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特赦1959》，看战犯们水火不容的两个集团

凡是看过《特赦1959》的朋友都会发现泾渭分明而且水火不容的两个战犯集团，一个是军事集团，另一个则是特工系统。

军事集团以王耀武、杜聿明、黄维、宋希濂、廖耀湘、蔡守元、叶立三等为首，特工系统的战犯以沈醉、徐远举、周养活为主。

按照功德林管理所所长王英光的说法：“在功德林这些战犯，军事系统的人进步最快、最显著。政工系统的战犯进步慢一点，改造进度最慢的是特工系统。”

杜聿明、王耀武等这些当年在战场上与人民解放军浴血厮杀的大将军们，进了功德林管理所，立刻变成了进步最快的那一部分人，这是因为，他们非常清楚，国民党当年有几百万大军，经历了几年解放战争，一下子都灰飞烟灭了，这绝对不是偶然的现象，正如功德林改造的典范王耀武所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与人民为敌，只能自取灭亡。”他们一旦认识到这个层度，说明他们思想上的确进步了，从深层次理解了国民党失败的最根本原因所在。故此，他们这些身经百战的大将军们立刻放下身段，愿意接受人民政府的改造。这是他们能够很快转变思想，积极接受改造，与人民靠拢的根本原因。

黄维是军事系统的一个另类。他明知道共产党的胜利是历史的必然，但又实在不甘心自己的失败，总感觉解放军的胜利借助了许多军事和战争以外的因素，因此他才会说：“要不，拉开架势，再打一仗。”

其实，有黄维这种思想的军事系统将领，绝不止黄维一人，而是大多数，或者说所有人可能都这么想过。

我们必须承认，王耀武是功德林管理所改造最成功的一个典范。他最先领悟到：“我们复盘了国共两军在解放战争中所有的战役，最后得出一个结论，不管国民党怎么制定战略战术，部队怎么调动，怎么部署，最终的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失败。因为得民心者得天下。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只能是失败。”

所有军事系统的战犯们进步的一个显著表现是，他们特别关心新中国所有的国家大事。国家怎么建设，老百姓生活怎么样，特别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他们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观点。

杜聿明说：“抛开意识形态，我是一个中国人，在这场对外战争中，我必须站在新中国的立场上。假如这场战争我们赢了，以后我们就再也不怕帝国主义列强，中国从此就可以自立自强了。”

廖耀湘说：“我没有站在敌人立场上，但是，如果有人征求我的意见，我认为，应该缩小战争规模，减少战争强度，迅速结束战争。”

黄维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表现，是最不能让人容忍的。出于他对蒋家王朝的忠心，他敏锐地发现了一个可能改变他们这些战犯命运的契机，那就是在美国帮助下，蒋介石卷土重来的机会就在眼前。因此，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形势不明朗的时候，他表现得最露骨，也看起来最顽固。

当听到抗美援朝战争我军胜利的消息时，军事系统的大多数战犯，表现出的，有的欢欣鼓舞，有的不可思议，有的陷入沉思，而黄维反应得最强烈，直接昏厥了过去。所谓“希望越大，失望也就越大”。

黄维愿意接受改造的一个显著标志是，听到王耀武、杜聿明他们在写分析美军战术的文章时，他也想写。但是，由于他平时给人的印象是顽固，因此没有被王耀武、杜聿明他们接受。在刘安国鼓动下，黄维很认真地写了一篇文章，不成想，副所长胡大树从实用主义出发，认为他写得太晚了，“抗美援朝战争已经趋于平静，我们对美军已经非常了解了。因此你的这篇文章尽管写得不错，可是已经没用了。”好在所长王英光从广西回来以后，又给了黄维一次机会，让他也认识到了自己的价值。

黄维还有一个很可爱的地方，就是看到特工系统的人欺负军事系统的老实人，他会出头。蔡守元被所里派到广西前线策反国民党部队，黄维很生气，指责蔡守元：“国军一百万人没打过一次像样的仗，就被解放军消灭了，这里面也有你的功劳吧?”表现出他对蔡守元的不满。但是，当看到徐远举、周养浩欺负蔡守元的时候，黄维第一个站出来，质问徐远举、周养浩：“你们对蔡守元做了什么？蔡守元胆小怕事，我可不怕你们！”硬是逼着徐远举、周养浩找所领导承认错误，愿意给蔡守元道歉，消除影响。

而特工系统的战犯们之所以接受改造的过程慢一点，是因为他们一直认为，他们过去和共产党打了那么多年仗，屠杀了那么多共产党人，双手沾满了共产党人的鲜血，共产党执政的人民政府一定不会放过他们。故此，破罐子破摔的思想自始至终笼罩在他们心里。

刘安国、康泽则游离于两个集团以外，以局外人的身份出现。刘安国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共产党的叛徒，刚到功德林，就和斥责他为叛徒的副所长马玉和大吵一顿，并且拿出他当初在共产党阵营的老资格，把马玉和怼得恼羞成怒，哑口无言。

康泽和刘安国同样不服气，不过他不服气的是，他认为自己是军事系统的被俘高级将领，而不是特务。因为他看到功德林管理所领导对王耀武、杜聿明特别客气，而对他一直不太感冒，致使他认为这是因为所领导把他也归类为了特工系统。尽管他不停地向所里领导、向战犯们反复声明，自己被俘时是战区中将司令，不是大特务，但是，连他自己都有点说服不了自己。他组建三青团、复兴社、别动总队、青年军，这些组织说起来，简直让人罄竹难书，即使大家认可了他不是“大特务”，他也是罪责难逃，血债累累。因此，他在功德林一直表现得很消极。从不主动参加集体活动。

当他意识到这种行为不合适的时候，他去找王耀武，希望王耀武能够帮助他进步。其实他说的很诚恳：“看着所有同学都在一天天不停地进步，我也想进步。我看你这个人还不错，咱们又是黄埔同期，就想让你帮帮我。不曾想，你竟如此诽谤我！”可是，由于他平时的表现给别人很不好的印象，王耀武对他非常不客气。“你说你想学习、想进步，可是你看到别的同学有进步，冷嘲热讽，背后扇阴风点鬼火，你这是要进步吗？你以为你还是国民党的中常委吗？民国已经不存在了，别做梦了！别人不知道你，我还不知道你吗？你带领别动总队，在中央苏区，杀了多少无辜的人？那真是石头过刀，万户萧条。把所有老百姓关进你所谓的模范村，很多村子成了寡妇村。”

康泽作为国民党中常委之一，他当然清楚自己过去的罪恶。故此，他才对刘安国说：“我知道，像王耀武、杜聿明他们早晚会被放出去。不过，像你我这样的人，就准备老死在这功德林吧。你是特务，而我这种党工人员，浑身都是政治符号，我们是出不去的。”

刘安国自从和康泽这次谈话以后，似乎表现得更为消沉。因为他除了是共产党的叛徒，还有一个自身解不开的疙瘩：他是管理所所长王英光的仇人。这件事究竟确有其事，还是电视剧编导者为了剧情引人入胜故意臆造的，我们不得而知。不过，这件事后来由于王英光的大度，才使刘安国彻底放下思想包袱，开始安心接受改造，成为1975年最后一批特赦人员。

沈醉在功德林管理所的表现，是最聪明机智的一个。他平时喜欢和徐远举、周养浩在一起混，这当然是职业习惯。毕竟以前都是军统特工。但是，只要遇到徐远举、周养浩有麻烦的时候，他便立刻置身事外，假装和他毫无关系。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他能够爬到军统高层，担任军统（保密局）本部八大处的总务处处长，绝不是偶然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