张、黄三人都是共产党，当时我虽疼痛难忍，但已下定决定死不承认。

我被打之初，神志还清醒，后来逐渐模糊直到失去知觉，等我醒过来时，只见自己浑身都是血和水，睡在水汪汪的地上。这时我想，可能他们见我死去，又用冷水把我喷过来的？他们这样做不是怕我死，而是还未得到我的口供，……当我在想时，忽然出乎意外地听到有人大叫："政治犯是不准用刑的，梁总指挥早有命令，这是谁的主张，我刚半天不在这里，就闹出这个大乱子，总指挥知道一定要追究的！"

这是什么人呢？能在这里大喊大叫这些话，真是天大的好事，等这人走后，我低声问道看守我的卫兵这是谁？那个卫兵很神秘地告诉我，是他们团的陈副团长，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他又说，我们团长是行伍出身，大老粗，团里事情大部分是副团长处理。那个要办你的"司书"，是团长的小舅子，他依势欺人，最坏！不一会陈副团长又来了，他走到我的身边说："你受苦了，不要怕，等一会给你吃饭，喝水。"说后他又走了。两个士兵将我扶到屋里，拿饭、拿开水给我，我那里吃得下去？

正在这时，张凤吾、黄肖白二人被带来了，和我一起关在这个房子里。我看到他们很诧异，问他们吴未通知吗？他们说通知了，我们考虑你既能帮吴脱险，决不会又说出我们来的。我问他们，你们忘记介绍信和名片吗？他们说这也不能证明我们是共产党，如果我们走了，倒证明我们是共产党。我听了只好苦笑着说："你们真是庸人自扰！我为你们被吊打得死去活来，你们还在做梦呢！"可是事已至此，没有什么可说的，只好见机行事，走着瞧吧！

就在当天的下午，一个当兵的带来一个铁匠，用九斤重的大镣，将我的两腿钉起来了。张黄两个也钉上镣。说起来真气人，大镣钉好后那个铁匠还向我要喜钱，在他的硬逼之下，只好给了他一元钱，他才笑着走了。

二、在二十五路军看押期间

约在四月下旬，阜宁驻军用一个连的队伍将我和张凤吾、黄肖白三人押解到淮安旅部。到淮安第四天，旅部军法官把我们提庭审问了。我想这回不知又是什么样难关？不料到庭上一看，审问我的只有一兵一官，别无他人，军法官问我姓名、年龄、藉贯后就不再问了，我很奇怪。过了一会我反问军法官，我的案子如何了结？他说："没有什么了不起，过几天就会放你出去。"我说他哄人，他说："我是军人，只知道爱国，究竟三民主义、共产主义那个能救中国，我也弄不清楚，你怕什么？是会把你放走的。"说后就退庭了。

我回到关押我们的临时牢房，告诉张、黄二人上述审讯情况，他们也觉得稀奇，与我一样抱着怀疑态度以观后果！又过一两天，淮安驻军又把我们押解淮阴二十五路军"总指挥部"。去淮阴是用三辆黄包车送的，一路上很多人围观这三个不像土匪的囚犯。在淮阴关押足有一个多月，不闻不问，我们都很焦急。

一天，忽然喊陈寿山提庭，我对哨兵说要上厕所，当我去厕所的路上（就在大院子里）突然有人问："你叫陈寿山吗？"我抬头看到走廊里站着一个军官模样的人，我只点头，表示我是陈寿山，他说："你不要怕，没有什么问题的"，他说后很快躲到屋里去了，押我的哨兵也未说什么，只催我快走。

当我走到法庭上，看到气势凶严，四周都站在全副武装人员，庭上点着大香，下面放着火油，夹棍等刑具，我心里不禁忐忑不安。但庭上只坐着一人，只问我姓名、年龄、藉贯，别的什么也未问就宣布退庭了。我回到牢房，把情况告知张、黄，大家都疑虑重重，不知这个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就这样又押了个把月，也不再提审了。

大约到6月份，"总指挥部"用一个手枪连，将我们押往扬州"绥靖督办公署"。到扬州后，把我们关押在一所很高大的房子里，后来听说是前清盐运使衙门。当我们进这个牢房刚坐下来，就听隔壁有人高声问："你们犯什么罪？从那里来？"我回答是政治犯！从清江来。隔壁那个人接上说可喜可贺，随后从墙头上摔过来一包香烟。我们回答谢谢，又问他："我们已经是犯人，还有什么可喜可贺？"隔壁的人说："我也是政治犯，我是如皋人，在外面是办报纸的，我已经得到消息，这个绥靖督办公署已经撤销，以后政治犯统为镇江江苏省军法会审处管辖，张之江本人已经走了，大印封存，只留秘书在这里办交代。你们早来三天，就要在这里审判，重的无期徒刑，轻的也要十五年。真是神差鬼使，天公巧安排，不迟不早现在送到，督署虽撤销，但远未移交，案子送到，又非收不可，收下来无印又不能审判，移送军法会审处吧，这个机关要等督办公署移交才好宣布成立，你们在这交接不接头的时刻送到，没有第二个办法，只好移交当地司法机关审理，到那里既无刑，也不能武断，就凭你们据理申辩了，这不是可喜可贺吗？"

我们听了觉得很有道理，同时觉得这个人很不平凡，消息这么灵通，理解力又这么强。到吃晚饭时，我们和隔壁这位难友见面了，通过进一步交谈，知道他的名字叫叶胥朝，在如皋办报，是红十四军的，到这里被判十五年徒刑，现在正在花钱运动出狱，还不知结果如何。

晚饭后，我们三个人对叶同志所说的消息，作了多方面分析，认为不迟不早在这时间解来，是偶然巧合呢？还是二十五路军中有共产党人，有意这样安排呢？根据我们被捕后很多迹象表明，后者的可能性比前者大。过了三天，果然不出叶同志所料，我们便被解送到江都县监狱了。

三、江都县监狱和递解清江

当我们转到江都县监狱时，叶胥朝同志已先到那里。由他介绍，又认识了如皋季家桥市季凯、季凡兄弟二人。承他们帮助，向龙头（牢头）小把子（二号牢头）打招呼，说明新来的三个政治犯是他的老朋友，请他们照顾，人情在他身上。后来，我们果真受到了"优待"。

我们住的牢房是一个只有10方左右的房子，这里关押有20来人，不要说睡了，就是站也够挤的。房内放着一张小木床，门里还放着一只没有盖子的尿桶，牢门经常是关着的，白天犯人小便在尿桶里，晚上大便也在这尿桶里。犯人初进牢房，如果没有钱孝敬龙头、二把子（叫铺监），就要抱尿桶，别人小便，你要抱着尿桶不放，叫做"看金鱼"。如果你提出臭气难闻，还要挨揍（我们受优待被免了）。

一到晚上，木床上睡的是龙头、二把子，或者加上出过钱的"上等人"，其余的人不是睡在床底下，就是睡在尿桶边，反正睡的人靠人，连插脚的地方都没有，天气炎热，室内臭气难闻，但不准人说。据说这是牢规，另外还有特别严格的禁令：如走路手不准背着，睡不准仰卧、伏卧；说话不能说杀、死、吊等等；犯人在牢房里，除"放风"（统一到厕所大便）能走两步外，其余都是坐着，所以社会上称"坐牢"。犯人从来不能洗脸，更谈不上洗澡。牢房没窗子，只有门上有个小碗口大的洞作为看守的人监视犯人用的。牢外家属、亲戚、朋友送食品衣物来，要先给龙头、小把子吃用，剩下的才给你，如同赏赐，倘若你不同意，或事先未给他们，那就闯下塌天大祸，除挨揍骂外，还要抱尿桶，叫你日夜不得安宁。

我们初进监狱，一切规矩都不懂，亏的是季氏两兄弟，在牢头面前为我们周旋。据说这些龙头、小把子都是土匪、流氓之类较多，大多数目不识丁，平时要写状子，家信什么的，都要靠政治犯。所以龙头、小把子对政治犯都是较客气的。称政治犯为"先生"。政治犯对他们也视为是旧社会逼上梁山的牺牲者，凡是能帮助的也尽力给予帮助。

上面所说的是监狱里犯人对犯人的统治，至于国民党官方对待犯人比牢头、小把子就更加厉害。首先是犯人的囚粮、被层层克扣，到犯人嘴里，已是不能活命，他们弄来不吃狗不闻的霉烂不堪的粮食，叫化子都不要的黄菜叶、烂萝卜，一天两顿送来，不管你吃不吃就算了差。一个犯人如果没有外界接济，那么肯定是活不长久的。我们亲眼就见到犯人拉牢洞的（犯人在牢里死了，死尸是不准走门出去的，牢房后墙上有个平时被塞起来的小洞，死人骨头被敲碎了，从洞口拉出去），由于我在江都监狱时间不长，不能详尽描写了。

在江都监狱大约十多天时间，我们又被押解清江了。临行前，叶胥朝、季凯、季凡等同志送行，他们说："你们这次去清江，一定是送高等法院清江分院审理，这对你们有利，希望一路平安，早日自由！"我和张、黄三人各乘一辆黄包车，两个解差跟着跑（我们脚上有镣，不能跑，不是对我们优待），出扬州南门往仙女庙，到邵伯吃午饭，天晚送到高邮县看守所，两个解差交了公文，就走了。我们在高邮县看守所住了一天。第三天由高邮解到宝应县，仍和以前交接手续一样，第四天由宝应送到淮安县，第五天午饭后由淮安县解送到淮阴县政府。

由于这天是星期日，收发室无人上班，差人正要去找收发室人，这时我对这个差人说，这里我有个熟人，你能把他找来见见我，我给你两元钱。他问我这人在什么地方，我告诉他在城南公园里做事叫宋正鼎先生。解差答应帮我找就走了。

我为什么要找这个人呢？记得在一次淮盐特委会议上，听说高等法院清江分院有一个审判长、推事叫吴煜恒，是单线关系的秘密党员，吴同志曾说，特委活动经费有困难，你们如果发现地主老财打官司，可以叫他们拿些钱出来，我帮他打赢官司。我想，我吃这场官司，不也能请他帮忙吗？因此想到淮阴宋正鼎同志，他是本城人，又是一位负责同志，他定能知道这个关系的。那个解差从宋正鼎家走后不久，宋正鼎同志不畏艰险，果真来了。见面时我简短地叙述被捕经过后，就直截了当地请他找吴审判长设法帮助，以求早日获释。宋说："这样吧，你们现在大概要先送到赵家楼巷高等分院看守所。三天后我到看守所见你。"

四、党组织的营救

我们被关进赵家楼巷看守所。过了三天，牢门口喊我有人接见。我到探监洞口一看，是宋正鼎同志来了。他一见我就说："我见到吴了，他说请你们放心，重可改轻，轻可改无，就等着审判吧！宣判时我再来看你们。"说后他就走了，我回到牢房，告知张凤吾、黄肖白大体情况，我们只有眼巴巴的等着审判了。

和我们关押在同一牢房只有一个犯人。这人是个小土匪，他是个秃子，年纪约在四十上下，谈起来是涟水同乡，家住算巷，是我表兄算国本家邻居。因此，这个人对我们很热情。这时正是炎热的夏天，晚上臭虫、蚊虫特别多，又没有门窗可以通风，坐在这样屋子里真是闷人。幸亏沾上跟我们同一牢房的这位秃哥的光，他很勤劳，又肯动脑筋，他用自己的破衣服做成一个大吊扇，吊在房子行条中间，有一根绳子做拉手，白天我们轮流拉，晚上他一人拉。我们要换他休息，他总是不肯，使我们深受感动，我们很尊重他，我们有什么吃的，总少不了他一份。他不识字，辩诉状以及家信等，都由我们包下来代写，这样，我们四个人却成了五湖四海的小家庭。有事同做，有饭同吃。有时也能说两句笑话，一时可算是"戴孝帽子看戏，乐以忘忧"。

入高等分院看守所约一个月，检察官提审了。他首先问我姓名、年龄、藉贯，又问我和张凤吾、黄肖白是什么关系，我只承认是认识关系。别的什么也未问就退庭了。

约莫又过了10天左右，第二次提审了。这次只见法庭上五大座齐全，检察官坐在首席上，审判长推事坐在中间，两旁坐的是推事和书记官。开庭时，检察官提起公诉，接着审判长推事吴煜恒审判："陈寿山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证据﹣﹣阜宁真理报12张，没收入库。念陈寿山年龄较轻，按照惩治反革命紧急治罪法第五条处以两年六个月有期徒刑。张风吾、黄肖白不予起诉，无罪释放。退庭。"

这个判决一宣布，我是惊喜交集。我原来被搜去的真理报有二三十张，党中央、省委文件，还有一封密信，现在只剩十二张真理报，其余的东西那里去了？是二十五路军未交下来吧？还是地下党员吴煜恒同志的协助？总之，是党组织的营救。

回到牢房后，张、黄欢天喜地把衣物拿走，临别时千叮咛万嘱告要我保重身体。后来我在牢房里花了钱请看守的弄来一份那个"惩治反革命紧急治罪法"看。五条中前四条都是死刑，无期徒刑，只有最后一条即第五条，是五年至十五年有期徒刑，我被判的依据是最轻刑减半，看来无法再轻了，再轻就是无罪释放，说无罪，我是部队查获交来的案子，不好说一点证据没有。况且这是敌政权控制下的司法机关，而吴煜恒同志能争取达到这样程度，无疑是经过极大的努力了。刚判决后，嵇荫根同志带五元钱到淮阴监狱来探望，表示慰问。党组织对我这样的关怀，我只有衷心地表示感谢。

判决后一个多月，和我同房的那位秃哥对我说：你远在清江做牢，离家太远，家里探监很不方便，你何不请求你回原县执行徒刑。我觉得他的话有道理，就写了申请解回原县执行徒刑，不久高等分院就批准我转阜宁监狱，原因是我原在阜宁被捕的。大约在10月中旬我即被押解阜宁了。

五、阜宁监狱的保外就医

1932年10月，我被解回阜宁县监狱以后，又认识了许多所谓"难友"。这些坐牢的，绝大部分是小土匪、吃鸦片烟的、个别的也有为土地、婚姻等民事纠纷，发生诉讼，没钱花，打官司输了的。我对于这些人，一般是抱有同情心理，经常帮他们写状子，写家信，如一遇到监狱里发生什么纠纷，我是不畏强暴，说公道话，因此很得"难友"们信任，他们有事都肯跟我商量，对我能说心里话。

这样，我在监狱里就有了耳朵，能听到监狱里外好多新闻。比如有的犯人，花了钱可以不在牢房里睡，另有干净的小房住；有的犯人，晚上还可以上街，到澡堂去洗澡，还有的甚至可以嫖妓女；有的犯人老婆来了，只要钱花得起，可以留在监狱里过夜，监狱里有"狱神房"作"临时招待所"。诸如此类，无奇不有，这是牢外人想象不到的。

1933年5月间，阜宁县长要调换。这位县长所带来的一套人马，听到这个消息很为恐慌，认为在阜宁发财的末日来临，于是公开搜括民财，收贿成风。牢外的形势，也影响到牢中，议论纷云：一说是张三花多少钱，20年徒刑放了，一说是李四无期刑，花多少钱放了。此时，也有不少"难友"来提醒我，何不弄些钱来"打关节"（行贿）以求早日脱离苦海！与我有些亲关系的陆四爷等人说起来更加起劲，我面对现实，思想上开始活动了。

一天我母亲来探监。我把外界的情况告诉母亲，请她回家拜亲托友想想法子，以求早日出狱。母亲回家后，四处奔走，好容易才弄到很少的钱。根本不够从牢里拔出一个犯人的"费用"。最后没有办法，将仅有的10亩活命田，卖出了3亩，得银洋150元，母舅家拿出60元，加上其他亲朋捐助了90元。合计凑得300元钱。由母亲带来阜宁监狱。接着第二个问题又来了，钱交给谁呢？又由谁交呢？真是"捧着猪头摸不着庙门"。经"难友"们从中说合，请监狱看守找到了承审员家的娘姨，即女佣人，转交承审员。我当时虽有顾虑，害怕受骗，但也别无他法，只有在绝望中无可奈何的将钱交给了女佣人。

这300元钱交出去以后，约有两个月，毫无消息，我着急问看守，他说你不要急，"得人银钱，与人消灾"，不会落空的。他姑妄言之，我就只有姑妄听之。

直到旧历7月，有一天，忽然法警喊"陈寿山提审"。我走出牢门时，那位法警说："我背着你走，你要哼一哼。"到大堂口，将我朝墙跟一放，就让我坐在那里。我没精打彩地在那里看呆，只见很多旁听者在笑语喧哗，听审大姑娘偷人的私通案、少年妇女离婚案、打架、吵唠、田地纠纷案等等，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大约天已到午时，看热闹的人也快走完了。这时法警将我扶到承审员面前，未等我开口，承审员就大声嚷道："陈寿山，你病得太重了，在监狱里没法医治，将你交保外出就医吧！"就这样未要我说一句话，当堂开释了。我想这真叫做有钱能使鬼推磨！

（涟水文史资料 第十四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