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为何再三邀请他北上？陶福祥与张之洞的“岭学流传中原”计划

陶福祥画像。（采自《清代学者像传》/图）

张之洞督鄂初期，提出“岭学流传中原”说，以此吸引广东学海堂的学人北上，他特别看重的是岭南大儒陈澧的弟子陶福祥（字春海）。阮元督粤创立学海堂，清中期以后，“岭学”地位迅速崛起。学海堂不设山长，选举多个学者担任“学长”，张维屏、谭莹、朱次琦、陈澧、邹伯奇等均曾充任学长。光绪七年（1881），两广总督张树声上奏，请朝廷给朱次琦、陈澧两位岭南大儒“量加褒异”，两人均获赐“五品卿衔”。张之洞督粤期间，创办广雅书院，目的之一是传承学海堂学术。

学海堂注重“朴学”，番禺人陈澧继承光大了阮元的学术传统。乾嘉学者注重考据，官方意识形态则推崇朱子，形成汉学（考据）与宋学（义理）的对立。陈澧顺应时势，提出“调和汉宋”的口号，“调和论”逐渐为主流所肯定。张之洞1898年作《劝学篇》强调“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也是一种“调和论”，在思想方法上与陈澧一脉相承。

陈澧的《东塾读书记》曾风靡海内。文廷式引翁同龢言称，光绪帝案头“置此书，日加披览”。张之洞门生袁昶，在日记中多次表达对陈澧的钦服。光绪七年，袁昶“阅陈先生《东塾读书记》，所言皆闳深平实可行，此今之安定胡先生也”。安定胡先生，即宋代名儒胡瑗。光绪十四年（1888），袁昶将陈澧与曾国藩并称，“近贤惟曾文正、陈番禺可谓之。”称陈澧为“陈番禺”而不名，与曾国藩相提并论，推崇备至。

在此之前，张之洞已结识谭莹之子谭宗浚、陈澧弟子桂文灿。1871年，潘祖荫、张之洞发起京师龙树寺雅集，桂文灿、谭宗浚均为座上宾。张之洞致函潘祖荫，称桂文灿经学造诣“实不可及”。陈澧能得朝中重臣的激赏，桂文灿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光绪四年，陈澧七十寿辰时，张之洞撰联贺寿，联曰：“栖迟养老，天下服德；锐精覃思，学者所宗。”他虽未见过陈澧，却极为推服陈澧的学行。

张之洞于光绪十五年冬从两广移督湖广，仿照广雅书院模式筹建两湖书院。次年，内定担任两湖书院经学分教的郑知同（字伯更）突然去世，这使他将目光投向岭南学人。郑知同（1831—1890），贵州遵义人，著名学者郑珍之子，早年曾佐张之洞四川学政幕，后被聘为广雅书局分校。张之洞心目中接替郑知同的最佳人选，是陈澧弟子、梁鼎芬的老师陶福祥。由此，张之洞展开了“不懈的追求”。

《碑传集三编·陶福祥传》言：“文襄移督两湖，设置两湖书院，函电坚招，辞不获已，往为商定归程，评校课卷，三阅月谢病归。”措辞简约。张之洞坚请陶福祥、陶氏反复辞谢、照顾张氏面子短期北上然后坚决回穗的过程，见之于本年王秉恩、陶福祥来往电报，现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可为陶福祥传增添注脚。

王秉恩，字雪岑，四川华阳人，张之洞任四川学政时识拔的得意门生，长期在广东为官，时任广雅书局提调。光绪十六年二月初三日，张之洞发电报王秉恩：“伯更（郑知同）既没，两湖书院经学分教无人，惟陶春海孝廉渊雅端纯，堪居此席，望代请来鄂，修火岁共八百金。此间分教与广雅局面不同，并不另请山长，事权较重，体貌较尊。关聘如允即寄。”（《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二辑第41册第26页，以下引用仅注册数、页码）经学为当日学问核心。两湖书院不设山长，经学分教即拥有学科领导人地位，权力较大。张之洞怕陶福祥计较名位，特如此说明。“渊雅端纯”既是对陶福祥的评价，也是张之洞聘请经学教习的标准。当时有“经师即人师”的说法，经学教师不仅要学问渊深，还要品行高洁，足为诸生法式。

陶福祥（1834-1896），字春海，别号爱庐，广东番禺人，少从陈澧问学，光绪二年中举人，笃守师说，邃于经学，藏书十万卷。张之洞督粤，聘为广雅书局总校。两湖书院光绪十七年（1891）春季学期，除经学分教外，史学分教也乏人，张之洞嘱意陈澧另一门生林国赓。林国赓，字飏伯，番禺县穗石乡人，九岁能为诗文，入学海堂为专科肄业生，与乃弟林国赞在史学方面均卓有建树，陈澧称两兄弟“二林，国之宝也”。林国赓于光绪十一年被举为学海堂学长。

陶福祥不欲北上，在电报中辞谢：“福祥以馆为家，现已启馆，散徒移居，暂难就绪。夏秋且营葬事，未便远行。”（第66册第711页）他所开设的学馆已开学，不能让生徒解散，况且夏秋间家中还有葬事，难以接受湖北方面的邀请。十天后，张之洞发电王秉恩，分析陶福祥辞谢原因，除了本人开馆授徒，他还兼着广雅书局总校、学海堂学长、菊坡精舍山长，地位崇隆，入息颇丰。张之洞复电王秉恩，答应为此想办法，给现任两广总督李瀚章打招呼，给他保留三个兼职。“至菊坡、学海两学长，虽来鄂省，亦可仍兼。陶系粤中学者领袖，此两处绝不能他属也。至书局一席，当为切托李筱帅（李瀚章字筱泉）照旧，务恳允来，聘函即日寄。”（第41册第391页）在张之洞心目中，陈澧既殁，陶福祥即为“粤中学者领袖”，为请动陶福祥，不惜恳求继任两广总督李瀚章，给陶氏保留兼职。

为打动陶福祥、林国赓，张之洞大派高帽，在致王秉恩电报中说：“陶、林同来鄂，亦不寂寞，均望坚邀允来，从此岭学流传中原，想陶、林亦必欣愿也。”（第41册第398页）

张之洞聘请陶福祥，姿态如此之低，就差亲自三顾茅庐，这让陶氏感到不好意思，不得已想出一个折衷办法，即到湖北任教三个月，然后再以“归葬”为由返回广州。陶福祥在武昌三个月时间内，为两湖书院的经学教学定好规模与课程，然后返回广州。临行，张之洞向陶福祥要“替人”，陶福祥推荐了同门、番禺人王国瑞，王最终似乎没有成行。林国赓刚收到邀请时，以父亲老病为由推辞（第66册第714页），最终仍被说动，到两湖书院任史学分教，1892年考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离开湖北。陈澧弟子梁鼎芬曾兼两湖书院监督，是张之洞办理湖北学务的主要助手。

学海堂注重实学，学长之一邹伯奇（南海人）对光学、测量学有湛深研究，曾主持测绘南海县舆图，为我国采用近代方法测绘方志舆图之始。邹伯奇弟子、南海人罗照沧，专擅测绘之学，被张之洞罗致到湖北测绘河道图，留两湖书院任教。此后，张之洞聘请了不少广东学者北上，经学教习杨裕芳（南海）、经学教习马贞榆（顺德）、算学教习汤金铸（花县）皆是。汤金铸专精算学，曾被左宗棠礼聘任教福建船政学堂。学海堂继承了清代经史的正统，又有不少弟子兼擅实学（测绘、算学等），这是他们受张之洞重用的主要因素。1905年，张之洞与袁世凯奏停科举，学术进入新时代，所谓“岭学流传中原”也就乏人提起。今日而言，知道陈澧者尚有不少，了解陶福祥的已不多见。

陈晓平

责编 刘小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