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各宾政府的代议制实践

随着路易十六被处决，共和制度取代了君主制，立法议会结束，国民公会取而代之。第一共和国自1792年9月建立象征着这一阶段的开始，1794年7月热月政变标志着激进共和派的代议制尝试走向失败。

国民公会当中，吉伦特派与山岳派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吉伦特派主张经商自由、物价自由和人身自由”。而山岳派和巴黎的极端分子则以“革命高于一切原则”作为自己的纲领。国民公会就如何处置国王一事引发争议，最终，判处国王死刑的决定以387票对334票获得通过。

处死国王激起了欧洲君主国的反法热潮，英国、西班牙、荷兰联省参加了反革命同盟。吉伦特派希望利用战争巩固自己的政权，但是战争的失利也导致吉伦特派在国民公会中受到责难。

“1793年春吉伦特派遭遇一连串的军事失败，迪穆里埃弃军投敌一事更是为罗伯斯庇尔的指控提供了机会:罗伯斯庇尔立即控告布里索和迪穆里埃合谋。”革命共识的破裂导致吉伦特派与山岳派的对抗在1793年夏天进入白热化。

革命共识的分裂给代议制带来巨大挑战。以罗伯斯庇尔等人的雅各宾派垄断了对自由的解释，以美德和自由之名践踏代议制，同时也体现出人民主权与代议制之间的紧张关系。绝对权力支配的人民暴政与旧制度下的专制政体存在某些共通之处。

在专制主义的支配下，权力无法得到合理约束就会导致个人意志统领一切的局面前者表现为人民主权的不受限制的民主专制主义，后者表现为君主权力不受限制的君主专制主义。倘若政治社会中，缺乏能够对权力起到制衡的力量，专制主义以恐惧进行统治进而奴役自由，其中要求人们服从绝对权威的特点，违背了人性的内在需求必将使得矛盾激化引起反抗。

吉伦特派议员最终被驱逐甚而惨遭迫害，国民公会通过了1793年宪法。1793年宪法又称“共和元年宪法”，它确认了一种激进的共和主义制度，对于19世纪的共和派来说，无疑是政治民主的圣经。

比起1791年宪法，该宪法更为激进它宣布主权在于人民，由此否弃了王权神圣性。它还指出人民有起义权以及经济自由等等，并扩大了“人民”的范围。1793年宪法分为宣言和正文两部分。

《人权与公民权宣言》宣告主权在于人民，强调“社会的目的在于共同的幸福”。“依据1793年宪法，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该宪法意在保证作为政治民主为基石的国民代表制的绝对优势地位，采用人民的直接选举保证立法权力对行政权力议员对行政机构的支配地位。”

“立法团”实行一院制议会，以体现立法权不可分割，其职能在于提出法律与发布法令。立法团每年7月1日开会，会期一年，会议公开。新宪法颁布后，国民公会完成制宪使命应当随即解散，但当时反法联军直逼巴黎，在这种危机形势下，国民公会遂决定暂缓实施宪法，组建一个革命政府。

斯塔尔夫人对政治狂热的分析

革命恐怖的惨痛回忆留在每个人心中,斯塔尔夫人作为革命的见证者被打上深刻的烙印。共和派内部分裂、革命领袖在党派精神与狂热主义的支配下导向民主专政对代议制政府造成巨大挑战。

1794年7月热月政变结束雅各宾恐怖统治，次年5月斯塔尔夫人真诚地效忠于温和的共和主义:“我真诚地希望在正义和人性的神圣基础上建立法兰西共和国，因为已经向我表明，在目前的情况下，只有共和政府才能为法国提供休息和自由。”

此后，斯塔尔夫人返回巴黎，1795年在《论国内和平》中呼吁君主立宪派与温和共和派达成合作，主张建立代议制政府，将共和精英凝聚在一起，为共和国的自由事业作出贡献。1796年出版了《论激情对个体与民族幸福的影响》，该书是斯塔尔夫人在恐怖统治时期流亡英国时所撰，书中讨论了对于革命恐怖的根源，以及党派思想与狂热主义带来的危害。

斯塔尔夫人指出，雅各宾恐怖是一种法国独特的政治现象，恐怖事件应当理解为雅各宾派内部分裂、各党派争夺革命话语权的结果:“叛乱之火揭露了体制之弊;一个民族有着如何的道德风貌，不应归因于他们想要怎样的政府，而应归因于他们长久以来有着怎样的政府。

如今有人说法国人被大革命腐蚀了。那么，如果不是因为一百年以来的盲从和专制，那在大革命的前几年，鲁莽灭裂的倾向又怎会迅猛发展起来呢?”可见，斯塔尔夫人试图将恐怖的根源置于法国的历史传统中进行理解，正是由于绝对君主制数个世纪以来,不断强化专制王权剥夺了各阶层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才最终导致恐怖统治。

首先，中央集权使得各阶层失去共同处理政治事务的机会，它败坏了公共精神。其次，旧制度导致民众放弃自主意识，在对专制主义的服从中陷入盲从权威的境况。

斯塔尔夫人言明当下法国的政治境况应当由旧制度负责，而并非由革命所造成的:“难道革命中狂热暴乱的倾向不是源自百年来愚昧而专横的统治吗?”托克维尔则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诠释了旧制度下的政府是如何对民众完成了“革命教育”。

他指出“阶级分裂是旧王国的罪恶”，国王通过“分而治之”的原则加剧各阶级之间的区隔，教会了众人仇恨贵族，又教会了他们不顾一切地凌驾于他人之上。

党派精神与狂热主义

早在制宪议会时期，斯塔尔夫人就从代表们的激烈辩论中窥见党派精神的迹象制宪议会各派领袖由于缺乏政治上的节制精神,纷纷陷入对抽象理念的狂热追求之中。斯塔尔夫人敏锐地发现代表们在大会上激昂的政治雄辩背后夹杂着许多个人私欲。

制宪议会的权力延展到立法权之外的其他领域，大多数掌权者也从中获取了金钱和地位之后，他们便巧妙地利用普遍真理进行诡辩以此为自己谋利:“激烈的政治辩论在个人利益的交织下，掺杂着骄傲、报复、恐惧，使党派精神发展成一种近乎狂热的、无所不包的激情，从而催生了狂热主义。它成为一种世俗宗教的形式。”

斯塔尔夫人进一步将党派精神与野心、复仇进行区分:“野心知道如何适应每一种情况，以便从所有情况中获利:甚至复仇也能拖延或转移它的方向。”党派精神催生了狂热主义，人们在狂热主义一一这种带着盲目性的激情的支配下导致了恐怖发生。

“狂热，是一种致命的激情”党派精神消灭了人类灵魂中的真挚情感，被政治意见关系形成的纽带而取而代之，即便是诚实善良的人在党派精神的支配下也会做出泯灭良知、违背伦常的犯罪行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也无法接受与自己不同的声音，这也使得各党派议员们难以通过理性的思考和推理能力并在恰当的时机做出必要的妥协。

法国革命史学史的关键问题:如何看待革命恐怖

关于如何看待革命中的暴力与恐怖这一议题，传统史学与修正派史学存在分歧传统史学以索邦大学为阵地，奥拉尔、马迪厄、饶勒斯、勒费弗尔以及索布尔等著名历史学家为代表，受到马克思主义史观的影响，从社会经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解释法国大革命的起源。

该学派把革命不断走向暴力与激进化归咎于战争所造成的国内外危急形势，内忧外患迫使革命者不得不诉诸恐怖。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阿尔贝·索布尔认为，山岳派从吉伦特派手中接过的国民公会实际上处在一个腹背受敌的境地，反革命势力由于联盟叛乱而更加嚣张，国外反动势力的入侵对国境线造成的压力也愈发紧迫。

此外，物价高涨激怒了人民，民众起义也对革命政府造成压力。与此同时，山岳派需要借助民众暴力推进革命。正如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马丹所言:“雅各宾主义正是国家机器层面的政治试图控制民众政治的一种努力。”

在他看来，民众暴力走向失控与暴力泛化，革命者不得不采取激进的政治路线。即通过国家层面实行恐怖政策以从民众手中夺回主权。因此恐怖实际上一种政治策略而非内在的革命计划。

兴起于20世纪中后期的修正史学派，以弗朗索瓦·孚雷、莫娜·奥祖夫等历史学家为代表。该学派强调政治话语与意识形态在革命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即侧重于从“政治解释”而非“社会解释”。

孚从革命话语与意识形态的角度考察大革命中的暴力与恐怖，他指出“从1789年5、6月到1794年热月9日，从内部来看，这个时期的特点并不是革命和反革命之间的冲突，而是连续更替的议会的代表和各俱乐部活动人员之间为争夺人民意志这个占主导地位的象征性阵地而展开的争夺战。”

例如，巴黎民众发动武装起义攻占巴士底狱的行为被革命者赋予了新的政治意涵，即反抗阴谋。因此，民众的起义获得了正当性。巴黎高等社会研究院的帕特里斯·葛尼菲教授深受修正史学派影响，他认为革命冲击了旧秩序，必然会产生敌人，革命制造的语言、词汇、言论中包含大量激进色彩。

革命政治的内在激进性把可以解决的分歧转化成截然对立的敌我矛盾，最终陷入无法转圈的处境。而革命演变成革命者之间的政治和权力的竞争从而暴露出革命的暴裂与残酷。

斯塔尔夫人的历史观中，体现出对革命心理与情绪的关注与修正派更为契合。她强调恐怖的根源在于法国独特的政治文化，并通过结合法兰西民族的历史和社会、政治的独特性来理解当下和未来的政治行为。

斯塔尔夫人揭示了旧制度、与革命恐怖的隐秘关联，在她看来，恐怖这种独特的政治现象是雅各宾派内部分裂、各党派争夺革命话语权的结果。正是由于革命领袖缺乏政治节制、缺乏一种在政治实践中生发出的政治智慧。

从而造成社会瓦解的消极感受与在人们对法国革命政治的失望相互交织社会的道德基础遭到破坏，在揭发与被揭发的猜疑和恐惧的情绪中强化了人们的危机意识，并推动革命不断激进化，最终走上恐怖主义的道路。