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编辑：nirvana

前言

民国初期，山东响马蜂起，匪患严重，究其原因，错综复杂，有统计资料显示，在当时的山东，匪众竟然高达20余万，如此众多的民众走上打家劫舍、绑架勒赎的响马道路，很显然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

以前通常认为匪患的形成，多来源于走投无路而铤而走险的城乡劳动者，但是我们仔细分析，发现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当时山东很多股匪不但是家庭殷实，有的甚至是政府官员，留学生、军官甚至乡村小学校长。。。作为一个亚社会群体，他们的意识和主流社会意识仍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旧中国分崩离析的政治局面，这也决定了土匪为匪动机的千差万别。

今天我们说到的这名人物，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山东滨州、蒲台、利津洼一带的风云人物。其幼年虽然家贫，但是并没有达到走投无路的地步，青年时他嗜赌成瘾，外出给人做长工尔后为响马，做过坏事，继而改邪归顺，抗战初期拉起队伍，被委任为国民党蒲台县保安第九团团长。他膀宽腰圆，身躯粗矮，口齿拙笨，胸无点墨，性格粗鲁，惯使双匣枪，骁勇能战，绰号“一只牛”。

相对于当时山东最大的那五股土匪势力，动辄万余人的规模，他的势力可谓是小之又小，鼎盛时期也不过百多人的规模，那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说他呢？其实我觉得他的经历更具有典型性，更能反映民初山东社会调控失衡的情况下，代表着大部分的这样一个底层青年的价值取向和在社会阶级矛盾转化为民族矛盾的过程中，一个基层群众的民族责任感。所以写这篇文章，我们目的不在于宣扬响马的暴力因素，而是希望通过一个个案探讨当时乡村社会的一种社会现象。

(一)

牛长庆，光绪十九年（1893年）出生于山东蒲台县牛家集(1956年3月，蒲台县撤销建制)，幼年时家贫，靠父母打短工和纺线织布度日。

但是牛长庆还是半大小子的时候，就染上了一个坏毛病，那就是嗜赌如命，最先还是小打小闹，但是还只是小打小闹，但是很快瘾就越来越大，在一次赌博中，牛长庆输了大钱，牛长庆家里家徒四壁，哪里替他还得上这笔大钱，牛父是恨铁不成钢，对他一顿打骂，牛长庆羞愧难当，便在当夜离家出走，偷偷下了利津洼（东营市利津县）。

初到那里，牛长庆无一技之长，只能凭做短工勉强糊口。随后因其体壮，被一兼营油坊的地主看上当了长工，主要做家务活和看家护院。

这东家不但有枪而且私底下还通匪，与附近的一伙响马交往甚密，匪徒们常在夜间来油房聚赌、吃喝玩乐，牛长庆还得伺候他们。但是在此期间，牛为东家看家护院的同时，能摸着枪，练就了一手好枪法。

在一个秋季的夜晚，四五个匪徒又来油房饮酒作乐，酒后密议：在掖县某村镇，军阀张宗昌的姑家，那可是万贯家业，而且平日里仗着张宗昌的名声，在当地仗势欺人，鱼肉百姓，若是把他姑母弄到手，是桩好买卖，可她是个女人家，又不能用车马去拉，怎么能把她弄来呢?

牛长庆正在旁边伺候几个匪徒抽大烟，听到后在一旁随口插嘴道：“那咋不好办，把她往脊梁上一放，就背着她来啦”。

结果引得一众匪徒是哄堂大笑，但是土匪头子没笑，上下打量了一番牛长庆，说道：“平日倒是小瞧了你，看你五大三粗的，你也跟着去吧！”。牛长庆毫无惧色，当场应允，告知东家，东家也同意了，接着又商定了启程时间和办法。

这些匪徒们乔装打扮作商人，牛长庆假装为蓬头垢面的讨饭哑巴，各带短枪，日夜兼程，很快到达掖县。

牛长庆手摇铜铃，常在张宗昌他姑家门前转悠，其他匪徒就在附近时隐时现，待机行动。一天，牛看见一个老太太从正房出来送干粮，其长相、穿戴也不平常，心想：她是个享福的。牛迈进大门槛，一手去接干粮，另一只手却拽着她的胳臂猛地向外一拖，说:“你才真是个有福的大善人呢!”

老太太一阵恍惚，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就被牛长庆给拖出门外。在附近接应的匪徒们赶忙前来，架着她急促地跑出庄外；经盘问，老太太果然是张宗昌的姑母。

过路和邻里人见此情景，知道碰上土匪绑票了。其中有人立即报告了当地警察局，警方一听，头都大了，我滴个亲娘！那可是混世魔王张宗昌的姑母，这伙土匪是吃了熊心豹子胆了吗？于是急忙召集队伍火速追赶。架着票的匪徒已窜远，牛长庆为了断后，落在后边。

暮秋的村外，田野空旷，无处避身，他被撵到一片刚收割完的豆地里，背后的枪声、喊声不断，他只得时跑时伏，连滚带爬。不时地向警方开枪还击，打伤多人，兵士们见此人枪法出众，都不敢靠近，他又窜到一片荒草、灌木丛中蔽身，幸免于难。

事后，响马们得了部分赎身钱，牛也捞到点油水。

但是很快牛长庆就听说，赎身钱是拿到了一些，但是人还是被土匪撕了票，牛听闻后非常气愤，说:“使了人家的钱，再把人治死，真不讲良心！”于是对这伙响马开始有了看法。

接下来的一件事，让牛长庆萌发了自己干的想法，究其原因，是牛认识到他要做的响马一定是要区别于上述的匪众。

那是牛长庆回到东家后不久，那东家本来也是和响马狼狈为奸，但是这些响马确实干的都比较下三滥，这伙匪徒竟在一夜里抢走了东家的一个十八、九岁的女儿。家里像塌了天，特别是女掌柜的，哭得死去活来。牛长庆见此情景，怒不可遏，说：“这些家伙太不讲义气！”

东家出于无奈，只好央求牛长庆想法帮忙，牛长庆没犹豫，慨然应诺：“我去追回小姐来!”

牛长庆星夜出发，单枪匹马追寻匪徒。赶至桓台县时，果然发现那伙匪徒的踪迹，牛长庆让对方放人，匪徒哪里肯依，于是双方展开激战，牛长庆枪法出众，愣是从匪徒们那里夺回了小姐，东家自是感激不尽，厚礼相酬。从此牛长庆有了名气，获得了“一只牛”的绰号。

不久后就江湖上就有人来和他联系，劝他入伙，自此，牛长庆走上了响马生涯。

（二）

黄河两岸的蒲、滨境内，在1928年，经过当局官兵大举剿匪，盘踞于博古孙、大道孙的大股土匪已被消灭，百姓稍得安宁。但沾化、利津洼里的众匪还很猖獗，牛长庆一伙增至百余人。

后来，附近各县官兵也都展开猛烈的剿匪。约在1931年间，牛长庆在洼里混不下去，便带匪百余人，窜来蒲台县一区的营盘驻下，旧镇警局奈何不得。蒲台、滨县官兵得悉赶来征剿，将该村围困两三日，牛长庆方才率众趁夜突围逃窜。

滨、蒲官兵将牛长庆众匪追到辛店洼里，东面也有官兵堵截，众匪腹背受挫鏖战甚烈，双方俱有伤亡，掳掠来的百姓也有在激战中死亡的。牛长庆等众残匪，不得已又返回老巢利津洼。

据说，牛长庆在驻蒲期间，曾回到老家，拿出大洋数百，交给他父亲盖房子，谁知其父反而怒骂牛长庆：“我不要你的臭钱。你抢劫绑票，不干人事，人们对你恨之入骨，都要剥你的皮吃你的肉，你给我滚!”

他挨了一顿辱骂，只得再次离家出走。其实我们从其父训斥牛长庆的话中可以看出，该时期的牛长庆和其他响马所作所为并无太大差异。

此时，沾化、利津的官兵仍在继续剿匪，牛长庆等残匪难以立足。在最后的一次围剿中，大部匪徒降服，把“一只牛”追陷到一个大猪圈里，周围喊声一片，牛起伏翻腾，耍动双枪，一手打枪，另一手在腿腋下押火，子弹连续飞出，响声不断，官兵虽多，但畏惧不敢前，牛趁机跃出，仓皇逃脱。

东躲西藏一段时间的牛长庆，这时开始意识到了，当响马确实不是最终的出路，于是牛长庆不久在利津接受了招安。

牛长庆归顺后，当局还委以小官，专事剿匪。干了一段时间，牛长庆感到自己不被重用，和自己的理想要求相距甚远，于是萌发了继续回蒲台县寻出路的念头。

次年，牛长庆携带妻子回到老家牛家集。是年秋季的一天，牛长庆进入蒲城，在北门巧遇熟人邱汝岳(警察局副局长)，邱大吃一惊:“你怎么来自投罗网?他们都想抓你，剥你的牛皮。。。”

牛笑说:“我想回咱县来干，行不行?你得想想办法。”

邱沉思片刻，说:“我先领你去找财政局长崔官亭吧，他是我的老同学，让他想个办法。”

于是在周旋了几日后，经附近村绅士董某作保，先分配到县警察局传达处当传达，以后又当兵，最后当了伙夫。这期间，凡见过牛的，都说他老老实实，任劳任怨，总是不大言语。你看此时的牛长庆，哪怕是做一名伙夫，他也没有怨言，因为这毕竟是体制内的工作。

但是给牛长庆用武之地的机会很快就来了，此时，黄河南滨、蒲边境有小股响马骚扰，“拉票”抢劫，无恶不作，某日，刚刚被下派到旧镇警察局的牛长庆，探得匪徒行踪后，他只身星夜赶到河堤南小董家剿了“窑子”，当场击毙匪徒数名。

还有西皂户村刘秋河、刘秋顺兄弟俩个，为非作歹，横行乡里，勾结歹徒于夜间打家劫舍，通常一夜有四、五户受害。光天化日之下，他俩竟敢在本村村头劫持商人牲畜。牛长庆抓获刘氏兄弟后。

牛的亲属和刘家有瓜葛之亲，出面为刘氏兄弟说情辩护，为此与牛长庆发生争执。牛决不姑息养奸，非把他俩正法不可。结果，将刘氏兄弟分别在两个旧镇集日砍头示众。当时，震动很大，百姓无不拍手称快，从而使蒲台一、二区及滨(县)、高(苑)边缘日趋平定。

牛长庆在蒲台警察局干了几年，也算得上是浪子回头，此时地方也较为平定了，便辞职回家务农，帮着母亲织机卖布，农忙时到做做短工，认识他的人都说他改正得好，好样的。如此在家务农四、五年，直至“七·七”事变爆发。

（三）

1937年7月底，平、津沦陷，日寇气焰正凶，沿平绥、平汉、津浦三条铁路向华北地区扩大进攻，后直逼济南，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不予抵抗，弃城而逃，日军如入无人之境，济南沦陷。

韩复榘为使其主力向陕南逃脱，派刘耀亭部在黄河下游把守，刘耀亭部把守黄河下游期间，司令部设在小营。刘耀亭得知离小营不远的牛家集，有个绰号叫“一只牛”的牛长庆，枪法娴熟，骁勇善战，过去剿匪有功，现居家为民。

于是派人前往，请他出来抗日。去人说明来意，牛长庆说早也不拿枪了，还是老实本分的自己在家务农好，执意未从。刘耀亭再派人前去动员。来人说:“司令很器重你，济南失守，北部各县也有被日寇长期占领的可能，不抗战在家等当亡国奴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牛长庆觉得很有道理，可仍在犹豫。

刘耀亭第三次又遣人请他“出山”，并带去战马一匹，匣枪一支，军装一套，来人对牛长庆说:“上马吧!看你干不干?”

牛见此光景,不再推辞，便欣然上马，到小营投靠了刘耀亭。这就是当地老百姓所说的“三请一只牛抗日”的事。

刘耀亭在小营驻扎不久，闻得德州已被日军攻陷，犹有南来之势，即命令部队南移。牛长庆随刘部到达广饶，稍事停息，仍继续南去。

这时，牛长庆想：鬼子在北边，部队却向南撤，这能叫抗日?牛便与从北部一同来的几个士兵暗中商议，不再跟随他们向南撤。

趁行军间隙，潜伏起来，待刘的部队走远，牛长庆等进城找到广饶县长，诈称:“你再准备两连人的饭，队伍马上就到。” 县长当即派人操办，牛乘忙乱之际，出其不意，缴了县长卫士的枪，并命广饶县长派车将人送往蒲台。

牛长庆在利、沾扩充队伍期间，与鲁北游击军司令刘景良取得联系，不久，牛长庆被刘景良委任为蒲台县保安第九团团长。

牛长庆自进蒲城后，自视“正统”，整顿队伍，继续扩军，想在各方面做出样子，搞好地方治安，留得好名声。

当时政、学、商、农、兵各界大抵知牛的出身，无不畏而敬之。鉴于九团士兵成分复杂，素质低下，他开始聘请地方“贤达名士”为军官，并吸收部分知识青年加入九团。

牛常告诫士兵：不准打骂百姓，不准调戏妇女，要公买公卖，不能随便拿老百姓的东西，如有违犯，告发查实，定枪毙不饶。

有一次，一个大胡子营长的四、五个士兵，到某菜馆喝酒吃饭，喝得酩酊大醉。饭毕，当伙计算帐时，他们不但不付酒饭钱，反而骂骂咧咧，要动手打人，把菜盘摔碎，将桌凳掀倒，扬长而去。

此举被正在吃饭的其他军人看到十分气愤，立即去团部向牛长庆告状，说：“团长，你看咱团里的几个弟兄，不但吃了酒菜不给钱，还摔盘子砸碗，这买卖还怎么做?”

牛团长听了，顿时气炸了肺，说：“是谁?是谁?妈的，找出他们来!”

当即命大胡子营长集合队伍，辨认究竟是哪些人干的。

牛长庆顺手提了支马鞭子，当那几个士兵各自竭力狡辩、推托时，牛长庆抡起鞭子，朝那几个人劈头盖脸地抽打起来，并要拔枪枪毙几人，经众人求情才罢休。从此，士兵再也没有为非作歹的了。

有一次，县长林景云把牛长庆请到县衙里，说:“县里想收缴'事费’，好给部队发关饷，不知您意下如何?”

岂料牛长庆却大发雷霆:“你想以我的名义巧立名目乱收钱粮。眼下老百姓生活多么艰难，你还敲骨吸髓？要钱粮，你去要，我不需要！”说罢，愤然而去，林景云一看如意算盘打不成，这次收缴钱粮也就豁免了。

（四）

1937年农历十月和腊月初，日寇曾先后两次侵占蒲台县城，都盘踞不久，自行撤走，抗日游击队伍，都得以进入各县城。隶属第五行政专员公署专员兼保安司令刘景良的第九团驻守蒲城。1939年元月23日，日寇再次攻占蒲城。日寇这次气势汹汹，卷土重来，驻蒲城的九团团长牛长庆见此未惊慌失措，望风而逃，而是待机而战。

腊月初四，牛长庆在北镇的外围村庄设伏，与日军激战，但是日军在坦克大炮的掩护下，牛长庆部伤亡惨重，不得不撤回城中，然后出城过黄河。这天中午，鬼子们便冲进了城，从此，蒲城又沦陷了。

蒲城失守，国民党县长于宝栋率大部公职人员，渡过黄河，到蒲台县东部离城很远的三、四区去，自此成为流亡政府。

牛长庆率部也南渡黄河，开赴农村，进行着所谓的抗日游击战争。牛部打着抗日的旗号，继续扩充队伍，在农村，重新整理内部，迭次重申军纪：决不当汉奸。

他常告诫官兵，要以保卫家乡地面、保护百姓安全为已任，国家有难，老百姓养活着我们，我们不能欺压老百姓，对为非作歹的，必定严加惩办。

当时，鬼子盘踞县城，日伪在城里横行霸道，为所欲为。而广大农村局势也极不安定。散匪趁火打劫，绑架行凶，奸淫掳掠;九团各营连，由于成分复杂，又常分散驻防，部分官兵除吸食大烟、白面外，还常以要群众献枪、献子弹为名，暗中敲诈勒索。

为保一方平安，仅在1939年元月至7月这大半年的时间里，牛长庆就做了若干为民除害的事，有些至今还被人津津乐道。如:

是年正月十四日夜，蒲二区守义张村遭受土匪抢劫，先后抢杀村民五人，打伤一人。当时，百姓都在用土枪、土炮看家自卫。是夜，来自滨五区田楼一带的土匪六、七人，潜入张兴义的住宅，两三个匪徒爬上他磨屋顶伏下，有一村民听有动静，忙扔出土炸弹一枚，炸弹一响，全村震惊，群众便各自爬上自己屋顶察看个究竟，有的人从屋顶上站起来探望，当即被土匪一枪一个，接连打死四人，打伤一人。

全村如热锅沸腾，喊叫声、嚎啕声，惊天动地。匪徒们见情况不妙，便劫持着张兴仁之母仓皇出逃。该村数十人扛起土枪、棍棒奋起追赶。当匪徒挟持张母来到南闫村北坟莹大杨树下时，皂户张的群众也闻声赶来。土匪们为迅速脱离险境，说着:“给你人吧!”又一枪打死了张兴仁之母，旋即逃之夭夭。

事情发生后，村民立即报告了牛团长。牛长庆听后，义愤填膺，并羞愧地说:“咱打不了鬼子，自己地面上百姓的性命，咱也保不住，我愧对苍天，无地自容啊!”

于是他派人四处明查暗访，一月后，牛部终于在滨县五区野鸡王村活捉了这个名唤尼柱的杀人犯，并缴获马四环枪一支。

牛长庆令人将罪犯带往与守义张邻近的霍家湾村。九团宣称：“就地执行枪决!”地点定在药王庙西。当地群众闻之，无不拍手称快，男女老少纷纷前去观看。牛原命由卫兵执法，但当群众熙熙攘攘跟随士兵押解杀人犯临近刑场时，牛长庆却早已按捺不住心头怒火，抢前几步，掏出匣枪，乒乒两声枪响，该犯随之倒在血泊里，亲手为民除了一个祸害。

是年春，牛长庆收编了以张同文为首的土匪队伍三、四十人，并委任张为营长。张等被改编后，名为游击队，但仍绑票抢劫，干着土匪的勾当。牛长庆查实后，决心除掉他。一日在旧镇和张同文的队伍向西移防途中，牛让张同文骑马前行，乘其不备，牛长庆从后面掏出匣枪，鸣枪三声，将张击坠马下丧命。

当众士兵惊诧不解时，牛长庆当场宣布了张同文的罪恶，同时任命了新营长。不久，牛又发现新营长的劣绩，且民怨很大，于是，又下令将其逮捕，在旧镇大集示众，后将其押解到野鸡王村外枪毙。余众又交给一名新营长统辖。自此，该队伍军纪大好。

这年麦收时节，每逢北镇大集，在道旭以南主要道路上，就发生几起断路抢劫案。九团得知后，即派人前去侦缉。

当时，牛长庆正率部驻防在小吴家村东义兴果园。士兵逮捕了这个抢劫者，押着他去见牛团长，这个家伙似有所恃，大模大样，毫无惧色。牛命令说:“先把他吊起来!”

待牛团长走近观看时，这个家伙被吊在那里，突然大声哭叫起来:“表哥啊，快救救我，救救我!”孰料此人正是牛长庆常庄村的表弟庆春，牛见状更加恼怒，遂命卫兵:“快拿鞭子来”，不容分说，牛长庆扬起鞭子，朝歹徒浑身上下狠狠地抽打一通，牛说:“你好事不做，听候处决!”至傍晚队伍转移时，牛便命令士兵把他表弟枪毙了。

1939年夏，某顽军已投靠了鬼子，邻近各县也都成立了伪政权。当时，有几个汉奸曾到九团诱说牛长庆降日，并许之以高官厚禄。那几个人当场被牛臭骂一顿说:“谁再让我去当汉奸，我就枪毙他!就是给我烟火台那么大块金子，我也不去干。”

那几个汉奸悻悻而去。

同时，他也三番五次地告诫部下:“谁想当汉奸，我就宰了谁!”

当时，人们闻之他这种爱国言行，无不大加赞赏。

事实证明，在牛长庆生前，他的部下没有一个敢当汉奸的。

牛长庆率部驻防农村大半年光景，由于他整顿纪律，清除隐患，其部队面貌较前改观，从而使农村局势相对稳定，集镇市场贸易较为正常，学校大部上课。

（五）

牛长庆，虽严于治军，竭力维护地方安定，但和旧时很多军阀一样，行为也有不检点的地方。他在旧镇有一情妇，队伍移防，也常让勤务兵骑自行车带着她，俨然成了团长的太太。一次，该妇竟偷对一个小官说:“你们别认为团长待你们怎么怎么好，团长和我说过，现在还需养着你们，到时候得一个个地把你们宰了。”话语不多，私下传开，却种下祸根。

几个平时仍为非作歹、腚下不干净的官兵，特别心虚。他们暗中盟誓：先下手为强，杀死牛长庆，除掉后患!

这时，团部另外几个主要头目正不在此地，于是，董立邦、董胜邦和几个士兵，便择机而动了。

1939年农历六月初十，牛长庆带部分官兵驻扎在蒲一区傅光辉村。牛住的宅舍，大门朝西，分南北两院。牛长庆居住南院，卫队住北院。因天气炎热，牛长庆睡在院中一张轧花床上。平时，牛长庆警惕性较高，总是枪不离身，躺着睡觉，头时而朝这边，时而向那边;设两层岗哨，内岗多由其内弟陈玉三值勤，外岗由卫兵轮值。对此，谋杀者早已洞察。

是夜，董立邦等人先将陈玉三骗出。深更半夜，他们轻步入院，见岗哨张登嵩，便低声问道:“团长呢?”

张答:“睡了。”

董立邦说:“快到北院吃西瓜去。”

张遂被人拉去。

不多久，董立邦在南院喊道:“鬼子来了!”

牛长庆闻声跃起，董立邦立即向牛连打三枪，然后匆忙退走。牛已左股中弹，且尚能掏枪还击，他听无动静，忍痛跃上西墙，又观察片刻，即下墙逃走。

与此同时，在北院吃西瓜的内岗张登嵩听见枪响，正欲行动，已被人搂住后腰，摘下枪来，并立即被捆绑起来。

静寂片刻，董立邦再去南院查看，已空无一人，知道牛长庆未死逃脱，谋杀者们顿时慌了手脚，星夜四处搜寻，却未见牛的踪影。

牛长庆逾墙逃脱，拖着伤腿跑到张道传家村外的一个瓜园屋子旁边，疼痛难忍，昏倒在地。

次日凌晨，谋害者董立邦等人搜查至瓜园，见一看瓜人便问:“团长在这里吗?”

答:“听那边有个人呻吟，不知是不是团长?”

董立邦等朝看瓜人指的方向走去，边走边喊:“团长在哪里?团长在哪里?”

牛尚不知他们的图谋，忙说:“我在这里，我被鬼子打着啦，疼死我了。”

董立邦抢前几步，连打数枪，结束了牛长庆的生命。

1939年农历6月11日凌晨牛长庆死于非命，时年46岁。

总结

中国近代社会一直处于复杂多变的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纷繁错杂，空前尖锐，社会剧烈动荡，继而又因日寇的侵略，所有矛盾转为了更大的、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民族矛盾上来，人民多灾多难。

今天的本文主人公，牛长庆，从欠赌债不得不背井离乡，到做长工再到当响马，继而幡然醒悟，浪子回头并走向抗日的道路，在其不长的一生中，其经历即有显著的时代特征，对社会具有极大的破坏性，但也能悬崖勒马，并在国家危难之际，选择了为抗日战争贡献力量，与全国人民一道为民族抗战的最终胜利做出可贵的贡献。

孔子诞辰祭祀上跪拜的人们

就像自古山东没有出过皇帝和现在的山东人最热衷的是考公一样，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自然有其形成的土壤，在数千年的儒学熏陶下的山东，更加强调道德伦理、家庭和社会秩序的重要性，所以入朝为官始终被作为一种终极目标。

山东农民向来以吃苦耐劳、忠厚善良、富有忍耐精神而著称于世。 但是，这种特性不是一成不变的，离开了土地的农民很快就会失去这种特性，而奉行一套当时流行的“乱世哲学”。 这套“乱世哲学”，就是在整个中国社会从上到下、到处都存在着尚武主义倾向和暴力价值取向。

在社会失衡的前提下，加之频发的自然灾害，社会底层生活日益困苦，底层人民跨越阶层的机会本就稀少，所以当时的山东，许多人都把先当土匪，再转而为兵，进而为官看作是出人头地的捷径。 因为在当时以土地的多少来衡量个人的声望和规定自己社会地位的农村社会，对于那些没有土地，甚到穷到连老婆都娶不上的男青年来说，再也没有比走这条路更容易“升官发财”了。

而且在当时不乏许多成功的例子。 活动于江苏、山东、安徽、河南四省交界地带的悍匪毛思忠部就曾被招抚改编成“新编陆军”，毛思忠任四营总稽查；当年在抱犊崮和苏鲁交界处为匪的褚玉璞也被张勋招抚，日后成为直隶督办。 至于全国其它各地此类事例也有很多，如东北的张作霖、张作昌，河南的王天纵、刘镇华、老洋人等。

其次，我们也注意到，土匪在民族危难关头选择抗日的不再少数，相当多的一部分人在民族大义之下选择保家卫国，维护国家及家人的根本利益，这是民族大义的一个表现，同时，也要考虑到另一个因素，那就是为自己赢得一个合法的地位。

在其身份的转变下，他能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感，正如他在告诫部下时所说的“要以保卫家乡地面、保护百姓安全为己任”“决不当汉奸”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