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枪征粮，毒气镇压？苏俄也会干这事？

1917年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虽然成功建立了政权，但广泛的反布尔什维克运动接踵而至。社会革命党与高尔察克的白军组成了反政府势力，他们与布党进行了长达三年的战争。在1917年11月25日的布党允许的立宪会议上，社会革命党在总数707个席位中得到了370个席位，远远高于布党的175个席位。

这一结果并不令人吃惊，因为在各级苏维埃及第二届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乡村中广大的农民大众代表名额严重不足。而在农民中，尽管某些布尔什维克分支机构突击发展成员，但社会革命党仍然是最普及的政党。毫无疑问的一点是，大多数农民并不信任苏维埃政权。

到1918年，经济形势恶化，农村中混乱局面的蔓延使农民不愿把粮食卖给城里，因而城市发生大面积粮食短缺。5月，列宁向全国各地发出电报：“没有粮食。红色首都因饥荒而处于灭亡的边缘……我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名义，要求你们毫不迟疑地支援彼得格勒。”

从1918年下半年到1921年春，苏俄政府实施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其中包括禁止买卖粮食和余粮收集制。

为了保证完成余粮数量征集的任务，苏维埃政权派出大批携带武器的征粮队，用军事办法强制征收农民的粮食。所用的办法，就是先镇压富农，没收他们的土地、房子、财产、粮食，然后再把大多数中农、甚至贫农当做富农镇压，没收他们的房子、土地、财产、粮食，最后把农民的种粮和口粮都给强制征收了。

到1918年10月，在坦波夫省已经有50个来自彼得格勒、莫斯科、切列波韦茨和其他城市的征粮队，总人数高达5000人。没有其他省份达到这种没收的规模，农民的处境是绝望的。总播种面积减少了25%，农民的牲畜数量减少了40%，无马农民的数量达到了54%，根本没有任何牲畜的农民达到了23%。

在尼克尔斯基乡的一次农民大会上，关于为什么贫农被捕，一支受波波夫指挥的分队向会议开火，结果有人受伤和死亡，幸存者惊慌失措地逃回了家。为了支持他们的流氓和不公平行为，政委特韦里特涅夫和波波夫要求另一支由普济科夫领导的机枪支队逮捕并囚禁了几名农民在寒冷的谷仓里，对他们处以罚款，给他们半小时的反思时间，之后不付款的人将被枪杀。一个没有钱的妇女急于卖掉最后一匹马，以帮助她无辜的丈夫摆脱困境被捕，没有时间在指定的时间出现，因此她的丈夫被枪决（尼科尔斯基乡农民代表委员会的声明。）

这样激进的政策，无疑会招致农民强烈的不满。

1919年1月11日，苏联人民委员会颁布法令，要求农民按照政府规定的数字交纳农产品，交出全部余粮和一部分口粮来支援红军和工人。

1919年5月2日

农民对布尔什维克的情绪是敌对的。原因是当地的布尔什维克和派往村里从事运走粮食、劳务和粮役的代理人大量辱骂，他们没有解释和劝说，而是诉诸暴力和过激行为，并在妇女和儿童在场的情况下表达自己的意见。最不正确的方式。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甚至用鞭子殴打和鞭打并称自己为共产主义者。——坦波夫执行委员会的Т.И.Якушина关于Куньевской农民状况和情绪的报告

在委托给我的乡里有一支征粮队在普罗扎特科夫斯基同志的领导下掠夺粮食牲畜、鸡蛋和黄油。所在的人正在实施各种暴力行为，例如：从牧场上偷走所有的牛，甚至拿走最后一磅粮食，结果人们开始表现得很愤怒，如果这些行为继续发生所在的支队，那么在不久的将来应该会发生1918年发生的事情，即起义。——列别杰夫坦区米特罗波尔乡警察向上级提交的关于征粮队对当地居民采取惩戒性措施的报告

战时共产主义体制一直持续到1921年，对农村的粮食征收引发了农民阶层的反感，导致他们不愿种植或减少农田耕种，从而导致农业急剧减产。1920年的粮食总产量比战前减少了一半，棉花产量仅为战前的6%。这导致了1918年春季已经开始的粮食危机进一步扩大，最终在1921年演变成了一场波及苏联17个省份的大饥荒。

苏联大饥荒时期的城镇街头景色

在大饥荒期间，农民暴动蔓延到多个省份，包括乌克兰、俄罗斯东南部、中部、西伯利亚和伏尔加河沿岸。这些农民暴动反映了农民对粮食征收政策的不满。在坦波夫省，一些农民甚至组建了武装游击队，与苏联政府的征粮队发生冲突，导致该省经济严重崩溃，最终陷入无法养活自己的困境。

　　为从农民手中强行收缴粮食，苏俄政府组织了一支支“武装征粮队”在同一时间从四面八方进入坦波夫省境内。但是农民游击队反击了这些官方的武装征粮队，有时候将征粮队打得溃逃，甚或全歼征粮队。

　　苏俄政府还将肃反小分队及红军部队开到坦波夫省境内。农民暴动却愈演愈烈，至1920年已席卷坦波夫全省。当年夏天，若干支零散的农民游击队逐渐组建成三个统一指挥的游击集团军，宣告成立坦波夫游击区民主共和国，仿效苏联组建了内卫部队、警察局、检察院等机构。

伏尔加河灾区饥民

　　1920年末至1921年初，暴动者的人数达30多个团。1921年1月底，苏联政府对坦波夫省的暴动农民武装实施一次大规模的战役，却未获成功。不少农民和工人出身的红军士兵加入了暴动农民的队伍，暴动蔓延到相邻的沃罗涅日省和萨拉托夫省。

　　1921年5月19日苏俄政府镇压农民暴动部队司令员米·尼·图哈切夫斯基发表《告前线红军将士书》，号召红军将士们对“劳动者阶级的敌人”实施“勇敢而坚决的打击”，“坦波夫的匪徒们注定要灭亡！”为彻底平定坦波夫农民暴动，苏俄政府“反匪徒委员会”甚至于1921年6月21日决定建议图哈切夫斯基可以动用毒气攻击“匪徒”，“要极其谨慎，在有充足的技术准备并且确保成功时可以使用”。1921年8月22日，一个驻坦省的炮兵旅就消耗了82枚毒气弹。

关于使用化学炮弹的记录：

“在收到发送的化学炮弹后，指挥官向化学专家报告了弹药的使用情况，在7月13日至20日期间，使用了15枚化学炮弹。”

7月16日，部队向化学专家报告说：7月14日22时，别尔戈罗德骑兵炮击了伊尔门湖以南的森林。发射了7枚迫击炮弹和50枚化学炮弹。

8月2日下午4点，Kipets村附近的一个遭到袭击，炮兵发射了65枚迫击炮和59枚化学炮弹。

1921年2月到3月，主要工业区工人有时在士兵和水兵的支持下参加到罢工浪潮来，提出他们的要求。2月末，反动活动甚至出现在一个曾被托洛茨基誉为革命的“光荣与骄傲”的团队——喀琅施塔得士兵群体中。

这些水兵住在坐落于芬兰湾科特林岛堡垒似的小镇喀琅施塔得(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有6.5万人)，其困苦境遇与附近的彼得格勒相差无几。喀琅施塔得水兵们起义反抗对他们的待遇，诸如燃料短缺、食物恶劣、缺衣少穿，并对不久前被政府粗暴对待的彼得格勒的罢工者们深表同情。起义的士兵通过了一项造反通告，对政府日益专制和不民主的政策进行了严厉批评。

政府对于起义者们的回答是要求他们无条件投降。在起义者拒绝投降后，由托洛茨基领导、马·尼·图哈切夫斯基率领的部队最后成功地穿过芬兰湾的冰面向喀琅施塔得要塞发动进攻。但是胜利是以高昂的代价取得的，从3月7日持续到3月18日的战事中，红军有将近一万人死伤和失踪。而起义者的所谓损失，只不过是数千名起义者早在要塞陷落前就已涉过芬兰湾冰面前往芬兰了。至于那些来不及逃跑的，不是被打死就是被关进监狱。

喀琅施塔得起义和所有其他大众不满的举动一样，最终导致了共产党的领导从强制征粮倒退到某种其他共产党的经济政策。1921年春，苏维埃的让步政策最初开始实施，从而逐渐结束了农民及其他人等对政权的抵抗。同样，这一政策也结束了严厉的镇压措施--反对农民的全面的军事行动是由如图哈切夫斯基这样的重要将领实施的。这时，由于国内战争而引发的灾难性的大饥荒，于1921年末席卷俄国，不仅使许多农民丧生，而且也成了延缓农民反抗运动的重要因素。

总的来说，大饥荒是苏联历史上一个极其黑暗的时期，导致了数百万人的死亡，加剧了农村和城市之间的紧张关系，并对苏联社会和政治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时期的事件在苏联历史中仍然是一个备受争议和敏感的话题，不同的观点和解释仍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