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尘埃-“乌台诗案”中苏轼真有丢命的危险吗？

“乌台诗案”中苏轼是不是真的面临着杀头的致命危险呢？

从御史对苏轼的弹劾词来看，显然是杀气腾腾的，似乎必欲置苏轼于死地，比如何正臣说，周成王时，“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终不可不杀”；李定说，“昔者尧不诛四凶，而至舜则流放窜殛之，盖其恶始见于天下”，暗示苏轼可流放。舒亶亦检控苏轼“指斥乘舆，盖可谓大不恭矣”，这是非常严重的指控：“指斥乘舆，臣民之大禁，至死者斩，而旁知不告者，犹得徒一年半，所以申天子之尊于海内” 。

不过，危言耸听、杀气腾腾也算是宋代台谏官的常见文风了，不独对苏轼如此，王陶攻击韩琦，吕诲攻击王安石，还不是这个画风？我们去找宋朝台谏官弹劾政府官员的奏疏来看，就会发现里面充斥着大量上纲上线、喊打喊杀的激切之词，这是宋朝政治弹劾的特点，是宋代台谏官说话的毛病，不可等同于司法起诉书的控罪。

令人不齿的是李宜之对苏轼的抨击。此人非任言职，却抢着攻击朝臣，而且一出手就是政治构陷，指斥苏轼“教天下之人无尊君之义”。

相传宰相王珪亦构陷苏轼有不臣之心：苏轼入御史台狱，“神宗本无意深罪”，一日，宰相王珪告诉神宗：“苏轼于陛下有不臣意。”

神宗愕然说：“轼固有罪，然于朕不应至是，卿何以知之？”

王珪举苏轼《双桧》诗“根到九泉无曲处，岁寒惟有蛰龙知”之句为例，说：“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知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

王珪这个解诗手法，可与李宜之相媲美。幸亏宋神宗并不糊涂，说道：“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王珪一时语塞。

这个故事还有另一个版本：“乌台诗案”过后，苏轼贬谪黄州，神宗怜之，欲起用，王珪阻挠：“轼尝有‘此心惟有蛰龙知’之句，陛下龙飞在天而不敬，乃反欲求蛰龙乎？”

章惇时任副宰相，反驳王珪：“龙者，非独人君，人臣皆可以言龙也。”

神宗也说：“自古称龙者多矣，如荀氏八龙，孔明卧龙，岂人君也。”

退朝后，章惇诘问王珪：“相公乃欲覆人之家族耶？”

王珪将责任推到舒亶身上：“此舒亶言尔。”

章惇骂道：“亶之唾，亦可食乎”舒亶吐出来的唾沫，你也要吞下去吗？

一个故事有不同版本，说明那很可能是文人之间的讹传，不可尽信。

文人笔记还称，御史台在推治“乌台诗案”时，准备办成“指斥乘舆”罪：“李定、舒亶、何王臣杂治之，侵之甚急，欲加以指斥之罪” ；“李定、何正臣劾其事，以指斥论，谓苏曰：‘学士素有名节，何不与他招了？’苏曰：‘轼为人臣，不敢萌此心，却未知何人造此意？’” 但这类记载同样缺乏可信度。

从宋人朋九万收集的“乌台诗案”卷宗材料来看，御史台推勘官对苏轼的审问并未涉及“指斥乘舆”，也没有纠缠于李宜之的指控，而是采信了苏轼的自辩：“撰《宿州灵壁镇张氏兰皋园记》即无讥讽。”

御史台推勘官的鞫问重点，是查清苏轼究竟写了哪些“讥讽朝廷及谤讪中外臣僚”的诗歌，并寄给了哪些人，“意图众人传看”。也就是说，“乌台诗案”进入制勘程序后，御史台诏狱对苏轼的司法控罪，跟杀气腾腾的政治弹劾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这些司法上的控罪，都是轻罪。按宋代鞫谳分司的司法原则，“乌台诗案”由御史台审理，然后由大理寺作裁决。大理寺则裁定：苏轼之罪“当徒二年”，以官换刑，“合追二官”，又“会赦当原”，可“原免释放”。也就是说，苏轼应当免罪释放。

苏轼怎么可能有被处死的危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