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怕的传染病：英国伦敦大瘟疫事件

1665年—1666年，英国伦敦暴发大规模淋巴腺鼠疫。这是继14世纪的黑死病后伦敦遭遇的最严重的疫情，造成近10万人死亡，约占当时伦敦总人口的五分之一，被称为“伦敦大瘟疫”。

伦敦大瘟疫暴发的几个重要原因

自黑死病之后，英国未曾暴发过全国性的瘟疫事件，但是地方性的瘟疫一直不断，伦敦就是瘟疫的重灾区，几乎每一次疫病都涉及伦敦。瘟疫之所以在伦敦频繁暴发，一个重要原因是严重的环境污染为病毒或细菌的滋生提供了“温床”，为其迅速传播提供了条件。

一是大量的人口产生了海量的生活垃圾，这些垃圾的随意倾倒导致环境严重污染。同时，密集的人口降低了城市空气的自净能力，加剧了伦敦的空气污染。

二是资本家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只关注扩大生产规模，不关心原料使用和生产工艺是否清洁环保。比如，在工业布局上，工厂车间的选址和工人住宅的建造，都以便于生产和降低成本为第一考量，不会自觉建设排污设施，也不会主动安装净化设备。

三是英国位于欧洲大陆西北端的大不列颠群岛，属于温带海洋性气候，每到秋冬季节，海上吹来的暖湿气流同岛上的寒冷气团相遇，就会形成浓重的海雾，与漂浮的烟尘混合在一起便会加剧空气污染。

四是中世纪欧洲各地大规模的宗教活动，猫被大规模屠杀，数量大大减少，导致老鼠等啮齿类动物大量繁殖，破坏了生态平衡，助长了瘟疫的传播。

伦敦大瘟疫导致严重的环境污染

环境污染助长疫情传播，瘟疫肆虐反过来又加剧环境污染，这样“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应值得人们引以为鉴。

一方面，随着大量民众感染瘟疫相继死亡，教堂的墓葬记录数目不断攀升，一些教区每天多达50人被埋葬。为避免尸体对健康民众造成感染，教区将尸体撒上石灰进行集中掩埋。石灰是一种以氧化钙为主要成分的气硬性无机胶凝材料，过度使用石灰，会造成土壤的板结、钙化。同时，有些尸体无法被及时找到，或者因为人手不够无法搬运，尸体腐烂后病毒、细菌飘散到空气中，污染空气和生活环境，进而为传染病传播和瘟疫暴发创造条件。

另一方面，不合理隔离点及水井建造导致水源污染。虽然英国早就关注到了水源卫生的重要性，并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禁止在沟渠、河流、水域等地方抛洒或放置粪便、垃圾、内脏和其他污染物，但在实际操作中并未真正落实。英国政府在泰晤士河边修建了几座大型的传染病隔离点，遇到雨水天气，被感染人群的粪便、尿液或者呕吐物，被雨水冲至泰晤士河之中，进而造成饮用水污染。此外，教区的很多水井建在临近尸体掩埋的地方，感染瘟疫的尸体所携带的病毒、细菌等会直接造成饮用水污染。

伦敦大瘟疫事件带来的启示

从传染病和人类历史角度看，人类发展史就是一部与传染病作斗争的历史。虽然伦敦大瘟疫已经过去了多个世纪，但这场集中反映疾病、环境复杂关系的事件，仍然成为反思人与自然、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等现代化问题的重要事件。

重点关注动物作为传染源的疾病。人类有许多传染病来自动物，如鼠疫、兔热病、蜱传回归热、钩端螺旋体病、恙虫病、炭疽、狂犬病、布鲁氏菌病等，这类由动物传播给人类的疾病被称为动物源性传染病。研究表明，70%的动物疫病可以传染给人类。一方面，一些看似健康的动物身上可能携带和人类致病密切相关的病毒，直接传播给人类。另一方面，虽然一些动物不一定是高风险病毒的宿主，但可能会作为中间宿主通过跨物种传播，把病原体传播给人类。因此，有必要重点关注动物源性传染病。一是全面禁止以食用为目的猎捕、交易、运输在野外环境自然生长繁殖的陆生野生动物。二是饲养、出售、运输人工捕获的野生动物，应当及时向捕获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申报检疫。三是动物饲养场所应与居民生活区、生活饮用水水源地、学校、医院等公共场所保持安全距离。四是在城市特定区域禁止家畜家禽活体交易，降低人畜共患病的传播风险。五是加强病死畜禽和病害畜禽产品无害化处理管理，尽可能减少病毒传播、交流和混合的机会。

通盘考量防疫工作和人居环境保护的关系。重大传染性疾病的暴发与人居环境的污染往往“互为因果”。一方面，人居环境的污染为病毒、细菌的存活、传播、扩散提供了环境介质，加速了疫情的暴发。另一方面，医疗废弃物处置不合理、染病病人生活垃圾处理不规范等不科学的防控行为将直接造成人居环境的污染。鉴于此，一是坚持系统思维，树立“大安全”理念，把疫情防控工作和人居环境保护工作视为一个整体，通盘考量，系统谋划，统一部署。二是坚持问题导向，抓住重点工作，主要做好人居环境污染的实时监测工作和医疗废弃物的规范处置工作。三是坚持制度保障，规范处置流程。研究出台《疫情医疗废物环境管理应急预案》等相关文件，明确相关单位在医疗废物转运、处置环节中的主体责任。

全面提升传染病防控和救治能力。在与瘟疫长期斗争的实践中，人类既发展了临床医学，也建立了以公共卫生体系为主的预防医学。随着对瘟疫流行规律的深刻认知，坚持常备不懈，防患于未然，全面提升传染病防控和救治能力，显得尤为重要。一是持续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一方面，建立稳定的公共卫生事业投入机制，改善疾病预防控制基础条件，完善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另一方面，以国家、省、市、县四级疾控中心和各类专科疾病防治机构为骨干，医疗机构为依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网底，完善健全防治结合的疾控体系。二是优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预警及协同机制。一方面，完善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系统，优化改进不明原因疾病和异常健康事件监测机制。另一方面，建立健全智慧化预警多点触发机制、多渠道监测预警机制。同时，健全平战结合、跨部门跨区域、上下联动的联防联控协调机制。三是完善健全重大疫情救治体系。一方面，建立健全分级、分层、分流的传染病等重大疫情救治机制。另一方面，建设以城市社区和农村基层、边境口岸城市、县级医院和中医院为重点的城乡三级医疗服务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