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征兵制度，为何总是变来变去？

在古代，一个运行良好的兵役制度（以下简称兵制）可以有效减轻国家在安全和财政方面的负担，但现实总与理想相差甚远，我国古代兵制在建立之初，就不断面临着各种矛盾，可谓一波三折。

先秦时代：从奴隶制到封建制

早在商周时期，中国就已经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兵制。这一时期，中国实行的是国人兵役制。

征服者为了防御和镇压被征服者的反抗，修筑武装设防的城市作为统治基地和中心，这个中心被称为“国”。

居住在国中及近郊的居民被称为“国人”，他们是征服者；国以外地区被称为野，居住在这里的人被称为“野人”，是被征服者。只有“国人”有权服兵役，而“野人”只能从事农业劳动、服劳役。国人兵役制属于寓兵于农、兵农合一的民兵制，即平时务农、战时作战。

商代后期还出现了一种常备军制度——“三军”（“三军”最后也演变成指代全体军队的名词），而除了“三军”常备军外，遇有较大规模的战争，也可以随时征收平民为兵。

西周时，不仅周王室拥有军队，受封的各国诸侯也有自己的武装力量，相当于商朝后期常备军的编制和人数。春秋战国时期，各国诸侯混战。此时，军事制度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西周以来形成的军规军制早已形同虚设，各国都在疯狂扩充自己的军队。有的诸侯国为扩大兵源，取消了士兵的身份限制，并推行郡县征兵制，实行按军功授田晋爵的办法，提高庶人地位。过去无权服兵役的“野人”，此时也有了服兵役的权利。国人兵役制被普遍兵役制代替，为当时各国大规模征兵提供了条件。

《周礼·地官》就记载：国中凡身高7尺以上，60岁以下的男子都在被征集之列。家中男丁数目多者，一人为正卒，其余为羡卒。

不过，战国时也存在严格选拔标准的募兵制。最著名的例子就是魏国建立的“武卒”，《荀子·议兵》记载：“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矢五十，置戈其上，冠胄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可以看出，征兵对士兵体能有严格要求，而只有符合这个要求才能被征入伍。所以，魏武卒也算是“职业军队”的雏形。

在著名的阴晋之战中（公元前389年），魏国大将吴起率领着“五万”魏武卒击溃秦国“五十万”大军，《吴子·励士·第六》就记载：“兼车五百乘，骑三千匹，而破秦五十万众。”当然，“五万”与“五十万”的数字是夸张的说法，但可以看出，魏国与秦国之间兵力差距非常悬殊，而因为当时秦国大军多为征召民夫，缺乏训练，与“职业军队”魏武卒相比，战斗力不在一个档次，所以才让魏国在阴晋之战中以少胜多。

总的来说，这时兵役制度的改革趋势，是废除军队组织中的世袭制，任人唯能，实行功绩制；军队开始成为独立的职能化部门，结束了军政合一的军队组织形式，走上了专业化道路。

秦汉时代：征兵制成为主流

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秦朝，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大一统王朝的皇帝。为了实现对全国统治，进一步加强皇帝对军队的掌控力，秦朝实行普遍兵役制，规定17岁的男性公民都要进行兵役登记，并且随时都有可能应征入伍。

西汉兵制承袭秦制，有一支由皇帝亲自控制的国家军队，对于户籍也有更严格的登记制度。

徐幹在《中论·民数》中说：“民数者，庶事之所自出也，莫不取正焉。以分田里，以令贡赋，以造器用，以制禄食，以起田役，以作军旅。国以之建典，家以之立度。”大体意思就是统计人口很重要，从徭役、分田地、服兵役到国家创立法典，都需要完善的户籍制。

汉代兵役征调的对象主要是农民，服役年龄为17～60岁。汉民一生需服兵役2年。

1年在本郡服役，称为正卒；1年在京师或边防军服役，称为卫士或戍卒。

但是在汉武帝多次征讨匈奴，导致国库亏空、民生艰难后，建立在稳定经济系统上的征兵制变得无法实行。于是，西汉在北军（守卫京城门内之兵）中增置八校尉，所属士卒大多募自熟悉胡、越情况的汉族或匈奴族人民，这是西汉募兵的开始，目的是弥补征兵的不足。

公元25年，刘秀称帝，建立东汉王朝。鉴于长期战乱对社会生产力的巨大破坏，刘秀决定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实行罢兵。

罢兵的重点是郡国兵。从建武六年（公元30年）到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年），5次罢省郡国兵。建武六年，罢郡国都尉，都尉原来执掌的权力并入太守，并且取消郡国兵每年秋后的军事演习。这一措施使郡守从此掌握了军政大权。建武七年，“罢天下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及军假吏，尽还民伍，惟更赋如故”。这一改革，把郡国兵基本上取消了，郡县服兵役一年的制度也从此取消。但是，此举也让地方郡守权力极大，遇上地方叛乱时，中央兵不足以应付，只得临时征集，最后不得不改为募兵制。随着募兵规模越来越大，给东汉带来了严重的影响。首先，募兵制导致了军队战斗力衰弱。由于挑选不严，应募者未经军事训练，素质不高，加上一旦应募入伍便终身从军，导致疲老衰弱之兵充斥部队，而且，这么做也破坏了农业生产，对国家经济造成了不良影响。其次，募兵制给地方豪强和官吏割据一方提供了便利条件。这种情况，最后也就演变成了东汉末年的军阀割据局势。

三国魏晋南北朝：府兵建立

东汉末年，各地的豪强贵族和宦官集团瓜分了国家的土地，百姓没有土地，只能到豪强贵族的私人田庄里做工，叫作“徒附”，就是依附于地主豪强的农奴。豪强地主从这些人之中选出一些身强力壮的做私人保镖，成为自己的“部曲”。

当然，身在乱世，人口数量大幅下降，兵源也不丰富。各个势力为保证充足兵源，都在事实上建立了全面的征兵制度，比如曹操就将士兵家属聚集起来，以获取后备兵员。其兵称士，以服兵役为终身义务；其家称士家或兵户、军户。士家另立户籍，与民户分离，子孙世代为兵（世兵）。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就记载：兴平二年（公元195年），吕布、陈宫率万人袭曹操，时操兵皆出取麦，“在者不能千人，屯营不固。太祖乃令妇人守陴，悉兵拒之”。意思就是吕布、陈宫来偷袭曹操，曹操的士兵都出去农作了，在场的没几个人。于是，曹操令随营妇女操戈拒敌，表明随军家属与兵士同住所，受将帅的严格控制与支配。在这样的环境中，妇女在必要时尚且须操戈拒敌，有战斗能力的男子继父兄为兵，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吴国也有类似的世袭制度，世代为兵。但是光这样也不够，在兵源上，三国乱世总体还是募兵、征兵、收降等多种征兵方式结合。

之后的两晋南北朝时期，除了继承三国时期的士兵制度外，开始出现府兵制。府兵制创立于西魏、北周时期。当时，朝廷挑选身强力壮的民众充当府兵，免除他们的赋税负担。农闲时间进行军事训练，府兵一人所用马匹粮食武器，由六家供给。

共设百府，每府设一郎将，分属二十四军统率。

《后魏书》云：“西魏大统八年，宇文泰仿周典置六军，合为百府。每府一郎将统之，分属二十四军，开府各领一军。大将军凡十二人，每一大将军统二府，一柱国统二大将军，凡柱国六员，复加持节都督以统之。十六年籍民之有才力者，为府兵。”只是这里讲的府兵制并未兵农合一，而是专一的职业士兵，在和均田制结合后，兵农合一才真正开始。

南北朝结束后，府兵制并未消失，被隋唐继承下来。

唐宋：募兵制的回归

《新唐书·兵志》称：“兵列府以居外，将列卫以居内，有事则将以征伐，事已各解而去。”这就是把府、卫作为府兵制的基本单位。杜牧在《樊川文集》卷五《原十六卫》中也说：“内以十六卫畜养戎臣……外岍折冲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储兵伍。”

但是，想有效实施府兵制这种小范围的义务兵制度，需建立在社会、经济皆稳定运行的基础上，一旦遇上动乱，其社会经济基础必定被破坏。唐中期，特别是“安史之乱”后，由于藩镇割据，中央政府掌握的户口和土地数量大量减少。潼关和虎牢关之间几百里内，仅有“编户千余”。由此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之上的府兵制就难以维系了。因为每个士兵能分到田，才能达到兵农一体的效果。但是“安史之乱”后，由于土地集中，均田制被破坏，农民大批破产，无力自备器械粮食，府兵制也就无法推行。

另一方面，节度使控制的各大藩镇为了自保，又或者为了拥兵自重，自然会放弃单一来源的府兵制，转而采用可以征召更多兵源的募兵制。

于是，200多年的府兵制，最终还是被募兵制所代替了。

到了宋朝，皇帝将兵种分为四等，禁军、厢军、乡兵、番兵。而这些兵种的共同点都是实行募兵制。北宋检选禁兵时，初有“兵样”，按身长、体魄划分若干等，分送诸道，令如样选募。以后用木梃代“兵样”，差以尺寸高下。对应召者，根据身长、体魄以及技巧等确定等级，再按等级编入不同部队。凡“亢健者”拣入禁兵，“短弱者”即入厢兵。应募以后，家属可以随营，本人须黥面涅臂为号，中途不得退役，实则终身为兵。兵员空缺则有时从子弟中补选。如果逃亡或犯罪，惩罚极重，甚至株连亲属和乡里。每遇凶年饥岁，就大量招募破产农民，又往往收编“盗贼”为兵，即所谓“除盗恤饥”。在兵源缺乏时，甚至罪犯也成为兵士的来源之一。

所以说，北宋的募兵制是畸形的，募兵制虽有选拔要求，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往往来者不拒。所谓宋“积贫积弱”，其中“贫”就是因为养了一支庞大的军队。而其中难民、流民是重要组成部分。咸平三年，宋真宗诏“募饥民堪役者隶军籍，得万人”；庆历八年，河北地区发生水灾，出现大量难民，宋仁宗诏“州县募饥民为军”；熙宁元年，宋神宗诏“募饥民补厢军”；并且在宋仁宗明道元年放宽了对难民身体素质的限制，“有愿隶军而不中者，听隶下军”。

招募难民入军使得宋朝军队庞大但战斗力低下，还增加了财政负担。就连战斗力强悍的岳家军，也是由岳飞老乡收编的降军甚至流民组成。不过岳飞本身是有极高军事素质的将领，依然能凭借自己的能力将队伍训练成难以撼动的“岳家军”。另一方面，宋朝的军事指挥体系更让军事雪上加霜。宋太祖赵匡胤先是收回禁军大权，不再设置禁军统帅殿前都点检一职（毕竟他自己就以此职搞过兵变），把禁军的指挥权紧紧抓到自己手中，然后夺去禁军将领的兵权。宋太祖还将军权一分为二，设置了两个机构，一个是枢密院，一个是三衙。

枢密院是最高军事决策机关，负责军事政令、调动军队、招募军队、后勤供应、军事训练等军国大事。它的长官是正副枢密使，其地位与宰相相当。枢密长官虽然负责军事，但一般由文职人员担任，目的是杜绝武人参政之路。枢密院的职权虽大，但只有发兵之权，却无统兵之权。

三衙，指的是殿前都指挥使司、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司、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司。三衙的职能是统帅天下禁军。三衙之间又互不统属，他们皆归天子掌握。不仅如此，三衙只有领兵权，却没有调兵权。这就使他们完全成了皇帝的御用工具，没有皇帝和枢密院的命令他们就寸步难行。

这个制度的弊端也显而易见，在对外作战、抗击强敌的过程中，由于将帅平日受约束太甚，什么事都要请示皇帝，以致临阵不能决策，往往错失时机。譬如在应对西夏时，就是因为边防决策导致战略失误。

宋太宗后期，西夏就开始不断扩张，蚕食北宋领土，至道二年（公元996年），开始围攻西北战略重镇——灵州。宋真宗即位后，西夏势头更甚。在曹玮驻守西北期间，多次大败西夏，在西夏李继迁（夏太祖，公元1004年去世）死后，曹玮就上奏朝廷，此时是消灭西夏最好的时机，但是继位的李德明有意卑躬屈膝讨好宋朝，宋真宗认为西夏不足为虑，错失了消灭西夏的大好机会，最后直接酿成李元昊叛乱。综合来看，宋朝很钟情募兵制，但是募兵制建立职业军队的初衷并未在宋朝体现，也正是这种“畸形”的募兵制度，使得宋朝军事体系冗杂，作战效率低下，使得宋朝“积贫积弱”。

明清：卫所兵制和八旗兵

明代初年，以卫、所作为军事基层组织。5600人为一卫，1120人为千户所，112人为百户所，分别设指挥使、千户、百户统率之。中央初设大都督府统辖全国军队。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撤销大都督府，改设前、后、左、右、中五军都督府管理全国卫所军队，但没有调兵权。兵部有调兵权，但手中无兵，只有皇帝才掌握最高的兵权。

遇有战事，由兵部禀报皇帝，皇帝直接任命将领统兵。战事结束，将领缴印回任，官兵各归卫所。卫所军以各省都指挥使为最高统兵官，各省都指挥使又分别统属于中央五军都督府。京师地区卫所，则由五军都督府直接统辖。卫所的军籍与民户有别，世袭而不得更改，以此保证兵源。兵的任务为出征、防守和屯田。平日，军队实行屯田自养，并进行操练。整体看来，卫所兵制和府兵制颇有相似。

但是其经济基础完全不同。府兵制是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划分一定地方为“府”，在这些地方实行均田制。把因战争而无主的农田分给士兵，让士兵在此地定居，平时为民，耕种训练，战时为兵，出兵打仗。而卫所兵则是一人当兵，世代当兵，而且还要给朝廷种地，其经济基础和府兵制完全不同。

明嘉靖时期，边患严重，急需兵力，募兵制重新兴起。抗倭名将戚继光组建戚家军时，就是义务招募了大量农民入伍。只是和岳家军一样，戚继光本身颇具将才，他建立的一套战术体系使得戚家军在面对倭寇时极其有效。

但由于募兵制破坏了早期卫所制“兵帅分离”的构想，内阁不得不将兵权下放于将领，朝廷无法完全掌控兵权，加以募兵日多，国库日绌，军官克扣粮饷，士兵不断逃亡，募兵制日趋腐败。

清代初年，军队主要有八旗兵和绿营兵。八旗兵是在入关前的兵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是用八种不同颜色的旗帜进行编制的武装，入关以后继续沿用“以旗统兵”的建制。而八旗兵采取世袭制，年龄16岁以上的八旗子弟人尽为兵。

统一全国后，因为幅员辽阔，清王朝传统的八旗兵不足以守卫庞大的国土，于是便招募汉人和收编来的汉族地主武装建立绿营兵，用来配合八旗兵，以拱卫京师和驻防各地，且绿营也为世袭制，世代为兵。在这里可以看出，清朝事实上就是小范围的义务兵制（征兵制）。虽然早期绿营兵为募集而来，但是绿营兵是世袭的，所以绿营就成为和八旗一样的世兵制了，其实就是针对一部分家庭的义务兵制度。

与前朝末期一样，一旦时局动荡，现有兵制就不能满足需要，被迫出现变化。太平天国让朝廷对绿营和八旗失去了信心，其中重要原因就是兵户世袭让军队失去战斗力。

起初，朝廷重新采用老办法“团练”，所谓“团练”，即由地方士绅发起组织的民兵。它用于地方自保，而其口粮费用也主要由地方自筹解决。但是这些团练战斗力低下，且装备落后，根本不堪大用。

曾国藩为此还是通过募兵制，招募了一批人组建了湘军，之后的淮军也一样是由募集而成。

可以看出，募兵制很多时候充当了救火队员的角色，当目前的主要军事动员方式无法满足军事需求时，就必定需要扩大征集范围，重新启用募兵制。

纵观中国历史上的征兵制度，其本质无非就是适龄男性都有可能“中奖”的征兵制和有严格选拔条件（或者来者不拒）的募兵制，两者时常结合在一起，构成古代王朝重要的军事基础。同时也可以发现，兵制的变化和国家财政时常是捆绑在一起的。比如战国时期的魏武卒，就是募兵制下的产物，这种常备军虽然促成军队职业化，战斗力也很强，但是它给国家财政带来了巨大负担，遇上大型会战时，国家仍会招募民夫上战场。

唐朝、明朝都试图建立兵农合一的兵制，其原因也很明显，就是为了解决历朝养不起兵的问题。然而，最初设计看似完美的兵制，最后总会因为各种因素被废弃。需要注意的是，任何一个朝代的兵制都不是单一的，往往都是募兵与征兵相结合。兵制同时又牵涉到如何处理军权的问题，为削弱军阀割据的基础而削弱将领权力，虽巩固了皇权，但最后在外敌入侵时，“将不知兵，兵不识将”的情况则严重削弱了军队战斗力。

（摘自《看不够的中国史》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