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陈晓平：历史学的“问题意识”就是敢于质疑成说

邓世昌家族竟出于十三行？翁同龢是康、梁维新的护法吗？慈禧为何说“就是要送天下，亦打一仗再送”？铁路国有政策何以成为大清覆亡的催命索？韦小宝的原型是谁？……

广州文史学者陈晓平的新著《近人近事探案集》，采用“探案”形式，聚焦近代史上的疑点事件与人物，引用大量新见、稀见的可靠史料，经严密考证，尝试解决这些未解之谜。

陈晓平毕业于复旦大学，从事晚清史研究多年，是《澎湃新闻.私家历史》核心作者，为《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同舟共进》等报刊撰稿近百篇。陈晓平擅长结合文献档案、田野调查、老照片等材料对近代人物、史事作深入考证，并成功提名历史建筑三十多处，推荐文物保护单位多家。

《近人近事探案集》一书中所述“近人”“近事”，跨越晚清民国，所谓“探案”者，即试图“发覆”，揭开人事上的重重覆盖物，让众多疑案水落石出。

所涉历史人物，有些虽为读者所熟知，揭示的却是他们鲜为人知的侧面；所涉历史事件，按通行说法均未免简单片面，用“探案”手段暴露其另一面，或可丰富人们对历史的认知。近代人物、史事层出不穷，本书在各个时期“取一瓢饮”，一窥大变局时代的得与失。

陈晓平表示，做学术需要强烈的“问题意识”，而历史学的“问题意识”，简单说就是敢于怀疑成说并对弄清关键史实有着超乎常人的兴趣。读史让人愉悦，治史则是“苦中作乐”，史料的搜集、整理、考证、排比、考释，绝非可以轻松完成。

近日，《近人近事探案集》作者陈晓平接受了南都记者的专访。

【访谈】

南都：《近人近事探案集》所收文章时间跨越晚清民国，挖掘了近代史中不为人知的事件和人物，这很考验写作者收集和解读资料的能力。请分享一下写作这些文章的心得？您对史料的选择有何标准？

陈晓平：《近人近事探案集》是我研究晚清、民国的一个小结集，着眼点在于补缺、出新，即使是人所熟知的人物，也着力挖掘其鲜为人知的方面。这个时段的史料，任何学者都读不完，故史料的搜集和积累，是以“问题意识”为中心日积月累，遇到关键新史料出现才能善加利用。长期积累以及强烈的问题意识，是新发现的基础。

比如，很早以前就知道1949年钱穆任教广州华侨大学，但记载非常简单，连华侨大学的校址都不清楚。我有一次在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看侨刊展览，见到该校校刊封面有两张校园建筑照片，文保志愿者彭敏明辨认出是海珠区沙园的“永泰别墅”，由此动笔写下两篇钱穆与广州华侨大学的文章，收录于本书。

南都：您在书中考察到，今恤孤院路12号就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原址，能否分享一下这一发现的过程？

陈晓平：东山恤孤院路12号“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旧址的发现，其过程与华侨大学旧址相似。2008年台湾南港史语所向中山大学教授安东强提起寻找1928年创始原址“柏园”的事，安东强在闲聊中跟我谈到。此事一直萦绕在脑海中。当我们的文保团体“省城风物”开始系统地研究东山的民国建筑后，我们就怀疑恤孤院路12号是史语所旧址，只是门牌重新编过。2017年，“省城风物”叶嘉良从1937年电话簿找到记录，我认为足以证明恤孤院路12号是史语所旧址，并利用这个记录，写成《“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原址发现记》。文章写成后，我又搜索到一张史语所同人在柏园门口合影的翻拍老照片，两者结合起来，可以下一个非常确切的结论。

历史研究能跟现存文物建筑、历史建筑结合起来研究，是非常幸福的事，但这种机会不是太多，毕竟广州老城区保留下来的老建筑总体还是少。

南都：书中您尤其关注广东在近代史中的作用，视角也有别于宏观叙事的传统史学，呈现出“华南学派”的研究特色，哪些历史学家和著作对您产生过影响？

陈晓平：我原来是从全国角度研究晚清人物的，后来阅读了“华南学派”的相关著作，开始重视“区域史”，认为岭南在近代中国转型中的作用需要有更深度的阐述，尤其重视人物研究，与“华南学派”重视制度史仍有所不同。我读过郑振满、陈春声、刘志伟、科大卫、程美宝的一些著作、论文，但只是读者，或者说是“粉丝”而已。

南都：您更重视面向学术研究同行的写作，还是面向大众读者的写作？您认为一篇好的历史文章要具备哪些要素？

陈晓平：我希望我的文章，能同时被学术界、大众读者所接受，这或者是个不可能任务。无论如何，不能为了可读性而牺牲可信度。一篇好的历史文章，最好是有新发现，同时有严密的逻辑；有些学者站得高，可以做更多理论方面的阐发，这种文章不一定是具体的新发现，而是阐述新观念、新方法等，这不是我现阶段能做到的。

南都：您最近手头上正在进行是研究是什么？

陈晓平：我手头上正在进行的研究，是张之洞督粤（1884-1889年）时期的洋务活动，这个领域没有学者系统做过，我认为很重要。这个时期，张之洞开始直接办理洋务，思考中西文化的关系，着手从事工业建设，他的思考、思路与表现，与整个晚清洋务运动难以分割。我个人认为，“洋务运动是失败的改革开放”。张之洞用官办思路搞工业，忽视了岭南已有的民营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