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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47年8月27日洪秀全抵紫荆山，到1850年11月4日金田起义爆发，拜上帝教众的斗争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宗教斗争为主，集中表现为捣毁偶像、寺庙的活动。

第二阶段，自冯云山出狱后，由宗教斗争演进到政治斗争，集中表现为与团练的冲突。

1、太平天国早期的“宗教斗争”

这期间，由于杨秀清、萧朝贵取得天父、天兄代言人的资格，洪秀全、冯云山逐渐失去了最高权力，受制于杨、萧。

拜上帝领导中枢的权力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

洪秀全、冯云山会见后，一方面抄写拜上帝教小册子发到各处，向信徒灌输三篇《原道》里的主要观点。另一方面，锨起了猛烈的宗教斗争，矛头对着寺庙与偶像。

洪秀全路过东乡，就题诗九仙庙表明心迹。10月28日，洪秀全、冯云山率教众远涉象州，捣毁古车村的甘王庙。

之后，冯云山率众平毁蒙冲三圣官（即雷庙）。

紫荆山区信徒全面发动，将左右二水的神坛社稷一概毁坏，宗教斗争导入高潮。教众在思想上与传统偶像崇拜决裂，对上帝与洪、冯的信赖加深。

同时，宗教斗争锻炼了教众的胆略，使他们看到自己的力量，为过渡到新的斗争形式创造了有利条件。

但是，不能否认，激烈的宗教斗争加剧了拜上帝教众与地主团练之间原来潜伏着的冲突，导致了王作新勾结官府逮捕冯云山的严重政治事件。

此时，天地会起义开始在全省推开，洪、冯乘着有利形势，把活动范围由紫荆——金田一隅推向四周的贵县、平南、藤县、陆川、博白，以及广东信宜、化州等地区。迅速形成了五大块基地。

它们是：

以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韦正为首的紫荆——金田地区；

以石达开、秦日昌为首的贵县龙山地区；

以胡以晃、蒙得恩为首的平南鹏化山区（包括藤县大黎地区）；

以赖九、黄文金为首的陆川、博白地区；

以凌十八为首的广东信宜大寮地区；

其中，总部机关仍然设在紫荆山区。

洪秀全、冯云山制订了“十款天条”以约束各地信徒。他们常常在各基地巡视，指导组织发动工作，一大批忠实积极、具有才干的基地骨干涌现出来，拜上帝信徒成为广西中部的一大地方势力。

2、上帝教的崛起之谜

当时，天地会兴起，清朝当局焦头烂额，对拜上帝教的传播暂未置理，而集中精力对付天地会。

洪、冯在这种特定的政治环境里，决定不介入天地会起义，也不支持清军与团练镇压起义，趁机全力扩展势力。

当时的一般信徒只知道拜上帝，“并未有人知道天王欲立江山之事”，洪秀全的著作也没有明显的反清文字。

值得注意的是，领导核心内部则明确了推翻清朝，开创新朝的政治纲领。李秀成说：“所知事者，欲立国者，深图远为者，皆东王杨秀清…六人深知。”

这正是洪秀全到紫荆山之后，拜上帝活动的重要特点。

他们既正确汲取了秘密会党用宗教形式动员和组织农民群众的革命传统，又用儒学和基督教的语言文字，使革命组织从秘密非法状态中解脱出来，成为公开合法的宗教活动，麻痹了敌人，掩护了革命。

连一些“有势力及有秀才、举人功名之人及其家族多人均入会。”

当然，拜上帝信徒多为农夫之家、苦寒之家，而部分富户入教对拜上帝教产生双重影响。

一方面使信徒成分复杂起来，富户与农村知识分子往往留恋封建制度，是拜上帝教中的温和力量。

另一方面，他们有文化，有较多机会进入领导层，曾水源、黄期升、胡以晃等都很快担任重要工作。

他们的境遇与洪、冯类似，受到信用，为准备和发动革命提出诸多献议，建树了重大功勋。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高级领导层的知识结构，使拜上帝教表现出与天地会迥然相异的组织纪律与斗争艺术，麻痹了官府，争取了人心，提高了拜上帝教的威信和声誉。

3、营救冯云山的背后

尽管洪、冯注意斗争策略，但拜上帝教的迅速传播，信徒的与日俱增，基地的不断扩展，宗教斗争声势的日渐猛烈，这一切引起了地方地主绅士的恐惧和仇视。

紫荆山秀才、劣绅王作新于1849年12月28日，起团率练，“协同保甲，…将冯云山拿获，交保正曾祖光送官。”拜上帝信徒奋起反击，抢回了冯云山。

王作新不甘心，“赴江口巡检衙门呈告，冯云山亦以王作新等索作捏陷等情呈辩。”

江口巡检不愿过问，“王作新等复赴桂平县呈告，”

指控冯云山“迷惑乡民，结盟拜会，约有数千人，要从西番旧遗诏书，不从清朝法律。”

桂平知县王烈令江口巡检拘捕了冯云山、卢六二人，还查搜了手抄本的拜上帝教小册子。

1848年1月26日冯云山、卢六被解到县城，王烈提讯。

冯云山从经书上援引有关上帝记载二十余处，证明“一切上帝当拜，古今大典”。王烈再查拜上帝教小册子，亦无“违悖字句”。

由于冯云山的高度政治斗争智慧和胆略，清政府找不到反清证据，只得将冯、卢关押狱中，差传王作新赴县对质。王作新也抓不到把柄，外出躲避，屡传不到。

致使二人长期被囚，卢六在狱中病故，冯云山亦患重病。直到5月30日，新署知县贾柱奉浔州知府顾元凯亲批，将冯云山递回原籍管束，他系狱四个月之久。

案发时，洪秀全正在贵县赐谷村，获讯后深感悲怆，难卜前途。

他在一首诗中，怀念这位“同心同德”、“义胆忠肝”的“真兄真弟”，慨叹道：

“东北西南兮，同予者何人？云龙风虎兮，聚会者何辰？天道不滔兮，上帝岂无亲！始终一德兮，何日得腾身？”

他急忙赴紫荆山，与杨秀清、萧朝贵等商议，如何稳定教众，营救冯云山、卢六，对付团练的挑战。

是时，团练压力颇大，洪秀全不敢公开露面，只得在紫荆山区密藏。杨秀清、萧朝贵乘此借降僮巫术，夺取了总部最高权力。

杨秀清堂妹杨云娇就曾以巫术支持洪、冯传教，显然是杨、萧合谋后，为树立洪秀全权威采取的第一次巫术活动，受到肯定。

之后，杨秀清叔叔杨庆修去世，杨、萧再次玩弄降僮巫术，使杨庆修灵魂附身于一名儿童，声言“三八二一，禾乃玉食，人坐一土，作尔民极”，暗喻洪秀全为王。

洪、冯对此十分赞赏，以为于己有利，遂默认了这两次降僮巫术的合法性，杨、萧也因此倍受信任。

当时正值教众张惶迷茫之际，杨秀清与萧朝贵趁机亲自出马，先后分别玩弄降僮巫术，诡称上帝、基督附身，以稳定众心，扩展权力。

他们原是山民首领，又是精通此术的僮子，现在他们把巫术纳入拜上帝教，立即产生了巨大的精神控制力。

杨是在1848年4月（戊申年三）在平在山伪装天父下凡，“乃龛世人”，号召信徒同心共志，度过暂时的艰难岁月。

萧朝贵则是在“戊申年九月间”，于平在山诡称天兄下凡的。

据《天兄圣旨》载称：

(天兄)因萧朝隆有罪当责等事，欲一一明示天王。受降托西王金口云：朕是耶稣。有人欲来听旨者，亦使人讲，在尔面前讲一句。头两晚，讲句话，不得乱传，不得乱讲。讲一个，后来不算我。其时，救世主基督常唱天父皇上帝所提之诗，教导人。

萧朝贵自称耶稣代言人，故弄玄虚，“不得乱传、乱讲”，还常唱天父诗，奋身战妖，搞得煞有介事。

4、权力的游戏

11月19日，萧朝贵在平在山再次以天兄身份渝洪秀全说：“洪秀全弟，尔认得朕么？”

洪秀全只得回答：“小弟认得。”同时，这位天兄还给洪秀全出难题，要洪责打天兄的堂兄弟萧朝隆，罪过是他与萧朝贵闹矛盾。

早在10月，天兄就要洪惩处萧朝隆，洪秀全当然不敢处置。现在，天兄追究洪秀全不遵旨命的责任。居然要洪“当众解罪”，还声称必要时，洪“自己尚且自打屁股”。

可见，洪的权力渐被架空，必须听命于杨秀清、萧朝贵。洪秀全、冯云山开始失去原来的领袖地位，只能接受现存的权力格局，屈就杨、萧的意志。

这是拜上帝教领导中枢权力结构发生的一大巨变。

就是这次天兄下凡，洪秀全还从萧朝贵嘴里探测到未来权力结构的格局。

他向这位天兄请示：“太平时，军师是谁乎？”

回答是：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俱是军师也。…杨秀清、萧朝贵他二人是双凤朝阳也。

杨、萧是“双凤朝阳”，隐然是左辅、右弼，直接威胁冯云山的地位。

不久，冯云山被清廷解送回原籍广东。

冯云山究竟何时出狱？

冯云山回原籍最早亦在1848年夏。1849年2月，洪秀全亦返回广东。

1849年夏，洪秀全、冯云山同赴紫荆山区，决定加强与杨、萧的关系。

在他们撮合下，洪秀全表兄黄为政的女儿黄宣矫被嫁给萧朝贵为妻，杨秀清认黄氏为妹，易姓名为杨宣娇。

洪秀全再以二兄身份把黄氏认作已妹，则变为洪宣娇。黄、杨、洪的连续易姓，萧朝贵随即变成上帝的东床驸马，洪秀全、杨秀清两人的妹丈。

家庭与宗法的传统观念渗透进领导中枢的肌体，成了两大权力层之间温情脉脉的粘合剂。

相互加强沟通、团结和依恃，但又彼此防范与牵制，维持着中枢的统一，是当时领导集团内部关系的主要特征。

为了减轻杨、萧压力，洪、冯不断注意拢络和提携其他基地的首领，扩大中枢权力结构的范围，使二元化层次增加新的缓冲层面，韦昌辉、胡以晃、石达开都成为拜上帝教的地区实力派的重要人物。

他们都拥有一方教众，而且家境较富，并有文化，显然比杨、萧知识素质高过一档，构成不可忽视的平衡力量。他们对洪、冯感情较深，全力支持。于是，杨、萧不能不与洪、冯合作，并通过洪、冯驾驭地区首领。

杨秀清、萧朝贵不过是紫荆山教众的首领，而且是后冒出来的“暴发户”，威望所及不会逾出山区，在其他各基地并无权威。他们只能把洪秀全拥戴为主，并逐渐把冯云山的世俗地位压下去。

洪、冯后来几经曲折，首先趁杨秀清重病把韦昌辉拉进了中枢，之后，又加上石达开。上帝的儿子自基督以下，出现了五位兄弟，加上帝婿，权力结构一时得以稳固。

5、从宗教斗争到政治斗争

领导机构调整后，面临着对敌斗争的艰巨任务。冯云山案件使洪秀全等得到重要的启示与教益。

看来，这一事件是拜上帝信徒从宗教斗争转变为政治斗争的转折点，也是信徒逐渐革命化的起点。

王作新一伙迅速组织与团练加强，捕获冯云山，无疑是地主武装镇压拜上帝教众的危险信号。同时，他从政治上发动进攻，指控拜上帝教结盟拜会，蓄意谋反，企图勾结官府立即取缔和扑灭拜上帝教。

严酷的现实使洪秀全等认识到，仅仅局限于宗教斗争，仍旧停止在宣传发动阶段，已经不能适应急剧转变的斗争形势了。

地主团练既然举起了屠刀，拜上帝教众必须起而自卫，一场反对地主劣绅政治迫害的斗争席卷了浔州山区。

李秀成回忆说：

1847一1848年间，“团练与拜上帝之人两有分别，拜上帝人与拜上帝人一伙，团练与团练一伙，各争自气，各逞自强，因而逼起。”

广大教众反迫害的激昂情绪，团结对敌的斗争精神，是自发导向革命化的重要动力，这对洪秀全等由宗教斗争过渡到武装起义的革命图谋的实施，提供了必要的客观条件。

从冯云山案的处理过程看来，清政府当时并不认为拜上帝教是违法的反清结社，这与天地会的待遇大不相同。

王烈还责怪王作新小题大做，招惹是非，对拜上帝教采取敷衍放任政策。此时，艇军活动频繁，对拜上帝教清政府剿抚两难，只好姑息宽待，不愿激化矛盾，招致新的动乱。

这种特殊政策，无疑对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十分有利。

而且，在冯云山案中，紫荆——金田地区的地主富户也发生分裂。

一部分乡绅站在拜上帝教一边，由信徒曾玉珍串通，联名呈禀，为冯云山辩护作保。这一行动孤立了王作新一伙，对官府的处理政策产生了一定影响。

当群众斗争热情高涨，武装起义的物质与精神准备并不充分时，如果冒然把武装斗争提上日程是不明智的。

领导集团决定抓紧准备，秘密动员中层骨干，实行物资储备，以应付突发事变。

对群众反迫害斗争冷静明智地加以引导，尽量把冲突限制在局部地区，主张平和妥协，缩小事态。

领导人经常到冲突村庄加以指导，平息信徒激情，避免惊动官府，影响与干扰了起事准备。

这种策略在《天兄圣旨》中一再重申。

看来，领导集团的主要目的在于麻痹官府，争取人心，达到“因而逼起”的效果。

因为，天地会起义还未进入高潮，清军防务体系也没有混乱。如果轻率地把矛头指向清军，或者事态扩大到引起清军干涉，将要贻误大局。

况且，几位主要领袖都缺乏武装斗争实践，对起义的发动时机显然把握不定，因而必然产生谨慎保守的心理。

于是，在清军与天地会冲突中严守中立，等待有利时机发动起义，成为他们1848一1849年的主要策略。

1848年12月中旬，萧朝贵在一通《天兄圣旨》中指示洪秀全说：

“凡天兵天将砍妖魔头，亦要奉天父上主皇上帝命，奉救世主基督命，奉天王大道君王全命。”

就是说，武装起义必须要由杨秀清、萧朝贵、洪秀全统一部署，不可冒然行动！

6、到处灭火的领导层

1849年1月1日，赐谷村洪秀全的表亲黄玉绣、黄盛通、黄为政到平在山，“恳求天父准天王早正大位。”

萧朝贵让他们去求杨秀清（天父）批准，结果没有同意。而且，洪、杨、萧等前往贵县巡视。1849年2月19日，萧朝贵以天兄名义，同意洪秀全回广东，要他“五月上来，或冬时上来也。”

夏天，洪秀全返回紫荆山。

9月，洪、冯至贵县石达开家。杨、萧不放心。萧朝贵借口贵县信徒“不行真道，乱语传扬”，以天兄名义要韦正接洪、冯“归金田避吉。”瞬即改变主意，自已与韦正去接，让杨秀清留在平在山。

24日，抵石达开家。26日洪、冯、萧、韦、石一行动身，晓行夜宿，赶赴金田。一路上，萧朝贵亲自安排，确保洪秀全的人身安全。

之后，洪、冯住在金田韦正家。萧朝贵开导韦元玠，要善待未来的主。

10月，王作新勾结县令，将黄为政、吉能胜投入平南监狱。平南信徒人心浮动，与团练矛盾激化。

26日，萧朝贵到林斗村代天兄传言，“欲安众等之心，使之科炭救护。”

28日，他又到洪山，“谕众人，使莫惊慌，要遵守天条，及打救政、胜二人。”

29日，抵罗涧，11月1日，到花黄，“谕众坚耐。”次日，回金田，要洪、冯“静以待时”，不能轻易发动。

整个11月，萧朝贵在鹏化山区基地到处安抚信徒，屡谕科炭，以贿官府，解决问题，不赞成武力解决。

29日，胡以晃奉召去平在山，讨论平南事态。萧朝贵以天兄身分接见了这位平南首领，要他坚信洪、冯、杨、萧。

12月7日，杨、萧赴金田，认为“众心未尽信道”，担心洪、冯久居金田，安全难得保障，要他们在“各处散居”但未即成行。

12月18日，鹏化山区信徒因吉、黄久未得释，洪山村教众情绪激昂。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正商讨对策。

萧朝贵以天兄传言，力主“守分待时，勿生疑虑。”宜“谕众等各各安草（心），切不可与人争架。”

并再赴洪山、罗得、师灵、花良等村，一一晓谕要“坚耐到底”，又派吉能才到平南打点官府。29日，至胡以晃家，约他至金田谒洪秀全，赐盔甲一副，谕胡以晃“要紧谨口也”。之后，一直在花洲安抚教众。

1850年1月13日，萧朝贵代基督传谕花洲教众护持洪、冯、杨、萧，“男人要学冯云山，女人要学胡九妹。”（按：胡九妹可能是胡以晃妹）直到1月底返回平在山。

尽管萧朝贵多方科炭营救，黄为政仍然在狱中被迫害致死，这对拜上帝教众刺激甚大，反抗的怒火在平南山区点燃。

平南事件表明，起义准备尚未就绪，但教众及基地骨干政治觉悟迅速提高，严酷的阶级斗争事实促使他们走上革命道路，形成了剧烈的自发反抗趋势。

这一新的动向无疑影响了领导集团的决策，“守分待时”、避免冲突虽然是正确策略，但与教众反抗趋势发生矛盾。

解决矛盾的正确对策是，抓紧时间，尽快完成起义准备，举行大事。但从《天兄圣旨》这时还看不出具体计划与行动。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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